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現代人物畫猶如一部生動的視覺文獻，形象地記錄了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遷，亦反映了文化的轉型與思想的變革。關注現實，貼近人生是中國現代人物畫興盛的根本。

20世紀以來的中國畫壇，最引人注目者當首推人物畫。這個曾在漢唐主宰畫壇，到了元代則漸趨衰落的畫科，在20世紀又重放異彩，其光彩源於現實的光芒照耀。中華藝術宮舉辦的「現實的光芒——中國畫現代人物畫研究展」通過近300件代表性作品的展示，基本廓清20世紀以來中國人物畫的發展概貌，同時也映現其面對社會現實的發展、面對西方藝術的衝擊所做出的反應。

傳統向現代的轉型

春秋時期即有抑惡揚善的周代歷史人物畫的記載，魏晉時期出現了以顧愷之為代表的人物畫大家。唐宋是人物畫的盛期，名家輩出。而元代，因文人畫興起，導致山水畫和花鳥畫繁盛，人物畫不再佔據主流位置，並與現實日趨疏離而逐步走向衰落。

20世紀初期，新的時代思潮衝擊封建舊文化，隱逸、遁世的文人畫觀念受到質疑，積極、入世的藝術得到提倡，雅與俗的壁壘被打破。中國藝術家們開始貼近人生，關注現實，關乎人間冷暖的現代人物畫順應時代的發展潮流，現代人不僅入畫，而且有了別樣的畫意。以陳師曾、豐子愷、齊白石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具有革新精神的藝術家衝出摹古的怪圈，以現實人物為表現對象，在人物畫中高歌紅塵悲歡，表現俗世情懷。

豐子愷，家家扶得醉人歸，年代不詳，上海中國畫院藏

豐子愷留學日本，受日本浮世繪的啟發，找到了藝術與新時代的結合點，他說：「中國畫高似喬木，西洋畫深似幽谷。喬木太高，幽谷太深，都不宜住人。我要走在』人』行道上，我要學習『人生』，近於『人情』的繪畫。」他說的「不宜住人」的中西繪畫指的應是傳統中偏於超脫的一面，他善於從日常瑣事中尋找素材，生髮意義，其畫詩意諧趣具足，平實而深永。

齊白石，搔背圖，約1927年，北京畫院藏

齊白石的漫筆人物畫，簡約、幽默，富有人情味。一些現實題材的人物畫作品躍動著畫家的那顆赤子之心，如《人罵我我也罵人》，畫的就是畫家自己，他初到北京之時，很不入時流之眼，畫家堅持自己的藝術主張，並通過漫筆人物畫維護自己的藝術尊嚴。正是這批傑出的先行者以他們具有濃郁人間情味的作品，一掃傳統人物畫孤高荒寒之氣，中國現代人物畫由此誕生。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藝術家懷抱「藝術救國」的理想，以畫筆作武器，或奔赴抗日前線，或深入民間邊地，或在顛沛流離的逃難途中，以美術的方式記錄國難，宣傳抗戰，創作了一批以民間疾苦為內容的情感豐沛、形式新穎之作。這些作品不僅體現了藝術家救亡圖強的愛國熱忱和人道主義的悲憫情懷，同時，還體現了他們藝術救國和藝術革新的高遠志向。

蔣兆和，阿Q像，1938年

關山月，鐵蹄下的孤寡，1944年，關山月美術館藏

徐悲鴻、蔣兆和、趙望雲、沈逸千、呂風子、黃少強、方人定、關山月等人，均以寫實的手法，直錄現實的苦難。抗戰使得寫實主義繪畫得到推行，以取法西方寫實主義為主的融合中西的藝術實踐推動了人物畫乃至中國畫的革新進程。與現實疏離已久的中國畫經過抗戰血與火的洗禮，開始「走出超現實的樂園，而進入現實的煉獄，從非人的走到人的，從無關心的走到關心的」。（傅雷語）

在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歷程中，中國現代人物畫始終圍繞著「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這兩大命題而發展，因此而產生「傳統派」和「融合派」。融合派又因取法西畫的不同而分為現實主義流派和現代主義流派。前者以徐悲鴻為代表，後者則以林風眠為代表。

林風眠，綠衣仕女，1950年，中華藝術宮藏

關良，空城計，時間不詳，上海中國畫院藏

時代與生活的禮讚

新中國成立後，新的內容也拓展了人物畫的表現手法，借鑒民間年畫單線平塗的新工筆畫和吸收西方寫實畫法的寫實水墨人物畫，以特有的形式表達了對時代與生活的禮讚，並映現著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時代風雲。

徐悲鴻是中國寫實水墨人物畫的開拓者，他畢生致力於以西方寫實主義改良中國畫，並從中國人物畫入手進行中西融合的探索，開創寫實主義流派。新中國成立初期，徐悲鴻寫實教育體系與來自延安的革命寫實傳統，以及從蘇聯引進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三者合流，由此產生「徐悲鴻學派」和「寫實水墨畫」，在中國形成強大的寫實陣營，並成為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國畫壇之主流。「徐悲鴻學派」以徐悲鴻和蔣兆和為開拓者，亦稱「徐蔣體系」。

寫實水墨人物畫大致分為南北兩派，北方以「徐蔣體系」為代表，南方以「新浙派人物畫」為代表。「徐蔣體系」的寫實水墨人物畫，重視人物形象塑造，強調造型的寫實性，筆墨服務於造型。除早在30年代開拓這一領域的徐悲鴻、蔣兆和外，繼起者包括以李斛、宗其香、李琦、姚有多、葉淺予、黃胄、劉文西、王盛烈、楊之光、周思聰、盧沉、楊力舟、王迎春、王子武、王明明、劉大為、趙奇、袁武等。

李斛，嘉陵江縴夫，1946年

黃胄，載歌行，無年款，北京畫院藏

與北方「徐悲鴻學派」相對的是南方的「新浙派人物畫」。當時整個畫壇都在摸索如何以國畫的形式表現新時代，在文人畫氛圍濃重的浙江畫壇產生的寫實水墨人物畫，與徐悲鴻學派相比，少了素描味，多了傳統水墨的韻致，更貼近中國人的審美心理。其開拓者有李震堅、方增先、周昌谷等。「新浙派人物畫」的第二代藝術家繼承了這一流派的優良傳統。

方增先，絨帽老人，2005年，中華藝術宮藏

思想與語言的自覺

在經歷了十年「文革」之後，中國藝術家的思想上的自覺還體現於作品具有深刻的批判色彩。曾經一度，時代不允許不和諧音的出現，一律提倡「正面歌頌」，幾乎所有的作品都充滿了陽光感和幸福感。

新時期以來，一批對藝術和人生具有深刻認識的人物畫家，顯示了他們思想型藝術家的理論高度，同時，他們將這一高度轉化為作品中的批判性鋒芒，這種批判色彩在都市題材人物畫中尤為突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都市化進程的加快，都市愈來愈受到藝術家的關注，成為他們熱衷表現的對象。劉進安、劉慶和、李孝萱、陳蘇平等均以調侃、辛辣的筆調，表達著對現代都市生活的反思與批判，揭示都市生活的焦慮與無助，荒誕與虛無。

周思聰 盧沉，同胞、漢奸和狗——礦工圖之五，1980年

田黎明，都市午餐，2012年

中國現代人物畫語言上的自覺首先體現為表現性水墨人物畫的興起。1980年代初，國門打開，「西風」襲來，一直囿於寫實的中國畫壇開始接受西方現代藝術的洗禮，其中，德國表現主義以其強烈的象徵寓意性吸引大批中國畫家，他們逐步摒棄寫實手法，脫離客觀敘事，以變形誇張的水墨語言表達主觀感受。語言上的自覺還體現在寫意性水墨人物畫的振興。

中國現代人物畫猶如一部生動的視覺文獻，形象地記錄了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遷，亦反映了文化的轉型與思想的變革。關注現實，貼近人生是中國現代人物畫興盛的根本。（文/裔萼）

（作者系中國美術館研究館員，標題為原文編輯所加）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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