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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你過得也不好,我才安心

看到你過得也不好,我才安心



海明威(左)與菲茨傑拉德(右),成就美國文壇上最著名的一段友誼,他們既是生活上摯友,又是文學上的對手。

「對作家而言,相互嫉妒和攻擊就像空氣一樣必不可少。在人間的遊戲中,沒有敵人就意味著自身無足輕重。」


文/於青


文人相輕當然不是一句玩笑話。大作家之間的撕逼史從莎士比亞時就沒斷過——與他同時期的英國戲劇才子羅伯特·格林就曾公開將莎士比亞形容為「一隻暴發戶式、自命不凡的烏鴉,在演員的外皮下包藏著一顆虎狼之心」。也有因為共同戀慕一個女人而造成恩怨糾葛的,比如「故意」追求雨果妻子的評論家聖勃夫、暗戀上大仲馬妻子的內瓦爾、因為愛上同一位女演員而與詩人泰奧多爾·德·邦維爾成為情敵的波德萊爾。而除了愛情,妒忌也可以用在事業方面:比如對弗雷德里克·蘇利耶和歐仁·蘇的成功難以忍受的巴爾扎克,以及公開透露自己獲得三萬法郎稿酬,實際上只進賬一萬法郎的福樓拜。


最清楚人類世界恩怨情仇的,當然是作家。夏多布里昂曾說:「成功總讓最好的朋友難受。」朱爾·勒納爾也表達過相似的意思:「別人的成功讓我很不舒服,如果他的成功名符其實,我會更加難受。」安娜·博凱爾和艾蒂安·克恩在《法國文人相輕史》中這樣說:「對作家而言,相互嫉妒和攻擊就像空氣一樣必不可少。批評可以燃起作家超越別人和自我超越的慾望,激勵他在世人面前證明自己的價值,去爭取流芳百世的美譽。在人間的遊戲中,沒有敵人就意味著自身無足輕重。」

「榮譽就像一個金球,得到它是一回事,控制它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能利用它的時候不及時利用,它就會毫不猶豫地滾向對手那邊。」——萊昂·都德


在美國人安東尼·阿瑟所寫的《明爭暗鬥:百年文壇的八對冤家》中,馬克·吐溫與布雷特·哈特位列冤家之首。很多冤家都是從朋友開始做起的,這一對也不例外。成名較早的布雷特·哈特在創辦《大陸月刊》後,就把馬克·吐溫以「天才的幽默家」推介給讀者,成為吐溫的老師並刊登他的作品。


但是,馬克·吐溫畢竟是個百分百的現實主義者,天性喜歡競爭的他並不願意將自己的名字與浪漫主義作家布雷特·哈特長久的聯繫在一起。更不要提在馬克·吐溫與富家女奧維利亞·蘭登結婚後,布雷特·哈特就經常嘲笑吐溫夫婦的小資產階級情調以及用金錢堆積出來的排場,這讓一向以嘲諷中產階級為己任的馬克·吐溫記恨了三十年。而在布雷特·哈特沉醉酒精、無可避免地走向破產後,馬克·吐溫拒絕借給哈特更多的錢,同時邀請他與自己合作創作另一個劇本——在之前的一次劇本合作讓兩人不歡而散之後。憤怒的哈特拒絕了吐溫,這促成了兩人的正式決裂。


儘管後來的哈特繼續一蹶不振,事業急速上升的吐溫依舊不想放過他。在已經被逼到要為肥皂寫廣告的哈特得到了去中國做外交官的職位後,吐溫寫信給新總統的朋友,只為阻止哈特得到這個職位。在其他一些朋友的「聯合上書壓力」之下,最終哈特被派往德國克雷費爾德城擔任「商務代理」——知曉此事的吐溫繼續把哈特往死里黑,認為派他這樣骯髒的傢伙就是去玷污德國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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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特·哈特(左)與馬克·吐溫(右)。


儘管哈特在此後的20年都沒有再回到美國,也沒有對馬克·吐溫做出任何回應,在50歲時成為美國最富有的一線作家後,吐溫依舊對哈特念念不忘:他指責哈特曾試圖掩蓋猶太身份,暗示哈特是一個同性戀者,認為哈特的好作品都是剽竊來的。甚至在哈特飽受喉癌之苦去世之後,依舊稱他為「狗娘養的」。


而哈特卻從未收回對馬克·吐溫是個文學天才的判斷,也從未對吐溫做過任何回擊。他只是這樣告訴自己的女兒:「馬克·吐溫是一個病態的人。」


馬克·吐溫其實並不孤獨。記得硬漢海明威與美男菲茲傑拉德是怎樣化友為敵的嗎?面對海明威的攻擊,溫柔細膩並死於酒精的菲茲同樣沒有回應——似乎在一個強勢卻躁鬱的硬漢,與一個溫柔但缺乏自制力的「浪子」之間,故事唯一的結局,都只能是相愛,再相殺。

「別人的攻擊讓人難過,但它實際上是有益的,因為它可以為創作增添一絲憤怒。」——埃德蒙·德·龔古爾


接下來是一對「異國友人」的愛恨情仇。1940年,帶著猶太妻子逃往美國的不出名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結識了心腸很軟、其貌不揚、喜歡小把戲、玩笑和諷刺的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幾乎認識國際文學界所有大咖的威爾遜曾公開表示,在他一生認識的人當中,只有四位傑出人才在思想、成就以及國際聲望上能夠與他相比,其中就有納博科夫。


作為培育了菲茲傑拉德和海明威的評論家,其貌不揚的威爾遜與頗具紳士風度的納博科夫幾乎就是一對典型的高瘦與矮胖經典組合。在兩人頻繁的書信往來中,納博科夫稱威爾遜為「小兔子」,威爾遜則稱納博科夫為「瓦洛嘉」。而兩人在文學欣賞上的分歧,在還是親密朋友時就已顯現出來:對於威爾遜推崇有加的亨利·詹姆斯、威廉·福克納以及安德魯·馬爾羅,納博科夫均評價不高。最終,二者的分歧落在了《洛麗塔》上——納博科夫的「小兔子」認為,這部納博科夫最著名的作品是一部「淫穢之作,令人不悅。」


而在納博科夫於1958年完成了艱辛的翻譯工作,將亞歷山大·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帶入英語讀者視野後,威爾遜這樣評價納博科夫的譯本:「一個令人失望的東西,就是在炫耀辭藻」。納博科夫花費幾年時間完成的三卷注釋和編輯註記,被威爾遜用幾行文字就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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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威爾遜(左)與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右)。


一向以紳士氣度著稱的納博科夫,忍住了威爾遜對《洛麗塔》的否定,卻沒有忍住他對《葉甫蓋尼·奧涅金》的差評。納博科夫在《紐約書評》上如此回擊:「威爾遜先生的批評漏洞百出,他的語氣非常離奇,是浮誇的自恃與彆扭的無知的奇怪結合。」而這次回擊卻讓更多作家越發堅定地支持威爾遜——他們認為紳士如納博科夫之所以被激怒,恰恰是因為被威爾遜捏住了軟肋。這也讓兩人的友誼加速毀滅。正如安東尼·阿瑟所說:「兩人爭吵的真正原因絕不僅限於字詞和寫作動機,而是他們對文學自身的目的,以及他們期望讀者從他們的作品中得到什麼理解不同」——這也是大多數作家反目成仇的直接動因。


1972年,威爾遜去世,納博科夫認為威爾遜的臨終留言言不由衷。但在兩年後,納博科夫重新憶起了那個幽默親密的「小兔子」——他在給威爾遜遺孀的信中這樣寫:「這些信件屬於我們交往初期最耀眼的一段時光,重讀這些信箋,感到痛苦萬分,你應該知道我此刻的心情。」


說起死亡,不得不提到吞槍自殺的海明威。當全世界眼裡的著名硬漢海明威自殺之後,除了他的死對頭福克納,沒有一個人相信這個事實——因為在將死看作歸途的福克納的認知里,海明威是沒有勇氣的——他沒有勇氣面對世間的苦熬。福克納這樣說:「海明威所顯示的無畏與男子漢氣概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偽裝。我不喜歡一個走捷徑回家的人。」


還能怎麼說呢?有時候,最了解你的人,就是最討厭你的那個人。


「仇恨和友誼一樣,有時也需要對象具有相似性。」 ——萊昂·都德


到了光鮮的消費主義時代,文學的戰場上出現了「美男」式新型撕逼戰:杜魯門·卡波特和戈爾·維達爾。


這兩位當時的風雲人物除了都有好長相、才能以及雄心外,在人際關係上也都是一把好手:卡波特善用魅力和奉承,維達爾則善用智慧以及與肯尼迪家族的親密關係。


雖然維達爾一直與上流社會關係良好,但在文學界,他的名氣委實不如寫出了《冷血》的卡波特。維達爾對卡波特的看法是矛盾的。作為朋友,他承認卡波特所具有的魅力。而作為作家,他卻否定後者的一切——正如1948年,維達爾在給朋友的信中所寫:「杜魯門無處不在,他是迅捷的,瘋狂的,我認為他不在工作,只是依靠他本人的魅力。」與此同時,他認為卡波特的寫作是「採用了一種特別低劣的方式,用裝飾第五大道撒克斯商店的櫥窗的方式創作出一些東西來,然後把它們稱作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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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維達爾(左)與杜魯門·卡波(右)。


眾所周知,維達爾的成名免不了與肯尼迪家族的親密關係,但後來的他卻如同混跡名利場的卡波特一樣,共同得罪了肯尼迪家族。而本來就有罅隙的兩個人,也因為一場「肯尼迪家族」事件徹底成為仇敵——在後半輩子成天泡在酒精和可卡因里的卡波特,暈暈乎乎地告訴《花花公子》的記者:「戈爾·維達爾唯一一次受邀到白宮作客,就喝得爛醉如泥,羞辱了傑基的母親,被衛兵拖出去扔在賓夕法尼亞大街上」後,維達爾向紐約州法院對卡波特提出訴訟,要求對方道歉,並提供100萬美元的賠償。於是在法庭上,二人產生了這樣的對峙:


法官:你最後一次見到卡波特的時間?


維達爾:20世紀60年代的一次聚會上。


法官:在這個場合里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維達爾:我坐在他身上。


法官:你這是什麼意思?


維達爾:我沒有戴上眼鏡,我坐在我認為是凳子的物件上,結果是卡波特。


法官:你坐在卡波特身上的時候,卡波特是坐在什麼地方?


維達爾:坐在一把更小的凳子上。


維達爾曾經在給奧爾德里奇的信中這樣寫:「也許有一天,會有人撰文指出,美國的作家是世界上最具競爭精神、總是相互敵視的作家。」而他也身體力行地和與他相似的卡波特互黑了一輩子——這或許可以看作是他對自己一生的預言。


朱爾·勒納爾覺得文人真奇怪,「他們彼此敬重,又相互攻擊。」儒勒·雅南則解釋了文人之所以奇怪的理由:「只對敵人充滿仇恨,對朋友充滿友情的人實在少之又少。」或許法國人安娜·博凱爾道出了這些撕逼戰的真相:「作家的野心是絕對化的、無條件的。無論他是否才華出眾,都渴望得到同行和讀者的雙重承認,即文壇和社會的雙重認可。這兩方面相互影響,難以區分。」——不論文豪們如何看透人性、心懷悲憫、超凡脫俗、才華橫溢,他們也逃不開那道名為「普遍人性」的咒語:不論成就有多少,只有看到你過得也不好,我才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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