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

作者 劉 立（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責編 許小編

導讀

H.M.Collins在「The Seven Sexes: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a phenomenon, or the replication of experiments in physics」一文中，提出科學知識及其轉移的兩種模式，其實是論述實驗可重複性的兩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是「演算法模式」（algorithmical model）。這種模式認為，知識可以還原成像計算機程序那樣的東西。就是說，如果你按照一系列數量有限的、清晰明白表述的指令（即演算法）去操作，一個科學家就可以完全一模（MU）一樣地複製出另一個科學家原創的實驗。按照這種模式，如果一個重複性實驗未出現可重複性的結果，那就說明從事原創實驗的科學家未提供完整的演算法，即原創科學家提供的演算法具有不完整性（imcompleteness）。作為（科學）社會學家，就應該去尋找演算法不完整性的原因是什麼，包括原創科學家是否故意隱藏了某種東西，或者是否造假了。沿著這種思路，科學社會學家發現已發表的期刊論文具有競爭保密性和不完整性。

第二種模式是「文化性模式」（encultural model）。該模式認為，所謂原創實驗和發現具有「可精確複製性」（exact copy of the original）這種說法本身就是成問題的。兩個複製件完全一模一樣這種說法，暗含了這樣一種預設，即實驗中的變數清單是在文化上可限制的（cultural limitations）。而事實上，實驗中的變數及實驗環境是受文化制約的，是域境依賴的（context-dependent）。這就需要從事重複性實驗的科學家與從事原創實驗的科學家進行充分的交流互動（interactions），而不是僅僅依靠已發表公布出來的方法、程序和數據信息。就是依靠所謂的「過來人」(middle man，他看過、講述過某實驗但未親手做過該實驗）來指導重複性實驗，也很難出現可重複性實驗結果。即使與從事原創實驗的科學家進行長時間的交流互動，也不是從事重複性實驗和出現重複性結果的必要條件。知識的傳遞，從事重複性實驗，僅有明晰知識（explicit knowledge）是遠遠不夠的，缺乏意會知識（tacit knowledge,又譯默會知識）和技能的交流、學習和掌握是遠遠不行的。這些觀點在激光的發現，引力輻射探測等科學實驗中一再得到證實。

Collins對實驗可重複性的研究，還發現了一個現象，即「實驗者的回歸」(experimenter s regress)。就是說，一個原始實驗是否成立取決於實驗結果r 是否為真, r 是否為真需要通過重複實驗的檢驗者用適當的儀器來加以檢驗, 而檢驗者的能力和儀器的適當性需要用其實驗結果r′是否為真來衡量,但是我們又不知道這個檢驗的測量結果是否是真的, r′是否為真取決於r 是否被相信為真……如此無限回歸循環。（轉引自何華青，吳彤，2008）

筆者認為，Collins的研究及其發現，並非徹底否定了實驗的可重複性原則，而是揭示出重複性實驗的複雜性和艱難性。因而不能因為一兩個或者幾十個上百個重複實驗無法得出原創實驗的結果，就輕易輕率否定某個原創實驗發現（比如韓春雨的實驗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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