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現象」的當代啟示

1992年11月17日，著名作家路遙在西安因病醫治無效離世，年僅42歲。上世紀80年代，他以刻畫黃土高坡的陝北人沉重命運的小說《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影響了一代人的成長……

從文學史的角度看，路遙在我國新時期文壇上登台亮相併且產生深遠的影響，的確是個奇特的現象，甚至有點「另類」。他既沒有沿著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的現實主義文學道路向前走，又沒有向學習西方新方法、新技巧的道路上邁進。他是沿著俄羅斯19世紀文學和我國「十七年文學」的傳統現實主義道路，承接傳統現實主義文學精神獨自前行。

他的創作似乎很難劃歸到新時期文學的任何一個文學流派中去，他像唐吉訶德一樣，高舉著傳統現實主義的大旗追求他那人道主義的夢想。耐人尋味的是，他以傳統得近於陳舊的傳統現實主義創作手法、樸實得近於「老套」的故事情節、通俗得近於「直白」的敘述語言，感動了一代又一代人（尤其是青年人），形成一波又一波的熱潮，以至於成為我國文壇上的一個文學現象。他既不完全符合布爾迪厄「輸者為贏」的文學場原則，又和當時創作的主流相違背，而他卻贏得了廣大讀者。這一現象本身就值得我們思考，尤其為我們反思我國當前的文學創作、文學研究和文學發展等方面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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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遙的成功，在於他對文學的宗教般虔誠，他是用生命書寫美麗的華章；在於他對底層社會生活的深切關注，給他筆下的「小人物」以勇氣和力量。他用真情感動著他筆下的人物，也感動著千千萬萬個普通讀者。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文學、交給了人民，他用生命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對待文學。

怎樣對待文學，這是縈繞在我們每一位作家頭腦中的一個首要問題，也是需要我們每位作家必須進行回答的一個嚴肅問題。路遙深受柳青、杜鵬程等老一輩作家和俄羅斯文學的影響，他深知文學是我們人類的精神家園，是我們獲取人生體驗和道德提升的不盡源泉，是我們從煩惱無奈的現實人生中抽身而出到其中自由徜徉的詩意王國。為了文學，他拋妻別友、拒絕金錢的誘惑，獨自一人走向荒原；為了文學，他翻閱了十年間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參考消息》等資料；為了文學，他走遍了鄉村城鎮、工礦企業、學校機關、集貿市場，採訪了上至省委書記，下至普通百姓等各種人物；為了文學，他深入到礦區，僅靠乾糧和開水拚命地寫作；……他用自己的行動和生命告訴我們：文學是一份神聖的事業，是需要用情感澆灌和培育的美麗花朵，是人類靈魂棲息的家園。

作家更應為建構美好人生而寫作，為現實人生而寫作，為「教育」人而寫作，為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和改善人們的生活而寫作。正像別爾嘉耶夫所說的那樣：「俄羅斯作家沒有停留在文學領域，他們超越了文學界限，他們進行著革新生活的探索。他們懷疑藝術的正當性，懷疑藝術所特有的作品的正當性。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帶有教育的性質，作家希望成為生活的導師，致力於生活的改善。」深受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的影響，路遙認為，文學從來就沒有什麼「純」的文學，文學不是閑暇時的消遣和娛樂，不是無聊時的追求刺激和快感，而是為了建構美好的現實人生。他說：「歸根結底，我們需要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而不是一種消極的人生態度和一種過分的自我主義。也就是說，我們不僅使自己生活得很好，也要想辦法去幫助別人」。所以，路遙始終關注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百姓們的命運，展現他們在面對苦難，勇於同命運抗爭的不屈鬥志。「《人生》的出眾和它巨大的感染力在於，他第一次在社會主義中國，提出了一個有才華、有抱負的青年如何竭盡全力向社會上層掙扎的問題。」《平凡的世界》儘管力圖全方位地展示1975至1985年間中國西部廣闊的社會生活畫卷，「但在主題上，《平凡的世界》具有和《人生》相當一致的精神。」他筆下的人物從來都沒有被困難所嚇倒，沒有被失敗所打垮，而是朝著自己的目標和理想，永往直前。高加林在一次又一次的打擊下並沒有退縮，孫氏兄弟更是在挫折中(甚至是在煉獄般的生活中)變得愈加成熟和堅強。就連看似軟弱的巧珍在遭到高加林對她的背叛這一毀滅性的打擊下，也以驚人的毅力勇敢地活了下來。他的作品總是給人勇氣和力量，給人以思想的教育和心靈的震撼。作為一個現實主義作家，路遙一直認為文學應該有她的社會人生意義，應該從道德情感和倫理行為方面積極地影響讀者的人生哲學。

隨著商品大潮對人類靈魂的吞噬，詩意的崇高已經沒有了蹤跡，文學創作有的只是方法和技巧的操練，有的只是夢中的囈語和軀體的喧囂。文學如今成了一種遊戲，成為各種新方法、新技巧的實驗場，甚至成為某些人的個人宣洩與獲取金錢和權力的工具。路遙對文學的虔誠和執著恰恰與他們形成鮮明的對照，他用自己的創作告訴那些認為憑著感覺就可以閉門造車寫出好文章、憑藉文學就可以升官發財的作家們什麼是文學。在當今科技理性高度發達的時代，在價值信仰轟然倒塌的時代，我們需要詩意感性的呵護，更需要人性的回歸。文學是我們人類最後一個精神家園，惟有她才能夠拯救我們人類，讓我們「詩意地棲居大地」。如果不端正對文學的態度，任意地踐踏文學，人類將生活在精神的荒漠之中，無家可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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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遙始終認為，文學應該是人民的文學、大眾的文學。他的創作一直具有強烈的「讀者意識」，但他心目中的「讀者」，不是少數的知識精英，而是普通的「大眾」。他堅持使自己的寫作「不面對文學界，不面對批評界，而直接面對讀者。只要讀者不遺棄你，就證明你能夠存在。」他同情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平凡的人們，密切關注他們的生存境況和內心感受，為那些艱辛生活著的廣大「農村人」寫作，為那些在人生坎坷路途中艱難掙扎的青年人寫作，「城鄉交叉地帶」成為他的不二選擇。路遙認為，「人類生活的大廈從本質上說，是由無數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他把自己的筆觸伸向社會的底層，展現了一個歷史時代的苦難現實，訴說著生活在其中的百姓們不平凡的生命歷程。無論是《人生》、《平凡的世界》還是其它別的作品，「城鄉交叉地帶」的社會底層生活成為其反映的共同內容。《人生》所反映的是廣闊西部農村的一角――高家村的真實生活面貌，《平凡的世界》則是以全景的視角全方位地展示了1975至1985年間中國西部農村廣闊的社會生活畫卷。透過這些社會生活畫卷，我們看到無論是高加林生活的那個世界，還是孫家兄弟拼搏的那個社會，都是一個充滿苦難的社會。深重的民族苦難和歷史苦難最後凝結為實實在在的一日三餐，人們為生存而奔波，貧困成為壓在人們心頭的巨大陰影。他的作品是社會底層生活的一個縮影，透過作品，我們看到了社會底層生活的真實和苦難，以及由此孕育出的底層人民對生活的執著和對命運的抗爭。

考察一下20世紀80年代我國文學，可以說什麼樣的題材和主題都表現過，琳琅滿目、應有盡有。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對文革的控訴和思考，到改革文學對改革開放的熱情擁抱；從尋根文學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厭倦

和遠離，到先鋒文學對敘述話語的興趣和迷戀；從「私人寫作」的自言自語、自戀自愛，到軀體寫作的慾望表達和尖銳話語……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雖然也出現了大量描寫最底層百姓無奈人生的新寫實小說，並且曾經一度成為文學的主潮。但這些作品大多是用各種新的方法與技巧進行創作的，使得普通讀者因看不懂而難以接受，遠離了大眾，從而導致這些作品對普通讀者的影響極為有限。路遙認為，文學不僅要反映大眾的生活，傾聽他們的聲音，而且要滿足他們的審美需求。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文學反映生活、教育人民的目的。13億中國人口中就有8、9億農民，他們大都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如果失去了對他們的關注，文學何以叫「人民文學」、何以叫「大眾文學」?失去了他們的「大眾文學」只能是「小眾文學」、「小資文學」，甚至「私人文學」，離我們真正的大眾卻越來越遠。路遙始終堅持文學的現實性和當代性相統一的創作原則，堅持文學服務於現實人生，服務於當代正在發展的社會現實和人民生活。他說：「作家的勞動不僅是為了取悅於當代，而更重要的是給歷史一個深厚的交代。」而這一點恰恰被我們當前的作家所忽視。這倒令我們懷想起像趙樹理、周立波、柳青等農民作家，也更讓我們懷念起像魯迅、老舍、沈從文等關注人民、關心百姓命運的現代作家。在當前急功近利、人心浮躁的文學界，在當下物慾橫流、唯利是圖的社會裡，路遙能夠接著前輩們的道路徑自走下去，獨守那份寂寞與荒涼。這不能不讓人對他的那份執著與堅韌、自信與勇氣產生由衷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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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唐韌、邵燕君等在三個不同時期所做的三項讀書調查，我們發現，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初路遙的作品一直是最受廣大讀者歡迎的，在中國當代小說中，讀者購買最多、借閱人次最多、對讀者影響最大的是《平凡的世界》。讀者喜愛這部作品的理由也基本一致：小說關注現實，感情真摯樸素，語言通俗易懂，有崇高的信念和理想，具有深刻的思想內容和深遠的教育意義。對讀者產生如此巨大影響以至於成為一個獨特的文學現象――路遙現象，卻被我們研究文學史的理論家們所忽視，這不能不說是我們這些理論家的失職，更是我國文學的悲哀。如此重要的作家和文學現象都不能在我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我們的理論家們應怎樣面對我們的文學史呢?

在近幾年出版的文學史論著中，洪子誠在他的專著中極為深刻地論述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新中國文藝「規範」的確立和逐漸解體過程，但路遙的作品未列入其中。楊匡漢、孟繁華主編的《共和國文學50年》設有「農民文化與鄉土之戀」一章，論及「知青文學」、「尋根文學」，張煒的《古船》、陳忠實的《白鹿原》和賈平凹的作品都位列其中，但未曾提及路遙。只有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和朱棟霖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提及到路遙，並專門論述了路遙及其作品《人生》。其他如王慶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和金漢、馮雲青、李新宇主編的《新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杭州大學出版社，1993年)，對《平凡的世界》雖有所論及，但基本是內容介紹及其獲「茅盾文學獎」的情況，而田中陽、趙樹勤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和陳其光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也都沒有給路遙留下一席之地。另外，像洪子誠主編的《當代文學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和王萬、吳義勤、房福賢等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50年》（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2001年）等理論研究專著都隻字未提路遙。就連一些論述「現實主義文學」的理論研究專著，路遙也同樣被「忽視」。崔志遠的專著《現實主義的當代中國命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洋洋洒洒48萬字，卻吝嗇得容不下「路遙」兩個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部皇皇大作竟然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

他們之所以未提路遙，我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原因：（一）對單調、陳舊的傳統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厭倦。我國的傳統文學一直是以現實主義文學為主流，建國後，由於受政治的過度干預，現實主義文學曾經一統天下，甚至走向了「高、大、全」的畸形發展道路。在這種長久、單一的文學活動中，對之厭倦是情理之中的事。（二）文學觀念的更新。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政治對文學的控制也開始有所鬆動，西方的一些新的文學觀念和創作手法隨之湧入國門，為我國文學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生長點。作家們紛紛運用新的手法在文學園地里大顯身手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理論家們也為他們吶喊助威，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被作家和理論家們所忽略是必然的結果。（三）可能跟理論家們對文學史的認識有關。他們往往採取抓大放小的方法進行研究和編寫教材，從上世紀80年代到上世紀末這段時間裡路遙顯然不能劃入文學的主流，甚至都不能歸人到任何一個文學流派中去，這也許是路遙被遮蔽的原因之一。現實的語境造成我們的理論家對路遙的「集體」遺忘，但他們不應該忘記的是，作為一個整整影響了一代人（甚至兩代人）的重要作家，不論其藝術成就的高下、創作手法的新舊，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文學史價值，文學史不應該遺漏他們。不然的話，就會失去「史」的價值和意義。

路遙作為我國當代文壇上的一個文學現象，無論著者或編者出於什麼樣的原則和要求，都不應該、也不能「忽視」，儘管他有著這樣那樣的不足。正如李建軍在《文學寫作的諸問題――為紀念路遙逝世十周年而作》中所說：「從不足的方面看，他的寫作，是道德敘事大於歷史敘事的寫作，是激情多於思想的寫作，是寬容的同情多於無情的批判的寫作，是有穩定的道德基礎但缺乏成熟的信仰支撐的寫作」等缺點。但作為文學史，尤其是作為用來教育知識精英和培養未來人才的大學文學史教材，就更不應該忽視這一重要的文學現象。學生喜歡的作家和作品在學習中得不到回應和解答，學生不喜歡的作家和作品可能位列其中並且論述詳實；理論界所關注的作品並不被普通讀者接受，普通讀者所喜愛的作品並不被理論界看重，理論與實踐的背離和矛盾在此暴露無遺。這也許是理論界歷來的頑症，值得每位從事文學研究的理論工作者深思。路遙對文學的態度和認識，路遙作品所描寫的生活和揭示的主題，直到今天仍然有深刻的意義（如關注底層人民、強調個人奮鬥等），可以說是我們民族精神財富的一部分，有其獨特的價值和意義。這種寶貴的精神財富不能用來教育國之棟樑的大學生，不能不說是個遺憾。這樣的「忽視」和「遺忘」，可能讓我們民族的精神財富在歷史的天空中被懸置，從而造成文學與人民、理論與實踐脫離的歷史缺憾。

《路遙》雜誌是清澗縣為研究路遙出版的一本刊物，創刊號里收入大量路遙珍貴照片和諸多史料。本書由路遙紀念館出品

令人欣慰的是，新世紀初孟繁華首先提出了「無產階級寫作」、「底層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等概念，並強調了這一文學的重要性，以期引起創作界和理論界的廣泛關注，從而恢復文學為「人民立言」的優良傳統，確立文學的人民立場。孟繁華在他的文章《中國的「文學第三世界」》中寫到：「在中國，那些表達工人群體生活，農民生活以及其他底層生活的寫作等，就是處在『第三世界』的境遇中。這些文學不止是『邊緣化』，而是全部被淹沒，文學的『第三世界』徹底地淪陷了。」這個觀點雖然有些片面，但不乏警世作用。張麗軍、趙德利和曹斌等理論家也都紛紛撰文響應孟繁華的呼籲，籲請我們當前的作家關注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第三世界」的人民，關注處在文學邊緣的「第三世界」的文學，關注反映「第三世界」人民的作家和作品。這為那些默默無聞地為反映底層百姓生活、為「人民」立言而創作的作家們帶來一些信心和勇氣，使他們不至於不願或不屑從事這類題材的創作，也不至於如路遙那樣孤獨和荒涼吧。（文/汪德寧）

轉自「重讀路遙」微信公眾號（luyaoyanjiu），騰訊文化合作媒體，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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