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戰與轉變：馬克思主義在日本

撰文：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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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戴鋼盔、手拿武鬥棍與警察對抗，日本60、70年代左翼學生運動的媒體形象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從而不時的出現在電影、動畫、村上春樹或者村上龍的小說，乃至AKB48的歌曲MV中。儘管60、70年代的學生運動自有其意義，但在一百多年來的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史中，畢竟只是一個片段，僅僅關注這一運動，並使之成為娛樂文化的一部分，或許某種程度上也是資本主義娛樂文化的一種的結果。

對日本近代史的一般看法而言，一種「成功神話」佔據著意識形態上的統治地位。這種敘事認為明治維新之後，在強有力的天皇與集權政府的主導之下，日本成功的實現了現代化。這固然部分的是歷史的事實，日本今日仍是世界最發達國家之一。然而，這無疑忽視、壓制了在這種國家主義、帝國主義的近代化之下被壓迫、屠戮的人們的聲音，忽視了對抗、批判這種強力的國家主義近代化的契機與經驗的存在。其中就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經驗。

日本馬克思主義又通過留學以及出版等渠道，影響了整個東亞的左翼知識人與社會主義運動，中國20、30年代的很多先進的知識分子，通過日本渠道學習、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在20、30年代，幾乎同時，中日兩國乃至東亞的馬克思主義者都討論東方社會的社會性質認識的問題，以及與之相關的革命戰略如何設定的問題。因此「馬克思主義在日本」這一問題，也與我們今天理解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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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日共的起起落落

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源遠流長，早在1890年代，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出現了近代的大工業與工人階級，這一時期，以高野房太郎（1869~1904）和片山潛（1859~1933）為代表的留美歸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就借鑒美國工人運動的理論與經驗，開始了早期的工會運動。而在1904年的日俄戰爭中，日本社會主義者掀起了反戰運動，這在當時「舉國一致」的日本，可以說是唯一的。1906年，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們組織了日本最早的社會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與今日的社會民主黨無關），雖然這個政黨僅存在一天就被政府強制解散，但它提出的和平、反戰與社會主義的綱領，仍具有深遠的意義。在初期社會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以片山潛為代表的議會路線和以幸德秋水（1871~1911）為代表的「直接行動」論的對立。前者主張通過政黨和選舉實現革命，後者則持議會無用論，主張通過工會組織總罷工來實現革命。兩者間爆發激烈的論戰，論戰中「直接行動」論取得了優勢。然而，當時日本工人運動的力量十分弱小，並沒有「直接行動」的現實條件。於是，幸德秋水周圍的一些活動家轉而試圖採取恐怖手段，謀劃刺殺明治天皇。此事被警察偵破，日本政府遂利用這一事件將社會主義者一網打盡，幸德秋水等十二名活動家被處以絞刑，是為「大逆事件」，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因此一時衰落，進入所謂「冬天的時代」。

在「冬天的時代」中，雖然社會主義運動沉寂，但日本社會卻發生了很大變化，進入歷史學家們所說的「大正民主」時期。在這一時期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運動得到很大發展，成立了政黨內閣，要求普遍選舉權的運動也日益高漲。1917年的俄國革命，讓先進的知識分子們看到了新世紀的曙光，一些人關注、介紹俄國革命。日本帝國主義積极參加針對俄國革命的武裝干涉，但在干涉軍將要出征的時候，卻因米價上漲而發生「米騷動」。在思想上，產生了被思想史家們稱為「社會的發現」的動向。如果明治時代的思想關鍵詞是「國家」的話，那麼「社會」就成為大正時代的思想關鍵詞。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日本社會主義運動開始走出冬天，重新興起。不過，大正期的社會主義運動中，以大杉榮（1885~1923）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力很大。他們繼承了幸德秋水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反對政治運動，主張以工會的總罷工實現革命。這種思想隨著社會政治運動的發展，顯得不能適應形勢。於是，以山川均（1880~1958）為代表的引進俄國革命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思想的思想傾向，就得到了先進知識分子們的贊同。1922年，山川均發表了著名論文《無產階級運動的方向轉換》，這裡的「方向」轉換，就是從非政治轉向政治。共產國際成立後不久，就開始關注遠東局勢。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1922年7月15日（根據日共的「正統黨史」），日本共產黨秘密成立，是為「第一次日本共產黨」。國際為第一次共產黨起草了綱領，即所謂「1922年綱領草案」，但因為這個綱領提出了廢除君主制的問題，使得對天皇制存在恐懼心理的日共領導人感到害怕，所以未能由日共正式通過。一次日本共產黨成立以後不久，1923年就被特高（「特別高等警察」，日本政府專為打擊社會運動而設立的政治警察）一網打盡。但是，特高並未能找到共產黨「企圖變革國體「（即反對天皇制）的直接證據，故而參加者們受到的刑罰並不嚴重。但是，這就使得山川均等領導人認為，布爾什維克式的非法秘密的共產黨不符合日本的國情。於是，他們就在1924年，在未與國際商討的情況下解散了日本共產黨。

1926年，日本進入昭和時代。昭和初期的近十年，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主導日本論壇的時期，各種社會運動也風起雲湧，被稱為「改造」與「革命」的時代。然而，隨著昭和恐慌和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衝擊日本，在使得社會運動更加激烈的同時，也產生戰爭與法西斯的社會氛圍。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所謂「滿洲事變」爆發。1932年，發生「五·一五」事件，政黨內閣宣告終結。1935年，大正民主主義的政治理論「天皇機關說」被宣布有違「國體」，遭到禁止。1936年，發生「二·二六」兵變。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日本遂陷入戰爭與法西斯的深淵。昭和戰前期就是這樣一個由「改造」與「革命」走向戰爭與法西斯的激蕩的時代。

第一次日本共產黨解散以後，共產國際非常不滿。日本共產黨解散後留下了一個處理後事的「事務局」，1926年，以該「事務局」為核心，又重新建立了日本共產黨，是為第二次日本共產黨。第二次日本共產黨建立時的指導思想，是所謂「福本主義」。青年理論家福本和夫（1894~1983）曾留學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與新銳的西歐馬克思主義學者盧卡奇、科爾施等人都有交流，學習了當時最先鋒的西歐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回國以後，積極的向日共事務局領導下的理論雜誌《馬克思主義》投稿。他的文章充滿了各種當時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者們聞所未聞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和新鮮的理論，令編輯部嘆服，從而連篇累牘的發表，並引起了讀者們的狂熱崇拜，成為第二次共產黨成立時期的指導理論。福本和夫引用共產國際所提倡的「資本主義全面危機」論，認為日本資本主義和世界資本主義一樣，已經處於急速的沒落時期，因此，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十分成熟。但是，日本革命的主觀條件尚不成熟，還沒有能夠領導革命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福本根據列寧在《怎麼辦》中的論述，認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無法從人民群眾中自然產生，而必須由掌握先進理論的知識分子從大眾中「分離」，然後再由分離出來的先鋒隊與群眾結合，從而實現革命。而為了實現這一「分離」，就必須進行理論學習和理論鬥爭。先進的知識分子需要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才能成為真正的革命戰士，不僅如此，相互之間還要進行理論爭論，通過理論爭論、理論鬥爭來分離出真正掌握正確的馬列主義理論的革命先鋒隊。當時，隨著普遍選舉法案在議會通過，一般工人農民也獲得了選舉權，出現各種無產階級政黨。福本主義就為各種無產階級政黨的分裂和相互鬥爭、宗派主義提供了理論的依據。特別是日本共產黨為代表的非法主義與其他無產階級政黨的合法主義之間的矛盾對立就更加的激烈。

共產國際對福本主義的流行非常不滿。1927年，福本和夫等日本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都被召喚到莫斯科，日共領導人被迫放棄福本主義，並且接受了在布哈林主導下所制訂的日本共產黨《27年綱領》。《27年綱領》同時批判了山川均和福本和夫，認為山川主義是不要無產階級先鋒政黨的「取消主義」，而福本主義則是「極左冒險主義」和「宗派主義」。綱領批判福本的日本資本主義急速沒落的觀點，認為日本資本主義還處於上升階段，並在日本資本主義怎樣認識的問題上提出了指導性的重要觀點。綱領認為，無論如何，明治維新仍然是一場資本主義性質的革命，但封建專制、絕對主義（即君主專制）的殘餘非常強大。在革命戰略方面，《27年綱領》提出二階段革命論，即先進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通過這個革命迅速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這個綱領不僅成為此後一段時期共產黨的方針，也對日本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福本主義因此迅速沒落，而馬克思主義者與非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在《27年綱領》指導下的共產黨系理論與非共產黨系的理論的論爭隨之展開。

1927年的論戰中最重要的是所謂「二流帝國主義論爭」。國家社會主義立場的經濟評論家高橋龜吉（1891~1977）提出，按照列寧所提倡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標準，如壟斷的大托拉斯的形成，分割世界殖民地等標準來看，日本還不能算是帝國主義的國家，而是所謂「二流帝國主義」，甚至是被帝國主義支配的國家，因此日本無產階級不應該打倒國內的資本主義體制，而是應該代表東亞的被壓迫民族，打倒西方帝國主義勢力。這種理論遭到了當時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野呂榮太郎（1900~1934）和豬俁津南雄（1889~1942）的批判，他們指出，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是將帝國主義看作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階段，不能以一國國內經濟是否已被托拉斯支配之類的單純經濟標準來劃分是否屬於帝國主義國家。這一論戰拉開了日本資本主義論爭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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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農派」與「講座派」論戰

1927年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一個重要動向是所謂「勞農派」的形成。在山川均主導下的一些左翼知識分子反對建設少數人的、非合法的共產黨，而主張建立統一、合法、大眾的無產階級政黨。在日本資本主義認識方面，他們認為日本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資產階級已經掌握了政權的領導權，社會性質雖然還有很多封建殘餘，但整體上說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絕對主義、君主制勢力，已經為資產階級的領導權所支配。在革命戰略方面，他們提倡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階段革命論。他們以山川均、豬俁津南雄為中心，發行了雜誌《勞農》（1927年12月創刊），圍繞在《勞農》周圍的馬克思主義者就被稱為「勞農派」。

勞農派認為自己才正確的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日本革命的實際相結合，但共產國際所指導下的日本共產黨卻將其視為所謂「左翼社會民主主義」勢力，而在共產國際的世界方針中，左翼社民主義被認為是危害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危險」的敵人，成為「主要打擊對象」。這時代表日本共產黨批判「勞農派」的代表理論家是工人出身的日本共產黨領導人渡辺政之輔（1899~1928）。渡辺依據《27年綱領》提出，日本政權的性質並不像勞農派所認為的是資產階級已經掌握領導權的政權，而是地主與資本家的聯合政權。社會性質方面尚有廣泛的民主革命任務，如土地革命的任務有待完成。由此可以看到圍繞日本社會性質和日本革命戰略的兩種不同觀點已經形成。

再次成立之後的日本共產黨遭到了日本政府非常嚴酷的鎮壓。1928年3月15日和1929年4月16日，先後發生了兩次大的檢舉，每次檢舉都有數千人被捕，不僅是黨員，還有為黨提供資金者，參加黨的外圍組織者等均被逮捕，有的被起訴。在這種連續的打擊之下，日本共產黨的力量被大大削弱。黨的領導人渡辺政之輔也於1928年10月，在到中國領取共產國際發給的運動資金後的返回途中，於台灣基隆被警察發現。渡辺不欲被捕，遂以手槍回擊警察，壯烈犧牲。

這一時期，隨著有關日本社會性質問題的討論的深入，必然涉及明治維新的性質與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的問題。於是，在論戰的刺激之下，開始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立場的有關研究。野呂榮太郎於1927年發表了重要論文《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野呂認為，明治維新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變革，天皇的專制主義客觀上促進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而歷史學者中也出現了用馬克思主義解釋日本近代史的研究。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服部之總（1901~1956）在1928年發表了論文《明治維新史》，他認為幕末的政治變革本身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革命，但是明治政權的成立及其主導下的資本主義化過程，可以看作「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同時代的自由民權運動，則可以看作是「自下而上」的資產階級革命，總體上將明治維新看作資本主義性質的變革，符合《27年綱領》的認識。

1930年~1931年間，圍繞日本革命戰略的論戰全面展開。其中的一方為親日本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代表為野呂榮太郎，以及親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的研究組織「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的青年學者們。而與之對抗的則是勞農派的知識分子，代表為豬俁津南雄，以及書齋型的左翼學者櫛田民蔵（1885~1934）。關於日本農業的性質問題，櫛田在1931年發表了重要論文《關於我國的佃農地租的特質》，提出日本農業的土地關係已經是近代的土地關係，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封建制度下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所謂「經濟外強制」已經消滅。地租雖然是實物地租，但「在觀念上」已經是貨幣，農民家庭計算一年收支已經使用貨幣單位。佃農地租率雖然很高，但這並非封建生產關係的結果，而是佃農間相互競爭的產物。但櫛田又認為這種地租還不完全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所以將其定義為「前資本主義」性質的地租。

針對櫛田的理論，野呂榮太郎和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的理論家們進行了批判。他們首先從方法上批判櫛田，認為他的方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因為櫛田重點分析地租的「觀念貨幣」的性質，在野呂等人看來，是從「非本質」的方面入手。蓋依據馬列主義，分析生產關係必須先分析生產關係中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關係，在農業問題上就是地主階級與佃農的關係。所謂「貨幣觀念化」只是現象，而不是本質。而「本質」上日本農業的生產關係仍然是封建的，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習慣、法的關係並未解體，「經濟外強制」仍然存在。因此佃農地租的本質仍是封建地租。後來野呂的思想趨於極端，主張日本近代的土地關係是亞細亞式的、「國家最高地主」的土地所有，土地稅的本質是封建地租，所謂自耕農都是國家的農奴。這種極端的學說，卻對此後日本共產黨系的農業理論影響不小。

布哈林被批判以後，共產國際認為布哈林主導制訂的《27年綱領》不合時宜。根據1928年共產國際六大制訂的《共產國際世界綱領》，所謂中進國（資本主義先進國與不發達國家之間的國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尚未徹底完成的國家）的革命類型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先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然後向無產階級革命轉化的二階段革命，一類是廣泛包括資產階級革命任務的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階段革命。由於批判布哈林的所謂「右傾」思想，加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深化，國際的指導思想變得十分左傾，認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即將到來。因此這一時期國際對中進國革命的指導方針特別傾向於一階段革命論。1931年，日本共產黨派人到莫斯科接受國際的指導，回國後制訂了《31年綱領草案》。《31年綱領草案》明確的認為明治維新是資產階級革命，日本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正不斷成熟。土地問題等民主革命的任務依然存在，但都包括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之類。面對這一綱領日本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如野呂榮太郎等人都頗為困惑，因為他們在與勞農派論戰中的主張的核心就是日本革命存在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國際提出一階段革命論，他們雖然不敢質疑國際的權威，但也不能不感到困惑。但是《31年綱領草案》也承認存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所以野呂等人的理論工作仍然強調這一方面，特別是土地問題的存在。

1931年，以野呂榮太郎為領導的日本共產黨系知識分子開展了活躍的理論活動，特別是野呂等人為了加強黨的理論活動，於1931年開始策劃《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叢書，在1932~1933年間由著名的出版社岩波書店出版。該叢書雖然包含明確的政治目的，卻不是單調的政治宣傳，而是十分強調學術性，在明治維新史、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等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業績，堪稱日本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最重要的理論成果之一。該系列在明治維新史方面的主要執筆者為服部之總和羽仁五郎（1901~1983），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方面的主要執筆者為山田盛太郎（1897~1980）和平野義太郎（1897~1980）。這些以《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為中心集結的共產黨系學者，後來就被稱為「講座派」。

1932年，隨著「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日軍的佔領地域與蘇聯接壤，蘇聯遂直接暴露在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威脅之下。共產國際認為打倒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成為緊要的課題。同時，隨著歐洲法西斯勢力的興起，共產國際開始注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意義。於是，國際又認為《31年綱領草案》不合時宜，重新制訂了《32年綱領》。《32年綱領》回到了二階段革命論，而且在理論上遠比《27年綱領》徹底。綱領認為，日本近代國家是一貫的絕對主義的國家，國家權力的性質是天皇制絕對主義，並提出了「打倒天皇制」的口號。綱領認為日本存在著嚴重的封建制度下的農業問題，存在半封建的農奴制。軍事封建的天皇制帝國主義開始向海外進行軍事擴張，日本革命的任務就是要將帝國主義戰爭向國內革命轉化。此後戰前國際沒有再對日共綱領進行修改，《32年綱領》就成為戰前日共決定性的綱領。綱領中的日本資本主義認識被講座派知識分子長期繼承下來。《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開始策劃時，尚在《31年綱領草案》的指導之下，開始出版後不久《32年綱領》才制訂。雖然日本革命的綱領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從社會主義革命變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但《講座》的內在理論邏輯並沒有發生很大的問題。這是因為雖然有《31年綱領》的存在，但是日本共產黨系的知識分子還是傾向於強調日本社會半封建性的方面，這一思想傾向本身有綱領問題之外思想史的發展過程。

然而這一時期的日本共產黨陷入了嚴重的危機。戰前的日本共產黨黨員數其實並不多，始終不過二、三百人左右，而這一時期特高警察派遣了大量特務到黨的機關中。這些特務偽裝成革命者進入共產黨，在黨內有了一定地位後就將掌握的黨的機密報告給警察，警察就據此大量逮捕黨員。在日共的危急時刻，身患重病的野呂榮太郎被黨徵召，從理論戰線轉到地下活動戰線，指導黨的再建工作，但也未能挽回局面，野呂本人也在被捕後遭受拷問，於1934年2月19日在獄中逝世。

山田盛太郎在《講座》中發表了三篇論文，1934年將其結集為《日本資本主義分析》一書，該書堪稱日本馬克思主義史上最重要的理論成果之一，也被認為是講座派的「聖典」。山田認為，日本資本主義基本的「型」是在1890年代至1900年代之間形成的，這個「型」由三個層次構成。首先是所謂「基柢」即農業構成日本資本主義的基礎，其特點是所謂「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零細農耕」。從這種體制從日本資本主義從農村剝奪地租，農村的貧困並為工業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其次是所謂「生產旋迴」，「旋迴」即revolution，「生產旋迴」即工業革命之意。主要是紡織、織布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其特點是「殖民地以下」的超低工資和「肉體消磨」的長時間過度勞動。此外則是家庭手工業，是典型的「慘苦的茅屋」。最上層是所謂「旋迴基軸」，即工業革命中的關鍵產業，主要是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是日本政府主導下「強力的創出」的產業。紡織業等產業的市場需要帝國主義政策來確保，關鍵產業的原料產地也是如此，而軍事產業又為帝國主義提供武器。關於革命的展望，山田認為軍事工業和重化工業陶冶出先進的近代大工業的勞動者，能夠成為工農聯盟的核心來實現革命。

《分析》出版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甚至產生了狂熱的信徒，這一方面由於它首次清晰的勾畫了日本資本主義的整體形象，另一方面也由於它獨特的難懂的文體和有些故作高深的用語，對青年知識分子有特殊的魅力。講座派因為《講座》與《分析》在論壇大出風頭，勞農派當然不能坐視，然而勞農派主要理論家櫛田民蔵於1934年因過勞逝世，於是反駁《分析》的重任就由勞農派新銳向坂逸郎（1897~1985）來承擔。向坂認為，山田所描繪的日本資本主義像是「無發展」的，形而上學的。因為山田主張，日本資本主義的「型」在明治30、40年代一旦形成後，就固定不變了。在這個構造中，「半封建」與資本主義成了一種相互規定的關係，即資本主義的發展不但不瓦解封建經濟，反而會使封建經濟更加發展，這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瓦解封建經濟的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相矛盾。此外，對於山田所謂的「殖民地以下」、「印度以下」的工資，山田在論證中說，日本所生產一定量的絲的價格中所包含的工人工資要低於印度的同樣產量的絲中所包含的工人工資，因此日本工人的工資比印度還低。向坂指出這裡沒有考慮勞動生產率，犯了一個低級錯誤，並由此攻擊山田學風故弄玄虛，實際十分粗疏。除了向坂以外，勞農派的經濟史家土屋喬雄（1896~1988）針對山田關於日本農業「封建慣習」、「農奴制」、「徭役勞動」的主張，對一些村落進行了實地考察，指出日本農村的生產關係實際上已經是近代的，山田的主張是觀念先行的產物。

於是，圍繞著山田的《分析》，講座派與勞農派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但山田本人卻始終對論戰保持沉默，不做回應。講座派一方，以平野義太郎為首，眾多青年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積极參加，勞農派也積極應戰，雙方論戰不斷激化，雙方的感情也更加惡化。

與理論戰線上華麗的論戰相比，實際的共產主義運動卻急劇凋零。1935年，日共最後的黨中央組織被特高警察破獲，日共從此沒有黨中央，戰前的日本共產黨在組織上宣告滅亡。同時，這一時期還發生了黨員和支持者的大量「轉向」。特高警察對被捕的共產主義者嚴刑拷打，並加以思想「引導」，以使他們放棄共產主義。特高的工作取得了相當的成效，1933年，黨的領導人佐野學和鍋山貞親在獄中宣布轉向，表示共產國際的國際主義是錯誤的，不過是為蘇聯的利益賣命，要在天皇制下實現共產主義，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有從軍閥統治下解放中國人民的革命意義等等。這一聲明導致了被捕者雪崩一樣的轉向。在這樣的情勢下，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繁瑣的理論論戰，不能不說已經不合時宜。

1936年，發生了所謂「共產學院事件」。山田盛太郎、平野義太郎等講座派的理論家策劃一個新的叢書，名為《日本封建制講座》。特高捏造說此舉旨在秘密重建共產黨，將參加的學者全部逮捕，山田等人被捕後宣布「轉向」。至此，戰前的講座派就消亡了。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這一時期勞農派的一些學者積极參与無產階級政黨中的「人民戰線」運動，即響應共產國際七大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號召的活動。1938年，特高又以「人民戰線」是企圖「變革國體」的罪名，將有關學者全部逮捕，勞農派也因此沉默，日本資本主義論爭遂以被暴力鎮壓的形式宣告終結。

3

論戰的影響與反思

然而，戰前日本馬克思主義的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許多原左翼知識分子「轉向」以後，參加到「國策」的調查機關與研究會中，他們就將講座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帶到了日本戰時體制的建構過程中。他們與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的「革新派」們相結合，將實現日本社會主義的希望寄托在以近衛文麿為代表的體制內「革新派」身上，積極支持近衛新體制和戰時體制，指望通過戰時體制實現日本經濟社會的「再編成」，克服日本的「半封建性」，從而走向社會主義。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的中國東北，講座派理論也有影響，大上末廣等知識分子用講座派的方法分析中國東北的土地問題和農業問題，甚至有人從事農業合作化運動。但1941年，先後發生「企劃院事件」、「佐爾格事件」等揭發「共產分子陰謀」的事件，許多參與體制的原左翼知識分子都以「陰謀革命」的罪名被捕。而此後一些原左翼知識分子如平野義太郎甚至積極為「大東亞共榮圈」搖旗吶喊，徹底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幫凶。相比講座派的積极參与戰爭，一些勞農派知識人表現出較好的操守，他們或匿名從事翻譯，甚至從事農業、副業，如向坂逸郎自己從事農業生產，自給自足，而拒絕為戰爭服務。

戰爭結束以後，日本共產黨重新組織起來，而許多積极參与了戰爭的講座派知識分子如平野義太郎等，隱藏自己戰時的活動，以老一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姿態返回了日本共產黨，重新主張起日本民主革命的理論。由於日本共產黨與講座派馬克思主義有著戰前抵抗天皇制，反對軍國主義的名聲，所以講座派一躍成為論壇主流之一，產生廣泛的思想影響。不僅在馬克思主義方面，而且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如丸山真男、大冢久雄的「市民社會」思想，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丸山等人與講座派一樣強調日本社會強大的封建遺存，以及近代市民革命的必要性。講座派與市民社會派遂影響了戰後一個世代的日本知識界，直到6、70年代新左翼的興起。勞農派則支持日本社會黨中的左派，影響日本社會黨多年，直至80年代。斯大林批判以後，許多新的左翼思潮出現，批判、反思舊的馬克思主義，取代講座派與勞農派成為馬克思主義論壇的主角。但講座派在歷史學、勞農派在經濟學方面仍然發揮著很大的影響，直至80、90年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退潮，講座派、勞農派等傳統馬克思主義徹底消亡。

戰前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積極思考了在日本這一特殊的後發資本主義先進國這一特殊環境下，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的問題，對日本政府、日本社會主流的軍國主義、財閥統治、對外侵略、天皇制信仰的社會構造構成了一個批判的參照系。特別是講座派努力探索了近代日本資本主義的特徵問題，即使在今天要思考近代日本社會的特殊性，講座派馬克思主義仍然是重要的理論資源。不過，在另一方面，戰時日本馬克思主義者們的戰爭協力問題，不僅沒有得到很好的反思，反而近年來在所謂「總體戰與近代化」，強調戰時體制對日本近代化的積極作用的研究取向之下，得到了所謂的「再評價」，這不能不需要反思。

今日儘管講座派所強調的日本經濟結構的半封建性已經隨著高度經濟成長徹底消失，但是日本社會結構、乃至社會精神構造中的半封建性真的已經被克服了么？抑或如丸山的「古層」論所言，是自古以來日本人所不能避免的宿命？馬克思主義與近代主義都不過是「古層」的大河中必然被克服的小小插曲？從安保法制反對運動一時的高揚，從部分學者對安倍政權的抵抗來看，斷言觀察日本社會的「左眼」將完全消失，似乎也還言之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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