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13號室」

健康 08-24

2016年8月，一篇超過十萬閱讀量的文章《楊永信，一個惡魔還在逍遙法外》在朋友圈傳播，將數年前曾以「電擊療法」戒網癮受到輿論關注的楊永信再次拉回公眾視線。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採訪了一些當年接受過「電擊療法」的年輕人，他們講述了當年和此後數年的經歷。

記者 | 蘭天鳴

編輯 | 從玉華

走出「13號室」

▎網民在一網吧玩遊戲。視覺中國供圖（資料圖片）

這是一場沒有計劃的私奔。一個小包，從家裡偷出來的4000元錢，是張旭同所有的財產。

他不敢帶手機，他怕親戚找過來，再一次把他送進網戒中心的「13號室」。

在路邊攤吃飯的時候他要找有遮擋的，公共場所要找門口位置或者方便逃跑的，偶爾見到山東車牌的車子特別是臨沂的，哪怕繞兩條街都要躲著走。

出發前，張旭同在夜市買了一把20厘米左右長的刀具，別在腰裡。他決定萬一被抓，就用它先了結了自己。

可這把刀直到最後也沒派上用場，哪怕只是削個水果。

一

從2006年至今，超過6000人在「四院」接受過治療。

2009年，衛生部一紙禁令，叫停了電休克治療儀在網癮治療的使用。網戒中心把「電休克治療」改為「低頻脈衝電子治療」。

但7年過去了，仍有人被源源不斷送到這裡，成為網戒中心的「病人」。

對很多人來說，「四院」是一個忌諱的名詞。他們更願意用「那兒」來替代山東省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網路成癮戒治中心。

張旭同第一次進「四院」是2007年，當時那裡還沒那麼大爭議。他在通宵打遊戲時，能看到網上有人喊「小心你被電」之類的。不久以後，他真的被電了。

父母找了幾個親戚強行把他從在網吧帶了出來。16歲的張旭同很平靜，一臉「要殺要剮隨便你，反正我還會跑出來」的表情。

他很聽話地跟著走，到了「四院」下車一看，心中想著「就這樣？不過如此」。

網戒中心「電擊」治療的房間門牌為13室。在這間屋子裡，有個穿白大褂的人對他說：「來，我們做個檢查，檢查一下你有沒有網癮。」說罷，8個盟友用力按著他的身體，給他嘴裡塞進了牙套。

一陣「滴滴滴滴」聲之後，有人拿著兩個白色小棒，從他的眉心往兩邊太陽穴上滑。瞬間，張旭同看到眼前一道白光，類似於閃電，貫穿腦袋左右，猶如兩個小錘用力敲擊著太陽穴。

他想掙扎卻動不了，只能張口大罵。可「他媽的」最後一個音節還沒說出口，第二輪「閃電」又一次來襲。第三次，第四次……

一個聲音問道：「還罵嗎？」

「不罵了。」

「知道自己為什麼來這裡嗎？」

「不知道。」

張旭同眼前的閃電又開始交織。他只能意識到自己發出了「嗚嗚嗚」的聲音。

「我不聽話……」

「等會兒出去知道怎麼跟你父母說嗎？」

「知道，我好好說。」

「好。讓他起來吧。」

盟友鬆開手，張旭同下床的時候直接跪在了地上。後來他才知道穿白大褂的人正是網戒中心負責人楊永信。

他至今無法用語言說清那種感覺，「那種對人心理的把控，讓人確實感受到你是真的錯了，電擊會讓你真正心服口服。就像小說《1984》，你想什麼，老大哥都知道。」

出門見到父母，他很「自然」地跪下，抱著他們哭了好久，就像「孩子本能那種餓了想吃奶，想找媽媽」。

母親也抱著他哭，那種「喜極而泣，我兒子好像回來了」的感覺。

相比於張旭同的激烈入院，比他晚幾個月到的江一帆顯得平靜得多。輟學打了兩年遊戲，厭倦每天「殺殺殺」後，江一帆主動向父親提出要治療「網癮」。於是，父親把他帶到了「四院」。

入院時接待他的正是張旭同，在江一帆印象里這個高高瘦瘦、表情嚴肅的班委是個狠角色，「給人一種壓迫感，睚眥必報」。

走出「13號室」

▎一名「網癮少年」在北京軍區總醫院網路上癮中心接受腦電波檢查 CFP/圖

二

江一帆回憶，到「四院」的第二天，他被人給舉報了。

入院電擊後，體重只有100斤的江一帆頭暈眼花，只能在病房裡休息。母親覺得悶就去外頭轉了轉。誰知道獨自在病房裡的江一帆因此違反了「不能獨處一個小時」的規定，又一次接受了電擊治療。

電擊治療在這裡被稱為「點現錢」。直接被「點現錢」的行為共有86條，比如「忽悠家長想回家」「吃巧克力」「空腹吃藥」「上廁所鎖門」等，抽象的如「嚴重心態問題」「執行力不足」「挑戰楊叔模式」「在點評課上帶有不接受情緒」等。

「每一次電擊，需要交治療費200元。」第一次在「四院」治療，江一帆就交了2000多元。

平時，孩子們互稱為盟友。盟友中選出班委，負責管理盟友；每個孩子都有家長陪同，再從中選出一些家長作為家長委員會，監督家長和盟友。

舉報他人在這裡是被鼓勵的。任何人都能向家委或班委會報告他人的違規行為，這些違規行為以畫圈的方式被記錄下來。盟友每滿5個圈就需要被電擊一次。

最開始的日子，江一帆重複著死板的生活：上午上點評課進行思想教育；下午軍訓；晚上寫日記，記錄一天感想。

他以為只要「少說」，就能安然度過這幾個月的治療，不過後來他發現這個想法太「幼稚」。

有一次，學習委員問江一帆，為什麼日記里把自己寫得那麼「積極」，而點評課舉手發言卻不積極呢？江一帆說：「沒有不積極，只是我偏內向。」

結果這件事情成為點評課上討論的焦點，主題就是「做人不能口是心非，說一套做一套」。課後江一帆被送去了「13號室」，接受電擊。

有時候意想不到就踩了「雷」：有位女盟友甚至只是因為在窗邊站了一會兒，就被認定為有「出逃嫌疑」而遭受電擊。

江一帆發現，這裡的任何人都不能信任，「即使是親生父母」。

在「四院」，吃完葯後，江一帆起初只是覺得非常平靜，後來察覺到自己反應遲緩，做事總比別人慢半拍。

他的「冷淡」引來了母親的不滿，認為他在對父母使用「冷暴力」。江一帆辯駁了幾句之後，母親舉報了他。被認定為「過於情緒化」後，他又接受了電擊治療。

被電次數多了，江一帆甚至能總結出不同的電流穿過大腦時的感覺。

「當電流為10毫安的時候，看到的是電視雪花點，當電流是20毫安的時候，看見的是一條黑白線。當電流是30毫安的時候，是一條更粗的黑白線。」

他還總結出「自保」的三條鐵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討好「掌握生殺大權」的班委和家長。

一次軍訓，一個盟友只因說了一句「我累了」，結果第二天就被班委舉報，接受電擊治療。理由是「思想負面，不接受改造」。此後，這位盟友語言中所有的「累」字都換成了「不勤快」。

他還曾目睹過身為班委的張旭同，對一些看著不順眼的盟友，立馬施以50個俯卧撐的懲罰。

三

如今，張旭同在一家穩定的事業單位上班。

談起當年當班委的日子，張旭同一下子來了興緻，「有種特權階級的感覺」。

班委張旭同手中的權力不小，可以整治一些不太順眼的盟友，甚至直接將對方送進「13號室」。

不僅如此，班委還享有更多自由，「就像縣級幹部一樣，很多事情刷臉就可以。班委找個理由就能走出緊閉的大門。」張旭同說。

他批改盟友日記時，會仔細檢查文字里有沒有任何不良的思想苗頭，如果日記中出現「被管教」3個字，他會以「不服從改造」為由送對方接受電擊。

可能因為那屆班委的行事過於張狂，不少盟友稱他們是「黑委」。甚至有人提議要罷免班委。

不過，那些舉手贊同罷免的盟友很多被送去電擊治療。

張旭同說，每天最開心的時候是趴在床鋪上寫日記。由於床鋪靠窗，他可以偷偷地看著窗外的街道和行人，幻想著出院之後也能自由自在地走在街上。

如果運氣好，他會成為「別動隊」成員，出去放放風。「別動」二字就是「站著別動的意思」。隊伍專門逮捕那些因為行為「走偏」、或需要第二次進「四院」的「再偏」盟友。

張旭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派往山東泰安抓人。晚上9點，四五個人乘著一輛金杯救護車出發。第二天凌晨1點，車直接停在泰安的一家網吧門口。

張旭同在裡頭找到了那位「再偏」的盟友。這個人他認識。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當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有點放鬆。」張旭同說，「不是那種信任的感覺，是那種『我終於要被抓回去了』，就像法治欄目里常說的，另一隻鞋落地了。」

四

如果不是因為愛情，張旭同應該不會以那麼痛苦的方式結束他在「四院」的第一次治療。

在那段日子裡，張旭同覺得自己的支點就是愛情，是在「黑暗」中的最後一點微光。

一天黃昏，張旭同和副班長一起，偷偷來到網戒中心的電腦房，把電腦屏幕的光亮調到最低，打開女友的QQ空間，留下了一句話：「快出院了，等我。」

可磨砂窗戶透出的屏幕微光「出賣」了張旭同。他們被家委會的一名家長路過，抓了現行。

當晚8點多，很多盟友被叫進了「13號室」圍觀。江一帆就在現場。據江一帆回憶，晚上9點多，網戒中心負責人楊永信匆忙趕回醫院來做治療。

在接受治療前，張旭同站在二樓的窗邊，看見了樓下的母親。天有點黑，他看不清楚她的臉，只聽見她喊了一句至今都令他無比絕望的話。

「加大劑量，電死他！」

電擊很快開始，張旭同不僅承認了自己的錯誤，甚至供出了班委做的其他「壞事」，以求減輕痛苦。幾個班委在陸續接受電擊治療後，他們又反過來指認了張旭同在廁所里辱罵楊永信的事情。

剛休息一會，他又被自己「出賣」過的盟友送上了黑色的電擊床。

據江一帆回憶，當時十幾平方米大的小屋裡，空調開到16攝氏度，卻依舊燥熱。大家圍著治療床站著，最靠近床邊的是新來的盟友。房間里沒有鍾，感受不到時間的流逝。有人渾身哆嗦、有人癱軟、有人暈厥後被抬走。

空氣中留下的是張旭同發出的「嗚嗚」聲，以及儀器滴滴作響的聲音。

後門被牢牢鎖住，很多盟友能夠減少恐懼的方法就是拚命地往後退。更多的人選擇靠在了牆上。

江一帆渾身是汗，他可以感受到周邊人的重量。「如果換我的話，就想一下電死多好。」他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當時張旭同不停地抽搐，「眼珠子都要出來了」。

懲罰持續到了深夜，當晚張旭同在電擊台上休克了。

等到張旭同再次醒來時已經是中午，他在病房打著吊瓶，母親就在旁邊。他開始一直裝睡，以逃避之後可能還要面對的治療。可他還是被盟友發現後帶走。

兩周後，在新一輪的選舉里，張旭同獲得了20多票，再次當選為班委。

江一帆至今忘不了當時張旭同的樣子：「像一具被抽走靈魂的驅殼，面無表情，眼淚往下流，一個勁地說：『我都這樣了，大家為什麼還要把票投給我？』」

沒多久，張旭同出院了。盟友間氣氛有了變化。

「電擊的恐懼，告密的戒備，大家更加能『裝』，大家將自己封鎖起來。」多年以後，江一帆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

大部分人剛出院那會兒，都會跟「打了雞血一樣」，保持一段時間在「四院」的狀態。

江一帆也不例外，他用盡全力讓父母滿意。

最開始他的英語只有40分，爸媽皺著眉頭；江一帆努力衝到了60分，爸媽還是覺得太偏科。英語分數最終衝到了90分。他說，當時真正的動力來自於恐懼：害怕表現不好，有可能再次被父母送回「四院」。

儘管當時備考壓力很大，每兩周江一帆還是會玩兩個小時的《夢幻西遊》。在他輟學打遊戲的那兩年，這款遊戲讓他的月收入達到5000元。

他滿心以為只要考上大學，就能逃離父母的管控，逃離被送回「四院」的恐懼。可事實證明，他錯了。

五

想要逃脫恐懼的不只有江一帆。

從四院出來後不久，張旭同也經歷了一段非常「聽話」的時間。

除了好好學習外，他下課後想去操場轉一會兒都怕回家晚了惹父母生氣；明明不高興，見到父母卻還要裝做「謝謝你們讓我重生了」的樣子。

更痛苦的是忍受愛情的煎熬——想見女友。但恐懼時刻提醒著他：不行，你不能去。

愛情再一次戰勝了恐懼，卻引發了新一輪恐懼。他像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覺得每個角落都有眼睛注視著他，「見女友的事情遲早會被『四院』發現」。

張旭同作好了和女朋友私奔的打算。因為女朋友名字中有一個同字，平時大家都喊她「大同」。兩人決定去山西大同。

他們沒有告訴任何人，也不敢帶手機，坐了40多個小時火車後，來到一個連氣候都不熟悉的城市。那是私奔第一站，也是最後一站。

張旭同找了一間100元一個月的出租屋安頓了下來，對未來滿心期待。

但恐懼依舊如影隨形，他怕「別動隊」和親戚會找過來，再一次被送進去。

身上的4000元很快花得差不多了，張旭同去勞務中介找工作。因為沒有身份證，中介把他推薦到一家煤窯上班，一天賺50元錢。

他和幾個皮膚黝黑、身體精瘦的人坐著五菱小麵包車前往離大同100多公里的一個礦場。

一路上，張旭同還沉浸在找到工作的喜悅中。可到了礦場，電視節目里出現過的謀財害命的黑煤窯不斷地在他腦子裡晃。他最後步行逃回了大同。

後來，他應聘過耐克店的店員，因為多嘮叨了幾句「不給加班費」，被人告狀後，「硬氣」地辭職。他也重操過舊業，在遊戲廳里打金幣和裝備賺錢，可依舊入不敷出。

他說，在那半年多里，沒有一點漂著的感覺，「至今覺得在外面是好的，是活著的」。

可當花光了口袋裡的最後一分錢時，他最終還是選擇向父母求助。

回來後，張旭同沒有回父母家，他每天換不同的地方睡覺，睡覺前在門口放一個空酒瓶，有人開門瓶子就會倒地。

「那段時間即使是在睡夢中也會對聲音特別敏感，就好像身體其他器官都入睡了，只有耳朵一直在工作。」

但這一天終究來了，張旭同的父母在女朋友家的別墅里找到了他，隨行的還是第一次帶走他的那些親戚。

張旭同努力反抗，卻被四五個人用準備好的繩子把手綁了起來，他沒來得及掏出一直別在腰上的刀具。

在車上，張旭同哭著問了一句：「是不是又要去那兒？」母親也哭著說：「你知道這樣還離家出走。」

「我離開家就是為了這個。」說完這句話後他平靜下來，不再掙扎，剩下的只有絕望。

「我都不知道是怎麼度過到『四院』那段路程的。你試著體會過《金蟬脫殼》裡布雷斯林被關到C區里的那種絕望嗎？那種後悔沒勇氣了結自己的心情。」張旭同長吐了一口煙。

六

2010年的夏天，江一帆以為自己自由了。他以578分考上一所大學的採礦工程專業，當時正是國內煤炭需求正旺的時候。

他認為自己完成了使命，再也不可能被送回「四院」了。

江一帆說，他的父親當時突然患上了一種罕見的神經疾病，卧床在家，脾氣非常暴躁。因為江一帆幫家裡裝修時總是偷懶，憤怒的父親爆發了。

在幾個親戚的拉扯下，江一帆又回到了「四院」。

根據慣例，送回來的「再偏」的盟友要無條件地接受從嚴從重的治療——每天進行一次更大強度電擊治療。

「四院」的盟友中不乏一些在讀的大學生、碩士生，甚至還有年近40歲的中年人。江一帆這才發現，自由是這麼的脆弱，只在家長一念之間的改變，到手的自由立馬就會摔得粉碎。

好在10多天後，父親又派人把他接了出來，並向他道了歉，承認當時自己的精神確實不太好。

江一帆接受了道歉，也學會了更高明的偽裝。

上大學後，他和父母溝通的原則是「報喜不報憂」。大一時，他毫不猶豫就簽下了一家在國內有多家分部的大型煤炭企業，當時正是煤炭企業用人的高峰期。他只想遠離父母，遠離山東。

除了過年，他幾乎不回家，寒暑假騙家裡說在外頭打工，實際上就在寢室里打遊戲。每月他靠遊戲能賺4000元左右，以此支撐了他大學4年的學費和生活費。

就在江一帆一步一步實施他的逃離計劃時，張旭同卻籌劃著如何結束這一切。

第二次從「四院」出來後，張旭同就再沒回家，在老家的眾多網吧里「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他說，他陷入到無休止的噩夢當中，夢裡基本只有兩個畫面：在「13號室」被電擊，以及親戚在後面追趕他。第二天起床，他感覺就像跑了一整晚一樣疲憊。

一次，他在酒店看電視，電視里播放的正是關於網戒中心的專題片《戰網癮》。當張旭同看見畫面上楊永信的側臉時，他的大腦突然一下放空了。

等他緩過神才發現，自己已經把電視機砸了，每一個大部件都砸碎了。他說他事後賠了酒店3200元錢。

他開始尋找不那麼痛苦的死法。買安眠藥失敗後，他聽說降壓藥吃多了也能致死，更重要的是能在藥店直接買到。

張旭同將5瓶降壓藥，200多粒，一把把抓著吞了下去。昏迷前，他給父母發了一條信息：「最後了，只想知道你們到底後不後悔把我送進『四院』。」

醒來的時候他已經在ICU病房裡了，並查出來患有高血壓，母親在一旁照顧他，什麼也沒問，只是不斷地嘆氣。

他找過心理諮詢師，想吐露心聲，卻發現自己已經「喪失了傾訴的慾望」。在不了解他的過去的情況下，心理諮詢師告訴他患上了抑鬱症。

七

對於一些2007年、2008年進過臨沂網戒中心的人來說，有些人成了成功的「精品」。

有人在歐洲讀博士，有人考上公務員，有人進了蘋果公司，有人進了央企，也有人成了軍官，還有人耽誤了多年的時光後，仍在大學裡念書。當然更多的人銷聲匿跡，失去了聯繫。

儘管當時並沒有留下聯繫方式，但很多當時的盟友還是在「楊永信」吧里留下自己的姓名和聯繫方式，組成各種小群體。

在貼吧里，一名2008年的盟友曬出自己穿著佩有上尉軍銜的軍裝的照片，留下一句：「我現在過得很好，楊永信我既不感謝你，也不記恨你。」

碩士畢業的劉思恩在「如何評價楊永信」的帖子里留下一句：「我不怪楊永信，也不怪我的父母，怪的是以前不懂事的自己。」有人跟帖評論他「腦子被電糊了」。

劉思恩說，當時央視拍《網癮之戒》的時候他就在「四院」現場，他怕說錯話，有意避開了所有鏡頭和採訪。他認為《網癮之戒》真實地反映了裡面的生態。

他說，也正是那段經歷成就了現在的自己。

劉思恩還總結出了一個規律：「那些至今對『四院』恨之入骨的人基本沒啥大出息，而出來後真正認真讀書的人，對那個地方不會抱有太大的負面情緒。」

在他看來，不反對「電擊療法」的《戰網魔》和批判「電擊療法」的《網癮之戒》這兩部片子的角度都有道理。「一千個人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好壞留給後人評。」

曾經進出「四院」13次的謝坤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四院』並沒有說的那麼殘忍和惡毒，想想裡面有哪個孩子是善類，有哪個不是自私享樂不顧父母的？」

一些盟友以自己的方式避開那段往事。有人承認，自己那個時候確實年少無知，需要管束；有人警告記者，「不要騷擾我，只想安靜地生活」；還有人無奈地說，「過去的傷疤就不要再去揭開，要不然只能破壞親情。」

甚至還有盟友對記者說，如果自己的孩子真的無藥可救，只有送去「四院」這一線生機的話，他也會嘗試這麼做的。

有位女盟友讀大學時選擇了法律專業，想以憲法的名義，控告網戒中心侵犯人權，可最後自覺勢單力薄而放棄。

她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那些電擊治療儀就是代替父母教育的惡魔，因為父母只想把孩子變成自己想要的樣子，哪怕就是電也要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她還在自己的朋友圈寫道：「網戒中心裡，大多數人都被診斷為心理疾病或網癮，但實際上不少人只是青春期的短暫迷茫，之後他們還能回到正軌，可那些因此墮落無法回頭的盟友又該怎麼辦呢？」

一位盟友家長看了《楊永信，一個惡魔還在逍遙法外》文章後倍感氣憤。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假設你有孩子不學習了，和正常人不一樣了，你可能也會像我一樣著急。這個臨沂戒網中心，是一個救孩子的好地方，並不是害孩子的。」

他說自己的孩子，曾經在家裡只顧著玩電腦遊戲，不和家裡接觸，脾氣越來越暴躁。「作為家長，我已經用盡了所有方法，沒辦法才交給戒網中心來管理」。

在他眼中，孩子從四院出來以後，內心沒有恐懼，回家就和他們溝通。還把打工掙來的錢，給爺爺外公各買了一箱酒，給外婆和奶奶買了手錶。

可當被問道，如果孩子「再偏」，還會把他送去四院時，這位家長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我不會再送回去，我的孩子已經好了，畢竟已經長大了。孩子的行為上有缺陷，家長自身也缺乏溝通，管理孩子的方法不當。」

8月18日，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走訪了網戒中心，門口一群家長在門口蹲守，還有人從附近的小車裡給記者拍照。從外面看，網戒中心的每一層入口都被兩道鐵門緊鎖著。

當記者試圖進入網戒中心時，一些帶著「xxx爸爸（媽媽）」名牌的人開始跟隨和驅趕記者，表示「請你快點離開」。

記者試圖通過電話聯繫楊永信，其電話處於關機狀態。

據8月22日《沂蒙晚報》報道，楊永信在接受該報記者採訪時說：「其實，如果沒有患者，網戒中心一天也開不下去。網戒中心之所以能夠存在到今天，除了其合理合法合規外，也是因為有眾多的家長和孩子需要這個地方，如果有一天家長和孩子不需要這個地方了，網戒中心因此關門了，那將是我感覺最幸福的事。但現在，那麼多的家長帶著求助和無奈而來，我從來沒想過放棄這份事業，責任和同情心是驅動我不斷前行的動力。」

結尾

最近，張旭同看了一部奧斯卡獲獎電影——《聚焦》。

看到其中一個橋段時，他不停地流淚：被猥褻男孩的父母知道牧師假借上帝的名義對自己孩子犯下罪行後，依然給牧師端上了一盤點心。

張旭同也曾試著與父母和解，但一想起那句「加大劑量，電死他」時，就放棄了。「我從來不懷疑，我的父母是愛我的，但是方式有問題，依舊不能被原諒。」

有一次喝多了，他給母親打電話，提起過去的事情。母親很驚訝：「過去這麼久，你怎麼還沒忘！」

「他們好像並沒有覺得那段經歷對我有什麼太大影響。」張旭同說。

這幾年，張旭同和女朋友「造」過幾個人，可最後也都「處理」掉了。他表示，他對做一個好父親沒有信心。

畢業後，江一帆去了離家2000里之外的鄂爾多斯，從事煤礦設計工作。

煤礦實行上50天班、休息10天的工作制，好讓礦工能夠有較長的集中時間回家看看。

江一帆幾乎沒有用過這10天假期回過家，而是去呼倫貝爾看草原、去中衛沙坡頭看胡楊林。

每周，江一帆都需要下礦井四五次，檢查自己設計的礦井工程實施情況。

即使到了深達500米、令人窒息的黑暗地下，他的內心依然充滿安全感。「自己設計的自己了解，這比在『四院』和父母的身邊強多了。」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