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參與對科學研究的未來至關重要

本期譯介的佳作是《公眾參與對科學研究的未來至關重要》（Public engagement is key for the future of science research）。該文發表於2016年NPJSciLearn的Comment版面。作者Daniel Pham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史奈德神經系統科學系的一名博士研究生。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Daniel Pham從科學家的角度出發，提出目前科學界和公眾之間的交流存在一些問題，列舉了四點目前科學界對於科學傳播和公眾參與的偏見。通過對這些「偏見」的駁斥，Daniel Pham提出了本文的核心論點，即本文題目，公眾參與對科學研究的未來至關重要，並向科學界提出建議，希望能夠提醒科學界重視向公眾進行科學傳播的問題，做好科學傳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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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作者DanielPham目前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史奈德神經系統科學系的一名博士研究生。2008年他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取得了神經科學方向的理學學士學位。2011年Daniel Pham就來到了MollieMeffert教授的實驗室，研究方向是神經元樹突的基因表達轉錄後調節。

2012年10月，他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創立了一個叫做Project Bridge的學生組織，這個組織主要關注科普工作，組織的目標是將科學與社區連結起來，希望能讓大眾有更多機會接觸和了解科學研究，培養公眾對科學的興趣。Project Bridge組織過一些科學傳播的工作坊和科普活動，例如科學咖啡（Baltimore Science Cafes）和科學演示小站（science demo boo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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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J自然合作期刊

本文發表的期刊是NPJSciLearn，全稱是NPJ|Science of Learning。這是自然出版社與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的一個合作期刊。

NPJ的全稱是Nature Partner Journals,即自然合作期刊，是自然出版社與聯合機構、基金以及學術協會合作推出的一系列只提供在線閱讀的開放性期刊。

自然出版社已經與中國許多高校開展合作，並創建了一系列新期刊。中國首個「自然合作期刊」是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與自然出版集團合作的《NPJ-計算機科學》（NPJ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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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內容介紹

文章開頭，作者介紹了皮尤研究中心和美國科學促進會最近發布的一個調查結果。這個調查主要探究科學家如何看待科普的問題。調查指出，對待一些科學問題（例如人類是如何進化的，轉基因食品是否可以安全食用，氣候變化是不是由於人類活動造成的），科學家和普通大眾之間的觀點相差很多。這說明了科學界並沒有很好地將研究結論傳播給大眾。另一個調查還發現，科學家似乎「不屑於」和公眾打交道，認為科學傳播工作對他們自身的職業發展並沒有什麼關聯。

由此DanielPham提出，科學界缺乏和公眾打交道的想法，才導致了科學界的許多重大問題。如果別人都不理解科學家工作的重要性和關聯性，大眾和政府又怎麼給予支持呢？而且科學界貌似有一點「自命清高」和「呆板」，也不鼓勵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者在學術界以外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

接下來文章分為四個部分，四個小標題分別是目前科學界存在的關於科學傳播和公眾參與的幾點偏見。

第一個偏見是，博士生項目一定要把關注點放在把科學家訓練成學術界教授上面。在這種觀點看來，博士生訓練項目就不應該有任何實驗室以外的活動。但是，數據告訴我們，不是所有的博士生都能保證得到教職，2006年，美國只有15%的博士畢業生最終拿到了終身教職，而1973年的時候這個比例還有55%。從2000年到2012年，博士生的人數增長了150%，但是開放的工作職位卻相應減少了。因此，現在的博士生培養項目應該讓學生做好應對各種不同工作的準備，讓他們能夠最大程度發揮自己的技能和知識。博士生應該有一些自由空間，好讓他們能夠在政策研究者、諮詢師、企業家和改革者等學術外的領域也能夠發揮作用和影響。

第二個偏見是，科學家的本分是把研究做好，爭取更多的科研投入不是科學家的職責。這是那些被束縛在實驗室裡頭的研究者們常有的觀念，他們太忙了，以至於沒有時間去做宣傳工作。但是，在一個與世隔絕的「氣泡」里做科研是不實際的、不穩定的。在過去十年中，基礎科研經費急劇減少。科研工作者們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爭取更多的科研經費。但是，由於缺少在政府部門工作的科學家，科學家對科研工作的宣傳也受到一定阻礙。別人沒有辦法一下子領悟到科研工作的重要性，替科學家去爭取更多經費，科學家自己必須意識到這些宣傳工作的重要性。

第三個偏見是，做科普工作對一個學者的科學事業沒有幫助。工作難找、經費減少、公眾支持減少，這些都讓研究生們有一點氣餒。在這些困難面前，很多科學家就把自己隔離起來，一心一意搞自己的研究。但是，近來有調查顯示，與記者交流越多、在推特上被轉載更多，這個學者的h指數（用於評估研究人員的學術產出數量與學術產出水平的一個指標）往往也會更高。1991年還有過一個調查，被《紐約時報》報道過的論文比那些沒有被報道過的論文要有更高的引用量。這也說明了，讓公眾知道科學研究的成果，對科學家的事業是很有幫助的。

第四個偏見是，沒有科學證據表明公眾參與是有效的。儘管科學界公眾參與到底有多少社會影響比較難測量，但是現有的研究已經表明了高質量的公眾互動和公眾對科研持積極態度之間具有正相關性。科學家不僅要和公眾打交道，更要學會如何更有效地打交道。

科普是獲取公眾信任的第一步。把科普做好的方法就是從家人和朋友開始。無論是面對面還是通過社交網路，和公眾打交道都能讓人們對科學有一種積極的看法，了解到其實科學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這樣可以培養出更多科研的擁護者，科學家和公眾之間建立起更積極的聯繫，這種間接的「草根遊說」也有利於政策的改變。

最後，作者總結，當科學家參與科普工作的時候，他們也在改變公眾對科學家的看法，讓公眾認識到科學家的能力和價值。科學家需要被鼓勵去嘗試更多的領域，而這種鼓勵需要來自上層。現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其他大學們正在嘗試用工作坊的形式，讓博士生能夠去涉足不同領域的工作。走這條路是勇氣可嘉的，科學家面前的路途依然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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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點評

本文文章開頭提到了皮尤調查中心與美國科促會合作進行的一項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科學家和普通大眾之間的觀點相差很多，科學家們似乎不屑於和公眾、媒體打交道，甚至傾向於指責民眾傲慢、媒體不負責任。

《華盛頓郵報》的記者Chris Mooney寫過一篇文章《科學家真的理解公眾嗎？》。在這篇文章中，Chris Mooney提出，其實科學家並不懂公眾。一些科學家認為，公眾不理解不支持自己，是因為他們缺少相應的科學知識，當公眾不接受自己的意見時，他們就會惱怒，採取一種「對抗模式」。這些科學家認為，需要作出改變的應該是公眾，只要他們掌握更多的科學知識、提升自己的科學素養，就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科學素養的提升並不一定能改變公眾對於某一科學話題的態度。《科學傳播人》曾推送過一篇原創文章《理解科學就會支持科學嗎？》，文章中提到,受眾的態度深受外在環境、個體既有知識和生活經驗所影響,受眾在選擇媒體和理解科學的過程中也有所差異。

科學傳播的工作是困難的，需要科學界和公眾雙方的努力。對於科學界來說，科學家需要更積極、更全面地理解公眾，與公眾互動交流，讓公眾不僅僅擁有更多科學知識，也更熟悉、更理解、更信任科學家。公眾需要學習科學知識，科學界也需要了解公眾的態度與行為。

作者：施文荻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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