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書寫中的作家聲音

再說代言的可疑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我針對作家梁曉聲的「平民階層代言人」身份說過一段話：「這個時代（商業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大多出身於平民家庭，以關注平民的生活成名，而又恥於仍然列於平民階層之中。」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來自平民的作家們地位增高以後，「那時他們自以為了不得，到闊人家裡去宴會，錢也多了，房子東西都要好的，終於與平民遠遠的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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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梁曉聲在《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中，為平民階層設想了一個家族「拯救者」，這個拯救者的隊伍中自然包括身份特殊的作家。梁曉聲對包括自己在內的寒門貴子現象表現出溫和的體諒。舊話重提，不是因為在今天平民階層的自我拯救已然成為神話，而是許多作家在完成了對自己的拯救之後仍在寫底層，而作品的視角、立場一望而知是住在「寂靜的大洋房」里的「自以為了不得」。

「所有文學作品都在講一個故事：『人生是苦的』」，博爾赫斯這句話關乎寫作的基本精神，但作品中如何反映人生之苦，卻關乎作家的良知。李敬澤在評論羅偉章的底層寫作時曾敏感地指出：「苦難美學的道德激情很可能因為激情過度而變成道德休克。」綜觀近幾年的「苦難」寫作，我想進一步補充，如果「苦難」變成某種集體消費的概念，那在其被概念化過程中丟失的就是文學作品中人所以成為一個有個性的人的力量和溫度，這個人涵蓋了緊密相關的三方：書寫者，被寫者，讀者。

苦難化的單面人

我比較過方方的新寫實代表作《風景》和2013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塗自強的個人悲傷》中的主人公，和七哥陰暗、刻毒、決意玩弄整個世界的個性不同，塗自強始終是樂觀、堅強的單面人。他總在承受苦難，被逼到生活的牆角時也會想想「這世界與自己是哪裡不對呢？」最後總將苦難的源頭歸於命運。將苦難標籤化、命運化是最近幾年底層寫作的一個顯著特點。

余華的《第七天》用戲劇化的方式將觸目驚心的社會事件聚集到受難者的天堂——死無葬身之地。主人公楊飛是苦難的化身：他的妻子背叛、生意失敗後自殺；父親得癌症，看不起病離家出走；自己失業，遇到意外爆炸死亡……楊飛似乎走遍了底層這個群體的苦難之旅，作家讓他始終保持同一抒情地哀悼的姿勢，而沒有讓他直起身體活一回人。

楊雲高《城邊鄉緣》同樣塑造了一個塗自強式的走進城市的農村青年。葉矻榮為了在城市紮下根，勤奮、上進、務實，他不斷提高自己的學歷，學計算機、學金融，頻繁跳槽，抓住可能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每一個機遇。在處理理想和現實的矛盾時，他很自然地做那個務實的人。葉矻榮從生活中學到的智慧是：「命運真是捉弄人。就像婚姻，該你的，你甩不掉；不屬於你的，你求不得。這都是命中注定的，任何算計與折騰都是徒勞的。」

文學自然不必回答一個不斷下墜的群體該如何得到現世拯救，但文學應該從這些飽經憂患的生命身上看到靈魂不甘下墜的掙扎。在回答個人為何成為時代的不幸者時，我時常想起拉莉薩對日瓦戈說的一段話：「整個生活都被打亂，遭到破壞，剩下的只是無用的、被剝得一絲不掛的赤裸裸的靈魂……現在我和你是這幾千年來世界上所創造的無數偉大的事物中最後的兩個靈魂。正是為了紀念這些已經消失的奇蹟，我們才呼吸，相愛，哭泣，互相攙扶，互相依戀。」苦難是這奇異人生中一段非同尋常的旅程，在它的黑夜中愛與生的火焰得以更猛烈地燃燒；與生命的尊嚴有關的一切價值也因之煥發出耀眼的光澤。

單面人塗自強們表面看來是作家對底層生活的實錄，實則是作家用濾光鏡將底層生活純凈化、世俗化了。作家不自覺地用世俗的標準讓這些單面人走在唯一「正確」的道路上：考大學、找穩定的工作、娶能幹的妻子……作家想像中的所謂苦難，不過是生活偏離了這條讓人生變得簡單、輕易的「正道」；為了堅守這條「正道」，塗自強們不惜喪失做人的尊嚴。

活人的尊嚴

魯迅讓孔乙己用雙手爬到咸亨，從一個體面的讀書人墜落為一個動物化的軀殼，專家學者們以為這是最可悲的。我以為孔乙己最大的悲哀在於至死不肯放棄做人的最後一點驕傲和體面。當掌柜的取笑孔乙己：「要是不偷，怎麼會打斷腿」時，孔乙己替自己辯護：「跌斷，跌，跌……」雖然他只能低聲抵擋，但這聲音既傳達出一個落難靈魂的巨大煎熬，也是作者對一個不幸生命發出深深的憐憫。

東西2015年長篇《篡改的命》中寫了同樣一個用手行走的人物：汪槐。兒子汪長尺考大學成績高出錄取線二十分，卻沒有被錄取。為了給兒子汪長尺爭取一個指標，汪槐靜坐抗議無果後，以跳樓威脅，意外墜樓摔癱了。汪槐認定，汪長尺在農村一輩子就只能跟自己一樣，當個被人欺負的農民。為了實現成為城裡人的偉大夢想，汪家人承受了各種苦難：汪長尺進城當泥水工，從腳手架上摔了下來，摔壞了生殖器；妻子賀小文懷著身孕當洗腳妹，後又成了妓女；汪槐為了支撐兒子一家在城裡的生活，先撿垃圾，後來乾脆利用殘疾當了乞丐。汪長尺找到小學校門口乞討的父親，看到他「像一條死狗蜷縮於地面」；汪槐卻有比失去尊嚴更重要的理由：「我能忍受自己的窩囊，卻不能接受孩子沒有尊嚴。」 汪長尺也以同樣的邏輯把兒子大志塞給了心中的仇人林家柏，得意於幫兒子改名換姓，過上了富人生活。

汪槐和汪長尺都用盲流手段來改變家族的命運。在塗自強、汪長尺們走向城市的過程中，底層人走向城市的目的被「成為城裡人」這個具體目標悄悄置換了。

魯迅《故鄉》結尾說：「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天下的路都是人走出來的，懷抱理想的探路者才是時代真正的英雄。《故鄉》回鄉-離鄉的書寫模式中，暗含著對鄉村愚昧、落後的批判，而這種思想啟蒙的曙光來自於城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路遙筆下的高加林、孫少平就是這樣走出鄉村的英雄，他們有才華、有頭腦、有信念，敢於跟鄉村的愚昧戰鬥、跟城市蔑視他們的人群戰鬥，在城市的天空下留下了強大的身影。

而「成為城裡人」這一目標卻變得非常實際。為了在城市站住腳，塗自強、汪長尺們一頭扎入某個謀生的機會，只要能捧穩飯碗，對一切不公、恥辱都可以甘之如飴。塗自強們是城市生活戰戰兢兢的乞討者，他們沒有力量真正開拓出一塊屬於自己的生存空間，對物質生活的日漸依賴使他們的精神也變得日趨衰弱。

沒有人是真正的微末

2015年我讀到的最有血性的底層人物是路內《慈悲》中的孟根生。在階級鬥爭時代，只有根生敢放肆言語，敢對領導吐痰，敢搞作風問題。被人抓了小辮子後，打死也不認罪。這樣一個「死硬派」，改革開放後卻因生意失敗把自己弔死在倉庫里。這種命運的急劇反轉令我困惑不已：十年牢獄之災帶給一個人的究竟該是什麼？是如根生自己說的：「坐過牢的人，什麼都無所謂。我是無所謂加無所謂。」可他卻為了一千塊錢自殺了。難道監獄真能磨滅一個人的血性，讓他變得脆弱、無能，直至追悔當年的離經背道、特立獨行？

在文學的世界中，沒有人是真正的微末，不管是孔乙己、阿Q,還是塗自強、汪長尺、孟根生。蓄意消滅孔乙己們的是吃人的文化，魯迅哀其不幸。塗自強們城市生活的每一天，身形日漸彎曲，成為動物、沒入泥土……連一絲微弱的抗辯都沒有。他們真像微末一樣從世界上消失了。為什麼文學作品中這些底層人物都成為失去生命熱度的冰冷的沙塵？這和作家們住在「寂靜的大洋房」里的寫作狀況不無關係吧？（文/王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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