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圖註：段文傑復原的敦煌壁畫

文 | 諶旭彬

短史記第397期《張大千如何瘋狂破壞敦煌壁畫》推出後，有不少讀者表示質疑。其中最有力的質疑證據，乃是「解放前，甘肅省參議會組成專案組調查，結論張大千未破壞。」「甘肅參議會不是民間組織，張大千沒破壞敦煌壁畫的結論是歷史的公證。」

這個「質疑證據」確實存在。

甘肅省參議會1949年確從敦煌藝術研究所得到回復稱「張大千在千佛洞並無毀損壁畫情事」，但該回復不可信

查四川張大千紀念館終身高級顧問李永翹所編纂的《張大千年譜》，有如下記載：

1948年7月15日，甘肅省參議會第一屆第六次會議上，敦煌縣參議員郭永祿向大會提出：「敦煌千佛洞壁畫被張大千大量竊取，請注意保護。」16日，郭永祿有提出動議：「敦煌千佛洞壁畫，前被張大千剝奪損壞極大，並在南京公開賣買贈送」，同時提出：「近，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將該所八十多人員額僅用五、六人，仍然盜賣壁畫、經典，請主張一併查辦。」甘肅省參議會經多次商議，「決定由通渭參議院亢維斗領銜另提議案，暫時不追究常書鴻，集中力量打張大千。」7月28日，第十六次會議上，亢維斗提交正式議案，「建議省政府轉請教育部，嚴辦借名罔利破壞敦煌古迹之張大千，以重歷史文化而儆尤」。議案得到何生謹等10名議員的聯名附議，旋被大會通過。隨即，該案被送呈南京中央政府教育部要求核查。至1949年3月，甘肅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七次會議召開，在總結上年第六次會議所提議案之執行情況時，曾報告稱：「省府函復：查此案先後呈奉教育部及函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電復：張大千在千佛洞並無毀損壁畫情事。」

簡單說來，就是在1948年7-8月間，部分議員在甘肅省參議會上要求調查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一事，予以嚴懲。甘肅省府將此事上呈教育部，教育部又轉交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調查。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答覆是：張大千沒有損毀千佛洞壁畫。

那麼，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這個答覆，可信嗎？

答案是：不可信。

首先，這個事情由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出具答覆，本就不合適

當事人張大千，乃該研究所發起成立時的五位籌委會委員之一。張被聘為籌委會委員，是在1943年1月；當時，輿論正指責張在敦煌「破壞壁畫」。張以嫌疑之身，躋身為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發起人，曾引起學界的失望。如湯用彤教授感慨：「近來國人頗言開發西北，敦煌藝術遂常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機關之一，以於髯（于右任）為護持，張大千為主幹，西北古迹之能否長存，恐為一疑問。」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後，張亦受聘為委員。

其次，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有多方材料可以互相佐證，不是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一紙簡短答覆可以否認

試舉三例：

例一：考古學家衛聚賢目睹張大千剝掉壁畫

1941年，考古學家衛聚賢自敦煌歸來，曾親眼目睹張大千在千佛洞內，「先繪最上一層，繪後將其剝去，然後又繪再下一層，漸繪漸剝」。這種做法，對張個人的繪畫技藝有很大好處，但對文物本身，卻是極大的破壞，被張剝掉的壁畫，無法還原，後人再也見不到了。張留下的臨摹稿，也並不能代表壁畫的原意。

例二：雕塑家王子云目睹張大千對壁畫的臨摹「不是保存現有面目」

1941年底，教育部「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也在千佛洞考察，該團團長、雕塑家王子云也親眼目睹了對敦煌壁畫的破壞性臨摹。王子云說：「我們（臨摹的）目的是為了保存原有面貌，按照原畫現有的色彩很忠實地把它摹繪下來，而張大千則不是保存現有面目，是『恢復』原有面目。他從青海塔爾寺雇來三位喇嘛畫師，運用塔爾寺藏教壁畫的畫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畫，加以恢復原貌，但是否真是原貌，還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紅紅綠綠，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廟那樣，顯得有些『匠氣』和火氣。」

例三：史學家向達目睹張大千「任意勾勒原畫，以便描摹，損壞畫面，毫不顧惜」

1942年，史學家向達隨西北考察團前往敦煌，目睹張大千「組合十餘人，作臨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畫，以便描摹，損壞畫面，毫不顧惜。」「最令人憤恨者，為任意剝離壁畫一舉。千佛洞各窟，往往有為北魏隋唐原開、經五代宋元人重修者。畫面偶爾剝落破損，原來面目，暴露一二。張氏酷嗜北魏隋唐，遂大刀闊斧，將上層砍去，而後人重修時，十九將原畫劃破，以使灰泥易於粘著。故上層砍去後，所得者仍不過殘山剩水，有時並此殘山剩水而亦無之者。如張氏所編三0二號窟，窟外經宋人重修，張氏將宋畫剝去，現唐人所畫二天王像，遂續將此窟門洞宋人所畫一層毀去，下乃一無所有，而宋人畫已破碎支離，不可收拾矣。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向達致信傅斯年、李濟，希望其能函告于右任，阻止張大千此種行徑，但直到1943年5月，張才在輿論的質疑聲中遲遲離開敦煌。

圖註：為保存文物，臨摹應該首重與壁畫現狀保持一致（左圖）；但張大千的臨摹乃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對壁畫現狀進行「還原」（右圖，原圖為彩色），這種還原，未必接近或符合壁畫剛剛完成的形態。

其三，張大千本人及親友所留存的資料，已「不打自招」其對敦煌壁畫確有破壞。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一紙簡短答覆，否定不了這些材料

也試舉三例：

例一：張大千之子承認當時曾用玻璃紙在壁畫上描摹。這種描摹方式對壁畫損害嚴重，被敦煌研究所嚴禁使用。

張大千之子張心智，曾參與張大千的敦煌之行。據他回憶，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的方式是先「用玻璃紙在壁畫上描下來」。《張大千年譜》也稱：「先生臨摹的方法是：先以大幅玻璃紙(透明紙)依壁畫原作勾出線條初稿，各部記下原作顏色，然後將此紙貼在木框綳著的畫布背後，迎著陽光照射，用柳炭條先在畫布上勾出影子……」

這種用玻璃紙直接貼在壁畫上勾描的臨摹方式，對壁畫的損害是巨大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1944年成立後，將這種臨摹方式列為「絕對禁止」。該所首任所長常書鴻，1948年在《大公報》刊文，稱呼此種臨摹方式乃是對文物的「謀殺性的行動」。常氏說：

「研究所……近來已絕對禁止兩項過去已成了習慣的不合理的方法。其一是用玻璃紙在壁畫上直接印模畫稿，其二是用液體噴在畫上幫助顯示漫漶的壁上題記。千佛洞的壁畫都是用粉質的顏料畫成的，畫的時候是和有膠質的，但經過千百年時間，有些因為氧化作用，變色之後大部浮表在壁畫面上，嚴重鬆散，很像霉糊物體表面的綠苔。假如要在上面刻畫、加水，可以想像得到的，這種損壞壁畫的措置是如何樣子的不合情理。我想一切愛護敦煌壁畫的人都應該一致反對這種謀殺性的行動。」

常氏嚴厲批評的「用玻璃紙在壁畫上直接印模畫稿」，與向達當年所見到的張大千「任意勾勒原畫，以便描摹，損壞畫面，毫不顧惜」，顯然是同一行為。由常氏此文，也可知1949年所謂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電復：張大千在千佛洞並無毀損壁畫情事」一節，並不能拿來作為張大千未曾破壞壁畫的證據。

例二：張大千自己留存的工作記錄，保存下了其破壞壁畫的蛛絲馬跡；好友謝稚柳也承認確有此事。

此外，張大千對敦煌壁畫，最令人痛心的破壞，乃是為一窺內層壁畫，不惜剝開外層壁畫，同時又不按原圖臨摹外層壁畫，使得被毀壁畫永難再現。剝離外層壁畫一節，張大千晚年雖極力否認，但因其早年嚴重缺乏文物保護觀念，故1941-1943年間在敦煌留下的記錄，反忠實保存下了其破壞壁畫的蛛絲馬跡。如敦煌文物研究所編第130號洞窟，張大千的記錄是：

「甬道兩壁畫，幾不可辨，偶於殘破處，隱約見內層硃色粲然，頗以為異，因破敗壁，遂復舊觀。」

張剝離這些壁畫時，毫無文物保護觀念（尤其是當時國內的壁畫剝離技術還相當落後，張的團隊則可謂毫無專業的壁畫剝離技術），故向達曾在洞窟中見到這樣一則「題壁」留言：「辛巳八月發現此複壁有唐畫，命兒子心，率同畫工口口、李富，破三日之功，剝去外層，頗還舊觀，歡喜讚歎，因題於上。蜀都張髯大千。」辛巳八月，即1941年八月。曾隨張大千前往敦煌工作的謝稚柳，其晚年回憶也可以佐證張上述材料。謝說：「當年，張大千在敦煌，的確打掉過兩幅壁畫。……我到敦煌之前，這兩幅壁畫的外層，已經給張大千打掉了，所以我沒有親眼看見打掉的過程。……知道這件事的，除了我，還有當時張大千請來為他縫畫布、釘畫框的幾位青海喇嘛，和當時一些在敦煌的人。」

例三：《張大千年譜》承認張的臨摹不是忠實於原畫，而是根據個人認知「還原」線條和色彩。這種「還原」，敦煌學術界是有意見的。壁畫已遭破壞，臨摹稿又非原畫，文物損失甚大。

用玻璃紙在壁畫上直接印模，或者是把外層壁畫給剝了，卻又不按壁畫現存原樣臨摹，而是按照張大千個人理解去補線條、補色彩，名曰「還原」壁畫。此節，《張大千年譜》也有一段非常「自相矛盾」的記載：「先生臨摹壁畫的原則是：要一絲不苟地臨下來，絕對不許參以己意。……壁畫中有年代久遠者，先生定要考出原色，再在摹品上塗上本色，以恢複壁畫的本來面目(即所謂『復原臨摹』)，故先生的許多摹品，常顯得比壁畫原作更鮮艷、更漂亮。」（11）

當時，國內敦煌學研究尚未起步，無任何研究成果可供借鑒，張大千也只是敦煌藝術的一個初接觸者，是不可能在「考出原色」一事上不出現失誤的；既然孜孜於考證畫面的原始色彩，使其臨摹品「顯得比壁畫原作更鮮艷、更漂亮」，自然也就談不上是忠實於現存壁畫的原樣，談不上「絕對不許參以己意」。《張大千年譜》欲為張辯解，卻在事實面前，顯出了左支右絀的窘狀。

敦煌研究院院長、學者段文傑，在敦煌面壁五十載，致力於壁畫的復原臨摹工作。晚年曾如此評價張大千所「復原」的壁畫：

「恢復原貌：即恢復到壁畫剛完成時的新面貌，……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則根據從西夏壁畫下層剝出的魏唐壁畫殘跡全部復原，使臨本煥然如新。我們認為未經詳細調查、科學化驗和論證，不敢輕率從事。故只作為研究項目，我曾根據263窟剝出未變色壁畫，觀察並與285窟未全變色壁畫比較，探索色彩演變規律，復原菩薩三身，還復原了263窟降魔變。作為試驗，後來又根據張大千剝出的130窟盛唐殘畫《都督夫人太原王氏》，復原《都督夫人禮佛圖》，補救了張氏、鄧氏復原臨本之所失，基本體現了原作精神，但它是四五個月時間，觀察比較，調查研究，參閱歷史文獻，綜合研究的成果。」（12）

結語

綜上。雖然張大千本人及其門生弟子友朋，多年來一直竭力否認曾破壞敦煌壁畫，且以甘肅省參議會的所謂調查與答覆做為最有力的否認證據，但這一證據站不住腳，缺乏說服力。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圖註：左圖系被張大千剝掉外層宋代壁畫所露出的唐代壁畫，因剝離技術不過關，對內層壁畫形成了大面積的損壞，且剝離後長期置於陽光照射下，缺乏保護，至段文傑等抵達敦煌時已模糊不清難以辨識。右圖為段文傑長期潛心研究後，所繪製的復原圖（原圖為彩色），該圖現已成敦煌壁畫復原臨摹的代表之作。

注釋

李永翹，《張大千年譜》，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7，P237-250。湯用彤致胡適信，1943年1月19日。傅斯年、李濟致於右任函，1942年12月5日。該函原件現藏台灣中研院；函中提及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驥、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對張大千的控告函，寫於1941年12月20日，原件亦藏於台灣中研院。王子云，《從長安到雅典：中外美術考古遊記》（上），嶽麓書社，2005，P70-71。向達致傅斯年函，1942年11月5日。向達致曾昭燏函，1942年11月5日。張心智，《張大千敦煌之行》，收錄於《敦煌文史資料選輯 第1輯》。李永翹，《張大千年譜》，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7，P152。常書鴻，《從敦煌近事說到千佛洞的危機》，上海《大公報》，1948年9月10日。《莫高窟記》，P44-45。（完稿於1943年2月）；1944年出版的《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目次》（西南印書局），也有相同記錄。鄭重，《畫家·理論家謝稚柳》，《朵雲》第七集，上海書畫出版社，1984年，P140。（11）李永翹，《張大千年譜》，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7，P152。（12）段文傑，《臨摹是一門學問》，《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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