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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無用論」是怎麼產生的?

「讀書無用論」是怎麼產生的?



「讀書無用論」這個名字起得好。其來已久。最古的主張者也許是孔子的得意門徒仲由,即子路。他曾對老師說:「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記在《論語》里(《先進》)。這就是說,有了人,有了土地(社)、糧食(稷),還讀什麼書?有飯吃就是「學」了。書能當作飯吃嗎?這話是從一個人做官引起的,可見用意在於做官就是為學。孔子不贊成,也沒有駁回。孔子的私淑弟子孟軻也說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盡心》)一捆竹簡他才取兩三條,公然說無書勝有書。誦讀詩書的儒家祖師爺尚且有此論調,「絕聖棄智」的道家和「摩頂放踵」的墨家之流更不必提了。這是兩千多年前的話。

不僅如此。「讀書無用」實指書生無用,文人無用。此論也是由來久矣。試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里記載的,一千年前的五代時期的一些「妙人妙事」。


五代的國號是梁、唐、晉、漢、周。除第一代以外總是後一個比前一個更古。若再有第六代,那應該是殷商了。不錯,接下去的是宋。春秋時的宋國據說是殷人的後代。只不知趙匡胤取國號時是否考慮過這一點。照國號看,這些國君應當是「信而好古」的。然而不然。這都是文臣的主意。後唐明宗即位時,有人建議自建國號。這位皇帝問:「何謂國號?」(卷二七五)他「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同上)。這才「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同上)。選出來的便是翰林學士馮道。他是歷事四朝,歷來挨罵的,當時卻被尊重如聖人。他官大,名大,其實不過是「以備應對」,起點諮詢作用的無足輕重的人。他自己也說:「我書生也。當奏事而已。」(卷二八七)不過有時上上條陳提點意見罷了(《通鑒》里記了他的一些意見)。後唐明宗是沙陀族人,不識漢字是不奇怪的。劉邦、項羽是漢族人,也是著名不讀書的。


後晉一位掌權大臣說:「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卷二八四)胡三省在這下面的注中大發感慨說:「嗚呼!此等氣習自唐劉贊已為文宗言之。」……非有國者之福也。雖然,吾黨亦有過焉。「(同上)他說的」吾黨「就是」我輩「,指的是做官的文人。他說不必怪武人(」夫何足責?「) ,而怪文人自己,有點自我批評精神。


五代的後漢時,大官們曾吵過一架。一個說:「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另一個說:「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卷二八九)這後一位是管財政的。在他眼中,「毛錐(筆)」的用處也就是收稅記賬。他不算是「文官」。所以他同樣「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用」?(同上)因此他給文官的「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同上)。俸祿大概是實物,不能軍用的才給文臣,而且故意高估價值,實際是打了折扣。(「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除這個「毛錐論」以外,還有個理論。後漢高祖任命的一位最高掌權大臣「素不喜書生。嘗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強,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卷二八八)這實際上是孔子早已講過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國家有了糧食(廩實),有了武器(兵強),老百姓還能不聽話信從嗎?所以商鞅相秦,講求耕、戰。可見所謂儒、法兩家的政治主張並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為什麼武人不喜文士?為什麼胡三省要文人自我反省?五代的後漢一位武官「尤惡文士。常曰:此屬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為卒」(卷二八八)。文人瞧不起武人,當然要挨罵。可是順從附和也不行。後梁太祖還沒當上皇帝時,曾和僚佐及遊客(門客之類)坐於大柳樹下。忽然他說:這柳樹可以做車轂。有幾個遊客便跟著說「宜為車轂」。這可遭殃了。這個未來皇帝「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為之?」他隨即「顧左右曰:尚何待?」於是「左右數十人摔言宜為車轂者,悉撲殺之。」(卷二六五)不但武人,文人也自相攻擊。有一位官員「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惡縉紳之士」。他趁那位未來皇帝大殺朝士的時候建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同上)被殺的都被「投屍於河」。這個建議人「見朝士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時人謂之鴟裊。」(同上)也有不這樣的,處境就不妙。後晉時一位大臣(節度使),「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卷二八一)。結果是引起了一場兵變。


還有更倒霉的。黃巢入長安建立齊朝後,「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結果是:「大索城中能為詩者,盡殺之。識字者執賤役。凡殺三千餘人。」(卷二五四)可見讀書又會作詩,不但無用,而且有害了。


以上這些不過是從幾本《通鑒》里抄出來的。若不嫌麻煩,大翻典籍,「讀書無用論」的傳統恐怕是代有新義的。不過分析起來,認「讀書無用」者即認書生無用者,也只有兩派。武官不喜文官是一派。文人也不喜文人是又一派。後一派中,不僅有講政治經濟實用的瞧不起「舞文弄墨」的,還有「文人相輕」的。


上溯到孔、孟,可發現他們和後來的不一樣。孔老夫子很重視學習。《論語》一開頭便是「學而時習之」。以後又多次講為「學」。不贊成讀書的子路也說「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他否定書,並不否定學。除此處以外,《論語》中沒有再提到「書」。讀的書好像只是「詩」。寫定了沒有,也不知道。《孟子》里有兩處提到「書」。一是「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盡心》)。一是「頌(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萬章》)早期「讀書無用」的宏論可能有兩點原因。一是書少。二是書不可靠。


書少。孔、孟當時的古書還是刻在竹片上的。也可以寫下來,例如「子張書諸紳」(《論語·衛靈公》)。《孟子》的長篇大論不像是刻竹簡。不過直到漢朝還是帛和簡併用。書的抄寫、保存、傳播都不容易。殷商的甲骨卜辭在春秋戰國時大概已埋進土裡了。口傳和有文字的書是《詩》和《書》。所以《論語》多次提到學「詩」。《孟子》才提到讀「書」(》尚書》)。這兩者一是文,一是史,不是兩者合一的史詩。《論語》說「文獻不足」,說「史之闕文」,好像《尚書》還未成書。只有《述而》中一次提到「易」(「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不知是不是《周易》這部書。《春秋》是孔子時才有的。古時不但書少而且多半口傳,所以《論語》中記載,有人問孔子的兒子學什麼,以為聖人可能「私其子」,另有傳授(《季氏》)。從春秋到戰國,大約書寫工具有發展,書多起來了。這才有「其書五車」之說,而孟子也才有「不如無書」之嘆。書少,自然「為學」不能僅靠讀書。學,靠的是經驗。重口傳,不重「本本」。

書不可靠。不但孟子引了《武成》,說明其誇張,也不僅是《莊子》中「寓言十九」,就是在《孟子》這部書中,就有很多故事難說真假。乞食的人竟有一妻一妾(《離姿》),且不說,以《萬章》一篇為例,其中舜的故事成批,一個接一個,上繼堯,下接禹,很完整。子產的故事活靈活現(「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伊尹的故事中自吹自擂:「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予(我)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百里奚自賣自身當宰相的故事也有說明。孔子、伯夷、柳下惠都有故事作為孟子講道理的佐證。孟獻子、晉平公、齊景公以及繆公對待子思的幾個故事也是這樣。孟子又說到孔子周遊列國的故事,說是「好事者為之也」。又說舜的一個故事荒唐,「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齊國東部靠海,是「百家爭鳴」之處。那裡的荒誕之說也不會僅鄒衍一家,早有此風氣,所以孟子把荒誕派這頂帽子送給齊東人。《孟子》中故事不少,《萬章》篇更是故事集。


古書中故事多,不足為奇。這是古人的一種思想模式,或則通俗些說是思想習慣。用故事講道理,故事就是道理。不僅中國有,外國也有,但在中國特別發達,長久而且普及。也許因此佛教進來後其中故事流傳很多。中印思想習慣有些不同,故事轉化也快。「太子」出家的意義在中印雙方大不相同。這和「讀書無用論」也有關係。因為故事多,寓言多,習慣用隱喻說話、寫文,所以就不是事實,不可靠了。不是事實,又不好懂,當然除了吃飽飯的人以外誰耐煩去猜啞謎?何況漢字最少要認識一兩千才能讀書,還不一定懂。(其實拼音文字要記的詞更多,並非一拼字母就懂。各國都一樣。)


早期古人不過說:「何必讀書」,不儘是「信書」,後來的人一再提出「讀書無用論」,重點卻在一個「用」字,而且著重在讀書的人無用。這好像深了一層,其實所依據的是一樣。不識字,不讀書,照樣當皇帝,做大官,指揮兵馬,富可敵國。識字也不過記姓名(項羽說的),記流水賬(包括《春秋》記事和給皇帝編家譜)。書,既不能吃,又不能穿。讀書常和挨餓相連。但是有的書還有用。蕭何收秦圖籍,知道了各地出產,能搜刮多少。這些大概是《禹貢》一類,記下「厥土」,「厥貢」,所以對於治國有用,而且是「速效」,能「立竿見影」的。不過這類「圖籍」好像不算正式的書,只是檔案。蕭何也不是讀書人。靠讀書吃飯的儒生、文士,除了當「文學侍從之臣」以外,只有「設帳」收幾個孩子教識字。這怎麼能吸引人呢?孔、孟是大聖大賢,都沒有說過「讀書高」。「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的歪詩本身就不像是讀過多少書的人作的。


不論孔子和子路講的「學」是什麼,「學」不限於讀書倒是真的。秦朝規定「以吏為師」。官吏就是教師,教「律法」。口口相傳,照著樣子做,依靠經驗,不就行了?可是書總燒不完。中國的書口傳筆抄,到唐末才印出來。五代還有活字版。印刷術興起,馮道才建議刻「九經」。宋代起,刻板和傳抄並行。口傳的還有,只是秘訣之類了。奇怪的是當晚唐、五代天下大亂,民不聊生,「讀書無用論」正是興旺之時,為什麼印刷書的技術偏偏會發達起來?難道是,讀書無用,印書有用;在朝廷上無用,在民間反倒有用嗎?書是有用的,但用處不在給人讀,尤其是不在於給人讀懂。多數人不識字,也要書,例如流通佛經就有利益。大亂的南北朝和五代十國並不缺少書,兵火中一燒再燒,也沒燒完,正像大亂的戰國時期書也大發展那樣。這是什麼原故?為什麼總不缺少讀書和作書的書獃子呢?書對他們究竟有用沒有?有什麼用?古來讀書人是極少數,處在不識字和識字而不讀書的人的汪洋大海中,而竟然從「坑儒」以來沒有全部「滅頂」。「讀書無用論」兩千多年未絕而讀書還在繼續。這些堅持讀書的極少數人究竟迷上了什麼?世上竟有迷上「無用」的人?


恐怕實際上「讀書無用」並無此「論」,也沒有「書無用論」或則「書生無用論」。講實用者對於能為我所用的書,對於讀書而能為我所用的人,當然絕不排斥的。司馬光的《通鑒》(原名《歷代君臣事迹》)不是以「資治」之名而傳嗎?幾千年來,有人識字讀書,有人識字而不讀書,有人不識字不讀書,有人不上學讀書而跑書攤買畫報看,各得其所,並不都是書獃子。不是個個人都那麼打算盤講眼前實用效益的。凍餓而死的「賣火柴的女孩」不是還在亮光一閃中得到安慰嗎?有書就有人讀。誰知道有沒有用?「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見得。人和書一樣。

圖@George Christakis


本期編輯 | 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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