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拿了何鍵多少車馬費？

資料圖：胡適（新華社/圖）

1933年瞿秋白寫了一篇《王道詩話》，魯迅把它署上自己常用的筆名「干」拿去投稿，於1933年3月6日在《申報·自由談》刊出，後收入魯迅的《偽自由書》里，這是一篇批判胡適的文章。文章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攻擊他到長沙去演講，得了何鍵五千元「程儀」這件事。文章說；「胡博士到長沙去演講一次，何將軍就送了五千元程儀。」於是，《詩話》里就有了這樣的詩句：「好向侯門賣廉恥，五千一擲未為奢。」

可是，對於「何將軍就送了五千元程儀」這事，文章並沒有提供根據。1981年版《魯迅全集》在此處設注，只說是「據傳何送他『路費』五千元」。假如能夠找到了依據，《全集》注釋者是不會放過的，可是並沒有。

胡適1932年12月應邀到長沙演講的事，在他日記里是逐日作了記載的。他於12月6日離開長沙，這天的日記里記下了何鍵來送行並送給他禮品和旅費的經過：

他把他的著作送了我一大包，又送菊花硯一塊，湘繡兩幅，湖南筆兩枝，我都收了；他請所(指省政府招待所——引者)中職員來說，還送我四百元旅費。我向他面辭；我去告訴他：此次旅費已由各方面購買車票，幾乎不費我一分錢，不能再受旅費了。我辭別後，即離去招待所。

三點半到車站，送行者甚多。招待所中職員仍把旅費送來，我托經農及劉廷芳代辭；後來所中職員說，今天上午特別去兌換天津、上海紙幣；我也因為在車站推來推去，不成樣子，所以終於收下了。

此行翁詠霓君墊了一百元，我自己帶了九十元出門，三次在漢口旅館，兩次是總司令部代付錢的；往長沙的車票是總司令部買的；今天回去的車票是我自己買的；後天北去的車票是我托武漢大學代買的，大概他們不讓我出錢。總計還可餘兩百多元。

胡適在日記里詳細記下這四百元旅費接受的經過和此行開支的賬單的時候，當然完全無從預料到將會出現一個「五千一擲」的「據傳」。日記出版後，也就可以澄清這一「據傳」了。我把我看到的這個材料寫到《重讀〈王道詩話〉》里，發表在《隨筆》2005年第4期。2005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也採用了胡適日記中的這個材料。這個問題應該說是已經解決了。

想不到多年之後有人出來為瞿秋白辯護了：

數年前，偶於《隨筆》雜誌得讀朱正論說《王道詩話》的大文，徵引胡適日記，坐實其收受四百元，並斥責「五千元」乃無稽之談。整篇「詩話」，亦隨之失去了「實證」。

孰是，孰非？

竊以為，胡適日記不會做假，打開紅包，確為四百元；「詩話」所言，亦非子虛，同樣可由胡適日記得證。這就是，給胡適送紅包的省政府招待所職員說，「今天上午特別去兌換天津、上海的紙幣」。須知，湖南乃是濫印紙幣、金融混亂的重災區。這裡，不妨摘錄民國七年（1918年）七月上海《申報》所載《湘省商人辦貨困難》之報道：「長沙載，自遭兵燹以後，商業凋零，已達極點，兼之紙幣充斥，銀根奇緊。近日由湘匯申貨款，須湘省紙幣銀二萬七千兩，始合上海規銀一千兩。此種匯水，誠屬空前未有之奇聞。」

實則，從彼時之張敬堯，到此時之何鍵，雖時隔十數年，軍閥當道，「湘災」依舊。彼時，湘幣之銀與上海「規銀」比率，為27:1;此時，以湘幣兌天津、上海紙幣，若能五千元換四百元，匯率為12.5:1，雖仍遠遠高出於今之人民幣對美金或歐元之比價，但應該要算是不低了。我因而揣想，當年秋白為躲國民黨當局追捕，而避難魯迅家中撰「詩話」，遙想軍閥跋扈湘省，勞民喪財打內戰、剿紅軍，既哀民生之多艱，亦嘆胡適輩奢談「人權」之欺人，故落筆寫下「講演一次」五千元，「價錢不算小」，實乃言而有據，頗費了斟酌。（陳鴻祥：《讀瞿偶記》，載《瞿秋白研究文叢》第8輯，中國文聯出版社，2014）

辯護者明知胡適日記中寫的「四百元」這個鐵證無法推翻，又要竭力證明《詩話》中說的「五千一擲」也並沒有錯誤。這怎麼可能呢？於是他想出了一種這樣的解釋方法，即這裡的「四百元」和「五千元」是幣值不同的兩種貨幣。其實那時哪裡有這樣的兩種貨幣呢。這裡簡單說一點貨幣史的常識：清朝以銀兩為主幣，中華民國成立後開始鑄造銀元作為主幣。不過在很長時間裡還是銀元銀兩並用。1928年國民政府為改變幣制極不統一，銀兩銀幣名稱繁雜的局面，在全國經濟會議通過《廢兩用元案》，規定一年後實行廢兩改元，由於籌建中央造幣廠等條件不具備，未能實行。到1933年3月1日，國民黨中政會才原則通過行政院制定之《銀本位幣鑄造條例》及施行辦法，4月6日國民政府才訓令實行廢兩改元，即市場上廢除銀兩隻用銀元。從胡適日記可以知道，他這一回到長沙，所有收支全部是銀元結算的了。

辯護者引證了1918年7月上海《申報》的一條材料作證。這是一件十多年前的材料，僅僅憑著「雖時隔十數年，軍閥當道，『湘災』依舊」這樣毫無具體內容的空話，完全不能用來作為討論1932年的幣值的根據。辯護者以「湘省紙幣」和「上海規銀」的比價來說事，他不懂：上海規銀並不是一種可以流通的貨幣，而是作為記賬單位的虛擬銀兩。假如我們接受辯護者提出的這個材料提出的27:1的兌換率，那麼，400元規銀（不是銀元），得要10800元辯護者所想像出來的「湘幣」去兌換。那麼《詩話》又出現了新錯誤，不是「五千一擲未為奢」，而應該是「萬金一擲未為奢」了。

辯護者又舉「給胡適送紅包的省政府招待所職員說，『今天上午特別去兌換天津、上海的紙幣』」一事為證，以為說的是「以湘幣兌天津、上海紙幣，若能五千元換四百元，匯率為12.5:1，」可惜他曲解了這裡的「兌換」一詞的意思。那時貨幣穩定，銀元和紙幣等值流通，紙幣信用卓著，一個攜帶較多現金的旅行者，總是寧願攜帶紙幣而不是銀元的。省政府招待所職員說的「今天上午特別去兌換天津、上海的紙幣」，是拿銀元去兌換紙幣的意思。一枚銀元的重量是22.5克（成分銀九銅一），四百元銀元重量就是9000克，即18市斤。沉甸甸的一大包，怎麼好送去給貴賓添累呢。

這種根據自己的誤解和曲解寫成的辯護詞，並起不到為瞿秋白辯護的作用。瞿秋白其人其事，別有著作，別有事功，都是很受人尊敬的。他的文章用了一件失實的材料，不過白璧微瑕，並用不著別人用曲說去辯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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