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林論現代危機和現象主義的興起

知識 08-29

沃格林論現代危機和現象主義的興起

沃格林論現代危機和現象主義的興起

李晉馬麗

1938年10月30日，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以新聞報道的形式播講了著名科幻小說家威爾斯的《世界大戰》這部講述火星人入侵地球的小說。收聽的人們以為這是新聞廣播，在美國甚至歐洲引起了劇烈的恐慌。人們相信從空中墜落到新澤西州的隕石，正是火星人所搭乘的飛行器，對地球開始大肆的征服。尖叫，四處的逃竄，恐慌在人們當中蔓延。至少170萬美國人相信這個廣播是真實的，120萬人驚恐試圖尋找能夠生存下來的方式。這場遍及美國延續到歐洲的群體性的癲狂事件，儘管吸引了包括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哈德利?坎切爾（Hadley Cantril）等諸多心理學學者的研究，但是在20世紀政治和神學觀念史中很少有思想家對此給予關注。一年以後，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人們就漸漸地淡忘了這場集體性的癲狂。然而沃格林，這位從納粹政權逃亡到美國的政治哲人卻沒有忽視這個現象背後真正的問題，這次的恐慌和二戰的爆發，以及其他二十世紀的悲劇，都有同樣精神危機的起源——人類的靈魂出了問題。

沃格林在他的《政治觀念史第七卷最後的定向》談到這場危機時，說到：「我們目睹了科學的潛力所展現在宏偉的技術成就的領域之中。這些技術領域變得越來越現象化，並且攝取著難以讓人擺脫的特性，它誘惑人們不需要關注實在秩序領域中所產生的後果，而是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將現實轉變。這種技術手段變為了一種合法性的秩序。這同樣的意義上面，生物或經濟學的技術秩序也已經成為了一個標準：什麼能夠做，應當如何去做。結果是，我們看到將整個人口進行毀滅性的遷移，用機槍掃射平民，恐怖性轟炸和城鎮的焦土，以及恐怖的集中營。這些工具不再是一種服務實在目的執行工具，而是攝取為它們自身的動力，能夠扭曲可能的技術性目的。如果目的領域自身在實際中已經乾涸，如同我們這個時代一樣，而生物學、經濟學和心理學的魔力卻侵入了目的領域，各色現象主義的組合威脅著最後一絲實質的殘留。國家社會主義者的毀滅性赤裸裸的表現了現象性魔力壓制了屬靈秩序。在連載漫畫和集中營之間有著一種非常緊密的聯繫。因為火星人的入侵而逃離的人，原因在於這種漫畫和廣播已經瓦解了他的人格，而黨衛軍沒有任何懊悔而絞死一個囚犯，是因為在屬靈實在秩序中原本是人類兄弟的人，在黨衛軍的內心中，他對於這些行動卻已麻木不仁。現象主義進一步將我們的社會轉化為一種附帶精神病醫院的聯合式的屠宰場，少有同輩之人清醒地對此足夠認識。」（引文均為作者自譯）

現象主義（phenomenalism）被沃格林定義為在認識論上，現象取代了事物的實質，人錯誤的將事物的現象當成了事物的實質。現象主義將事物之間的現象關係解釋為一套情感和觀念的複合體。這是近代思想從笛卡爾開始的二元論，將身體和靈魂割裂開來，其在基督教教會秩序的壓制下，還沒有將歐洲的精神徹底地瓦解。然而當基督教世俗國度秩序的瓦解，伴隨著17世紀新科學的產生，自然科學取代神學和哲學的地位，從而將人和宇宙論的理解分離出來，人成為了自然的立法者。這是現象主義所產生的背景。17世紀到18世紀，社會理論已經從神學中徹底地脫離出來，隨之而來的是科學主義，一直到達爾文主義演化理論的出現，兩者結合在一起，擴展到政治和經濟的領域之中。

這是沃格林早期的研究《種族與國家》中就已經談到的問題，這是一種「自然科學迷信的教義體系」。這種科學主義蘊含的兩條教義就是，第一自然科學的方法是唯一真正的科學，唯獨它能夠解決人所面對的一切問題。其次，就是科學本事是始終不停的進步，這種進步觀，也延伸到了社會理論和人類歷史之中，即先前不同於自然科學方法的思想，都是毫無用處的，形而上學不過是未經啟蒙之光點亮的迷思而已。任何不符合科學範式所能把握的問題，都是虛假的問題。有趣的是，近二十年之後，沃格林在他的《政治觀念史第七卷》中重新將現象主義和科學主義的關係專門進行了論述，並且儘管沃格林對於卡爾.波普不屑一顧，卻對於與波普立場相近的哈耶克的研究給予了肯定，在一個註腳中，沃格林讓讀者們參考哈耶克在1942年發表的《科學主義與社會研究》一文。

隨著科學主義的蔓延，歐洲社會和心靈的根基都開始動搖，人，在宗教改革之後，這個躲藏在宇宙論瓦解的碎片下的靈魂，需要存心尋找棲身之所。哲學的問題已經愈發不那樣對人有吸引力，人不應當再追問人應當如何活著的問題？而是應當面對我們怎樣才能活著的問題？人的問題已經不再是本體論的問題，而是一個急迫的現實問題；人的問題不在是一個心靈的問題，而是一個物質欲求的問題。

從沃格林主義的角度，整個現代危機的問題事實上在一定意義上是現象主義在三個層面上所引起的，也就是，生物學現象主義，經濟學現象主義和心理學現象主義。

對於生物學現象主義，沃格林認為觀念史學家應當注意到18到19世紀生物演化理論思想成熟這一重要的影響，他認為「達爾文是一位偉大的實證生物學家，他整理了大量令人信服的材料來支持他的理論；大批量的實證數據擴展了一個新的有序的知識領域。同時，無論達爾文還是其追隨者卻都不是出色的理論家，以至於關於在現象和實在的知識之間這個問題上仍舊相當的模糊晦澀。」19世紀開始，真正的問題在於，隨著科學的專業化，學術的分工，學者作為自身狹窄領域的主人，卻無法能夠認識到自身研究領域的理論在本體論和形而上學之間有怎樣一種關係。實際上這種學科的分化到今日已經在學科內部更為明顯，所有的問題都排斥了信仰的知識（cognitio fidei）所啟示的先驗的秩序，人成為解釋鏈條的終端，一切的研究問題都是工程問題而不是知識論的問題。

生物演化的運動成為了一場社會運動，一場群眾運動，對此一知半解的大眾們將生存鬥爭和適者生存這些生物學的概念吸引如社會和政治理論之中，創造出一種與道德和靈魂無關的秩序。這在二十世紀現代危機凸現了出來，它們與種族差異相結合，就如沃格林所說到的，「人和社會的實質被生物學的大衣所遮蓋，使得道德和精神意識變得窒息，並且試圖用生物學上的生存去取代社會的精神秩序。當這些行動的規則被確立起來時，生命現象的秩序就變為了現象的痴迷。」

對於經濟現象主義，這個幽靈依舊圍繞在我們這個時代中，並且不斷地擴散來影響我們的認知。經濟學從政治和社會理論中獨立出來，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才能夠成為可能。只有資本支配世界的時候，經濟問題才真正成為政治秩序問題。在經濟學理論中，理性化，經濟個體，利己導向，這些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現象主義的術語目前已經成為意識形態充斥在人的生活中，這是遠比政治制度更為深入人心的事情，就是人是單一維度的理性自利動物，是一種經濟的存在。然而實在秩序的問題對於社會中的人和他的生活顯然要比商品最大化的均衡，甚至效用的滿足更為重要的多，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是一個產生最大化財富的經濟秩序是否值得我們欲求，我們就必須考慮到為了維持它所付出的犧牲是否值得。沃格林同時代的人，作為思想家和經濟學家的凱恩斯那深入人心的口號，「在長期中我們都將死去！」，整個經濟學所反映出來的經濟現象主義，無論自由放任者還是國家干預乃至馬克思都在這個陰影之中。有效和最優的外在秩序的均衡，已經代替了心靈-外在的秩序。沃格林對此的評價是「我們註定目睹了道德意識的衰落，並且自發去接納罪惡，這些罪惡也就使得隨著在短期中的所受的困難通過最終在長期中的收穫作為補償，這種現象關係轉變為了一個實質性的義務秩序而產生出來。短期和長期的論證特別地揭示出了經濟現象主義。按照人的實質秩序，短期是人的具體的存在；另一方面，長期根本就不存在，因為以具體存在的視角來看，時間的點所呈現出的長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為了當下，在隨後的時間點，其依舊是具體的個人所生活的短期。用現象的秩序來取代實質，現象主義就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人不僅僅是商品的吸收劑，而是人的地位決定於其與整體社會間的關係..。而實質上那真實的貧困和富裕，這些決定於其他社會成員的貧困和富裕之間的關係，可能根本就不會被改變。對於在社會中人的實質秩序的起源是被忽視了的，在原則上，這和生物學的現象主義中那種現象行為的殘忍冷酷是一樣的。即使通過那些試圖重建社會實質秩序的革命，也不能打破這樣的冷酷行為。極權主義的革命，共產主義以及國家社會主義，它們的要素中都存在對於打破自由經濟的痴迷和演化出新的實質秩序的欲求。然而，在不同程度上革命的實質被新的計劃的現象主義所遮蔽。「計劃」將會像自由經濟的市場機制一樣，成為遍及於社會實質秩序之上的經濟關係的一個系統。實質秩序的觀念將會成為一個前提條件，離開了它，計劃的觀點就是空談。然而，在政治實踐中，我們發現它們和自由主義一樣的趨勢，將計劃樹立成為絕對的秩序，對待個人視為計劃的一個功能，甚至相比現象自由主義對待個人時更為得殘忍，在經濟行為的互動中這種計劃只是將個人視為一個具有功能性的要素。」

在對於心理學現象主義，沃格林指出了當代心理學已經徹底將靈魂的問題拋擲，取而代之的是愛欲的分析，實驗性，言語的行為，人類屬靈的生命被約減為了多因素的可控變數，心理上的管理者取代了靈魂的唯一主宰。在現代社會中，真實本質的喪失，導致了心理學的控制無孔不入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從沃格林主義的視角來看，依靠商業的廣告、政治的宣傳、「新聞」的報道，在期刊和雜誌的書面批評都是這一現象的反應。我們生活的世界，在沃格林的眼中「是一個名牌商標、香皂、香煙、權威的人物和人們喝威士忌選擇品牌的差別、必讀書、暢銷書、品味，以及應用於特殊場合的極為誘人的香水，成了這樣一個世界；也是充斥著領袖，電影明星，大人物，教育家以及戰爭罪犯的世界；有著第三方、永久和平、和無條件投降這些名義的世界；有著三巨頭、四巨頭、五巨頭的世界；有著史無前例的炸彈負載和演講的世界；有以歷史會議命名的世界；調整的、有條件的、教育和再教育命名的世界；宣傳和反宣傳的世界；複雜、躊躇、挫敗和喜悅的世界；進步的世紀、兒童、普通人和瑣碎之人的世界。總之，緊接著中世紀天使和看上去似乎卑劣的魔鬼名冊中，我們已經創造出了一個現代的魔鬼學「。

哈佛政治哲學家曼斯菲爾德認為沃格林是我們這個時代最被低估和忽視的三位重要的思想家（另外兩人是施特勞斯和米塞斯）。沃格林僥倖從納粹政權中逃脫，流亡到美國，而成為我們這個時代中少有的直面現代性問題深處靈魂的疾病的哲學家。對他而言，這種疾病從本體論上來說就是失序，從希伯來傳統而言就是背離了十誡中第一條和最後一條誡命，從希臘柏拉圖的傳統來說，就是我們靈魂中的疾病（nosos）。

當下，我們仍舊在這種靈魂的失序中，其表徵的社會實在已經轉化為一種現象主義的運動，成為祛精神的次級存在，所表現在個體領域的焦慮和不安。在集體性的層面中，個人性的不安指向一種恐慌性的集體中尋求安全感，所以，任何脫離了心靈或精神實在所召喚的主義和信條都可能會將個人心靈與實在相互隔離，言語的統一性和消費的同一性將所有個體的人放置在一種虛幻的反抗和歡愉之中。任何不具有永恆意義的主義、國家、商業的機器都侵入到精神屬靈的目的領域中，而我們看到各樣的恐慌，就是它們本身已成為一種偽造的實在，我們這個時代必須再次重複先知以賽亞的追問而非像韋伯在《以學術為志業》中試圖要打破的那句話，「有人從西珥呼問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說，早晨將至，黑夜依然，你們若要問就可以問，可以回頭再來。」

2016復旦哲學大會（公眾版）

復旦哲院60周年真情回饋社會活動

500位海內外精英薈萃

名師泰斗匯聚一堂

五大主題緊扣時代

《哲學的意義》

《基因進化中的哲學思考》

《電影中的哲學思辨》

《科學精神的起源》

《文學與人生》

哲學大會服務中心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哲學園 的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