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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旭東:節曰:社會的透鏡——《中國中世紀的鬼節》評介

原載於《國際漢學》2000年02期

侯旭東:節曰:社會的透鏡——《中國中世紀的鬼節》評介


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


幽靈的節日:中國中世紀的信仰與生活


侯旭東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年9月


本書新版已由上海出版社出版

侯旭東:節曰:社會的透鏡——《中國中世紀的鬼節》評介



作者: [美]太史文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 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


譯者: 侯旭東


出版年: 2016-8


頁數: 128

定價: 48.00元


裝幀: 平裝


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述清初北京的「中元」云:


中元祭掃,尤勝清明。……庵觀寺院,設盂蘭會,傳為目連僧救母日也。街巷搭苫高台、鬼王棚座,看演經文,施放焰口,以濟孤魂。錦紙紮糊法船,長至七八十尺者,臨池焚化。點燃河燈,謂以慈航普度。

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記清末京城「中元」活動:


中元日各寺院製造法船,至晚焚之,有長至數丈者。……各寺院設盂蘭會,燃燈唪經,以度幽冥之沉淪者。運河二閘……至中元日例有盂蘭會,扮演秧歌、獅子諸雜技。晚間沿河燃燈,謂之放河燈。

侯旭東:節曰:社會的透鏡——《中國中世紀的鬼節》評介



中元是道教的稱呼,依佛教術語當叫盂蘭盆節,更流行的說法則是鬼節,其時為陰曆七月十五日。清末距今尚不滿百年,但這種喧鬧的節日場面距當代中國人的生活已頗遙遠,幾乎化做歷史陳 跡了。不過,半個多世紀以前,七月十五日的熱鬧景象幾乎遍及全國。隨手翻開《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彙編》,各地「歲時民俗」 一目下「七月十五日」十之八九有節慶活動,北到黑龍江省的訥河縣,南至海南省的瓊山、文昌、定安、樂會、臨髙、感恩諸縣都能見到它的蹤影。每逢此日,詣先塋祭掃、掛錢、放河燈、作「盂蘭會」則是少不了的內容。


這樣一種全國性的節慶自然不會逃脫民俗學家乃至史家的 注意。但略讓人感到遺憾的是,介紹節慶活動的書籍、辭典雖多,加以認真研究的卻寥若晨星。各種介紹內容繁簡有別,實質大同小異。不外乎先敘佛、道經中的依據,次舉史例,後接不同時期的節慶記載。只有事實的羅列,缺乏細緻深人的分析。


古人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或是中國學者熟視無睹、罕加深思的原因吧。198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 Stephen F. Teiser(太史文著的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中國中世紀的鬼節》)一書,則展示了一位當代美國學者對這個古老中國節慶的理解。


太史文身居北美,隔岸觀火,且他眼力不凡,為讀者勾勒出一 幅與眾不同的畫面。作者心中盤旋的問題是中世紀(書中主要指唐代)鬼節在世間影響有多大?是不是僅庶民百姓才過此節?在不同背景的人眼中鬼節的意義是什麼?它為什麼能在中國久行不衰?這位旁觀者不僅希望了解「是什麼」,更想知道「為什麼」, 想通過它了解中國古代的社會。後者恰恰是局內人關心不夠的。


此書連導論、結語共分八個部分。導論既概括了全書主要內容,也闡明了作者的基本分析框架與思路。它首先綜述鬼節的主要活動、在中國及東亞流行情況與鬼節的多重意義,進而提出對中國社會中宗教形態的認識。作者採用了社會學家楊慶堃首倡的分析框架,即將社會中的宗教區分為「制度型」與「擴散型」兩 種,並加以修正來為鬼節定位,視之為涵蓋了從擴散型宗教到制度型宗教的所有形式。由此引出對資料性質的關注,強調不同資料的價值,突出視角的多樣性。最後由揭示宗教形態轉到具體考察佛教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如果說前一部分是以社會為背景分析宗教的話,這裡則是立足於具體宗教來闡明它與社會的關係。其中主要是對學術史的回顧與反思,核心見解是不應過分誇大中印宗教間的根本差異,無需過多糾纏於起源問題,而應把中 國佛教,乃至鬼節視為一環環相扣、具有內在意義的整體。換言之,研究思路應從偏重歷時性與發生學考察,轉向對現象內涵做共時性的分析。


第二部分分別探討了佛、道兩教流行前中國本土七月的歲時風俗、印度佛教的安居以及道教七月份的活動,這些來源不同的 活動後來均構成鬼節的一部分。作者意在說明七月半的鬼節是在本土傳統基礎上結合佛、道教的行事而產生的,它不純為舶來品,有本土根源。


第三部分也是全書最長的一章,作者按時間先後列舉了與鬼 節有關的多種唐代文獻,從歲時記、佛經(人藏的、藏外的)到詩、 賦、正史、典章、經疏、講經文、變文、儀軌與私人遊記等。這些文獻立場各異,來自於社會各種層面,自不同角度表達了對鬼節的理解。作者通過將各種文獻並置一處,把鬼節的多彩畫面與多重意義揭示出來,同時也使鬼節流行情形具體地展現出來。這即作者所說的「片斷史」的敘述方法。以上兩部分以歷時性的分析為 主。


後四部分則是更為綜合性與共時性的分析。「目連救母」神話足以證明鬼節的合理性,第四部分集中討論鬼節與《盂蘭盆 經》中譯本出現前中國佛教神話中類似的主題。認為各種盂蘭盆文獻中涉及的大多數內容已見於早先的中國佛教神話,這些內容在鬼節流行前就已為社會上下不同背景的人們所熟知,所以,5 世紀鬼節及目連神話出現後自然能廣泛流行。


第五部分轉而分析盂蘭盆文獻中的「目連」的形象。由佛教神話可知,不少佛子如優多羅、那舍及舍利弗的行為與目連相近, 就是佛陀本人也有為亡母說法使之覺悟的經歷,為什麼不是這些人而是目連成為人們關注的核心?作者認為「目連之所以風靡中國中世紀是因為他符合中國本土宗教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巫, 亦因為他符合佛教聖人的理想」。(第40頁)「目連在中國宗教中保持一中心位置是由於他將為不同社會階級所能認可的巫的諸種形式集於一身。」(第67頁)


第六部分考察盂蘭盆文獻中的宇宙觀,主要圍繞《目連救母變文》展開。作者指出變文中的宇宙觀不是一個中國官僚與印度神祇的缺乏連貫性的拼合體,而已是一個經過整合的體系,它與 佛教經論的正統觀念有別,更接近於唐以後民間宗教的冥間世界。變文中的冥界對於目不識丁以及在信仰上首先關注祖先當下處境及其在陰間前途的人最具吸引力。


第七部分討論鬼節折射出的僧人與祖先崇拜、佛教與家庭的 關係。認為節日的流行意味著僧人步入家庭宗教的核心,由社會的累贅、附屬品變成家庭生活不可缺少的角色,成為交換循環的 一環,這是中國社會劃時代的大調整。僧人能起此作用,正是由於他們棄俗遁世。以上四部分從四個側面解釋了鬼節能廣行於世的原因。


結論部分則提出不少有啟發性的看法,如對「民間宗教」概念及運用的反思,提出研究中國宗教的社會背景時應使用較「民間宗教」更為細緻的概念,必須留意中國社會宗教生活中持久的 成分,認為「只有當中國宗教的這些形式依據中國社會背景加以 探討時才會更好地理解中國文化。」(第217頁)並將鬼節解釋為「通過禮儀」來說明節日中的諸多矛盾現象,作者還據鬼節發展的事實對衡量中國佛教發展的標準提出新見解,認為「關於佛教 的軌跡必須包括比時間及思想更多的維度」,「佛教對中國社會 更為普遍的影響見於那些不獨為佛教所有的領域。」(第23頁)


讀罷此書,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眼光。作者並非就鬼節論鬼節,而是將節日置人唐代社會的大背景中加以把握。在唐代,舉 國上下歡度鬼節,確如作者再三指出的,鬼節宛如一面透鏡,透過它可以看出不同人對節日的不同理解,種種不同理解賦予節日多重意義,自這些理解又可以發掘出宗教與社會的諸多信息,從而展現唐代社會絢麗畫面。


該書視角新穎獨特,分析深人獨到,問世之後,佳評紛至。其 貢獻用克里曼(F. Kleeman)的話來說:「他對傳統漢學及佛學領域的超越為未來中國宗教研究創立了一個新的模式。」由於本書成就突出,因而榮獲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頒發的1988年度宗 教史領域的最佳處女作獎。1996年該書又出版了平裝本。這在美國漢學界也不多見。


本書作者太史文對中國讀者來說可能還較陌生,但他近十年 來在美國漢學界相當活躍且頗為出名。他早年畢業於歐柏林學院,1986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宗教學系獲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 《中國中世紀宗教中的盂蘭盆節》(該文北京圖書館有收藏,檢索 號為DA8610723),本書是在該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此後,他名聲鵲起。1990年出版的巴斯韋爾(Robert BUSWell)主編的《中國佛教疑偽經》一書由太史文審稿;《亞洲研究雜誌》第54卷第2 期(1995年5月)上的中國宗教研究評述中,由他負責介紹近些 年西方中國民間宗教研究狀況;1996年出版的《實踐中的中國宗教》一書,由他撰寫名為《中國宗教精神》(The Spirits of Chinese Religion)的長篇導論。1994年,他的又一部專著面世,題為《十王經與中國中世紀佛教冥間的形成),其內容實為本書第六章之延伸與深化。中國唐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學術刊物《唐研究》亦聘請太史文任海外編委。他現執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宗教學系,已獲終生教職。


美國漢學家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曾說「目前優秀的漢學家,往往將社會科學方法與文獻學功底相結合,執於一偏的學者都難有大的成就。」此書能夠獲得成功,正在於這種結合。


恰如作者在序言中所云,他試圖使「一些全球性的思考與中 國個案的獨特性結合起來」。在傳統的漢學、佛學研究方法之外, 作者直接受益於社會學、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選取節日作為研究對象本身就是受到人類學的啟發,宗教節日一向是人類學關注的重要課題。將節日置人社會背景中考察,注重共時性的分析又不難見到社會學方法的影響。他把鬼節視為具有多重意義的象徵事件,是「通過禮儀」,亦是取資於人類學的理論。第三部分所採用的「片斷史」的敘述方法多少可以看到人類學家格爾茨倡導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印記。最值得稱道的是作者並非簡單地套用各種時髦的理論,而是依據史實慎思、明辨,然後定取 舍,在理論上也能有所建樹。他分析鬼節在社會中的影響時放棄 了幾十年來流行的「民間宗教」與「大小傳統」二分的框架,轉而採用楊慶堃提出的框架就是明顯的一例。


從唐代史料看,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各個階層的成員七月十 五日均歡度鬼節,節日乃是一種跨階層的文化現象,如果按照「大傳統」與「民間宗教」二元對立的分析思路,無論側重哪一方來把握鬼節,都難免顧此失彼,不可能全面揭示節日的意義。太史文注意到傳統思路的弊端,特別是「民間宗教」概念存在的問題,轉 而採用了楊說,並加以修正,將鬼節視為涵蓋了從擴散型宗教到 制度型宗教的所有形式,並採取「片斷史」的敘述方式,從而藉助節日可以了解到上至皇帝下及庶民生活與信仰的一個側面。


近來反思「民間宗教」概念之缺陷的西方學者漸多,最近又有人提出了修補性的「共同宗教(common religion)」之說,指為不同階層所分享的宗教現象。太史文筆下的鬼節實際就是「共同宗教」的一種表現,不過他未使用此語,但他的研究證明了共同宗教的存在,實際為新說的出現奠定了基礎,也為西方學者認識中 國文化開闢了新思路。


本書突破了以往圍繞經典、教義、高僧大德展開佛教史研究的舊模式,開拓了新領域,提供了新思路,代表了美國中國佛教史 研究的新進展。


與歐洲、日本相比,美國學界研究中國佛教史起步較晚,起點也不高,但進展神速,大有後來者居上之勢。雖然早在19世紀末 就出現了美國人對中國佛教的零星記載,但多為個人遊歷、觀察所得,還談不上規範的學術研究。真正的學術研究始於20世紀 40年代,20餘年前故去的芮沃壽(Arthur F. Wright)是美國第一 代治中國佛教史的學者,他的博士論文發表時篇幅不足50頁,內容是關於十六國後趙時的神僧佛圖澄的傳記,基本屬敘述性的作品。與他相先後畢業於哈佛大學的周一良先生的博士論文題 為《中國的密教》,內容為贊寧《宋高僧傳》中善無畏、金剛智與不 空金剛三位傳記的英譯再加上一些考證性的附錄,亦屬敘述、考據之作。無論從研究的廣度與深度來看,均不能與當時的歐洲、日本及中國同行相比肩。時隔半個世紀,情況則大為改觀,美國學界總體水平如果還不能說超過日本、歐洲的話,至少可與之相媲美。近些年更是新作迭出。看看湯普遜(Laurence G. Thompson)編的兩本論著目錄,前一本收至1980年,續編收 1981 —1990年,比較兩書中佛教部分的數量與題目,便不難看出 80年代以來美國漢學家在這方面取得的進展。他們研究的不 少領域中國學者涉足不多甚至未曾涉及,太史文之書即是一例, 其新著亦如是。又如對中國佛教疑偽經,美國學者近來頗為重 視,成果不少,巴斯韋爾主編的論文集《中國佛教疑偽經》對數種 疑偽經典做了專題研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德野京子(Kyoko Tokuno)的博士論文(1994)是對《提謂波利經》的專題研究,這方面的工作,日本及美國學者均領先於我們。再如田中肯尼 (Kenneth Tanaka)所做的對凈影慧遠《無量壽經義疏》的英譯與 專題研究,在中國也少有人肯下這種功夫。至於對民間信仰的研究,更是碩果累累,已譯為中文的歐大年的《中國民間宗教教派研究》以及韓森(Valerie Hansen)的大作便是代表。


美國學者的研究不僅成果多,方法亦是諸流競勝,呈多樣化態勢。既有對個別經典、人物的專題研究,也有對宗教現象信仰的綜合考察;既有以傳統的文獻學方法見長的著作,也有利用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方法之作。無論趨新還是持舊,大都文獻基礎較紮實,基本見不到浮泛之作。


國內治佛學者與日本學界往來較多,對美國同行的了解並不多,此書的翻譯出版,自然有助於中美同行的交流,對中國的佛教研究乃至社會史研究也會有所啟益。


當然,也要指出,原書的寫作是基於西方學術背景,意在使西 方讀者了解鬼節及中國社會,書中運用的不少理論方法流行於西 方,而中國讀者未必熟悉,特別是那些社會學、人類學的理論、方 法對慣於作歷時性思維、喜好追問來龍去脈的中國人來說更感陌 生。陌生感會增加讀者理解原書的難度,或許有人會認為有些解 說牽強附會,這也是很自然的。陌生感同樣也會促人深思,看看這種陌生的分析方法是否提供了一些洞見,它是否具備些優長, 能否與我們所擅長的方法兼收並蓄,取長補短……一本書若能促使讀者思考,它就是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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