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強：西方模式是否正在走向衰落？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李強。

當前的世界局勢處於紛繁複雜的變動狀態中。在這種狀態下討論中國問題，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是：西方是否正在走向衰落？中國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應該學習西方近代以來的經濟、政治文化模式？

曾幾何時，在1989年蘇聯東歐劇變後，西方模式的 支持者一片歡呼。福山的大作《歷史的終結》斷言，歷史在自由主義民主中達到頂峰。自由主義民主將會是「人類意識形態演化的終點」和「人類政體的最後形式」，並因此構成「歷史的終結」。

然而，歷史的進程往往令人詫異。短短十幾年後的今天，對西方模式乃至西方世界發展前景的悲觀情緒正在迅速蔓延。著名經濟學家尼爾·弗格森的著作《西方的衰落》、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都表達了對西方衰落的深深憂慮。的確，西方模式正面臨二戰以來最嚴重、最全面的挑戰。

在經濟領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個重要轉折點，歐美世界至今沒有完全走出它的陰影。不少左派人士將2008年金融危機解讀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危機。在政治領域，一方面，西方民主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移植步履艱難，美國新保守主義一度熱衷的「政體更替」 並未帶來全球民主化善治的預想結果。相反，在不少地區，取代所謂獨裁政權的不是自由民主的秩序，而是極端主義猖獗甚至戰火蔓延。據Larry Diamond的統計，從2000到2015年，世界上有27個國家放棄了民主制度。 另一方面，就西方國家自身的民主運作而言，一股與傳統代議制民主相背離的大眾民主潮流愈演愈烈，似乎有突破幾百年來西方民主模式的趨勢。不少人將這股潮流稱為民粹主義。其實，民粹主義和直接民主之間的區別並沒有一些人想像的那麼明顯，反倒是直接民主與西方近代以來佔主導地位的代議制民主有著巨大差距。

美國憲法的制定者曾在美國憲法安排中設下重重關卡，「用共和制約民主」，防止美國政治墮入直接民主的陷阱。英國政治制度的詮釋者長期以來標榜英國的混合政體特徵，拒絕直接民主。英國前首相撒切爾甚至警告，只有獨裁者才會訴諸直接民主的方式，譬如公投的方式，來解決政治問題。那些長期以來以英國政治傳統為傲，堅信英國政治傳統中包含著無與倫比的獨特「自由基因」的人們，大概做夢都不會想到今天英國那些毫無政治責任感的政治家們，居然會將英國脫歐的重大事項交由直接民主解決。類似的情形不止在英國發生，在幾乎所有西方民主國家，尤其是歐洲民主國家，民粹主義暗流涌動，西方一直 標榜的優質民主在向所謂「劣質民主」演變。

在更寬泛的文明領域，亨廷頓所擔心的文明的衝突也以某種獨特的方式構成對西方的挑戰。自啟蒙運動以來世界範圍內的世俗化、理性化潮流幾乎在世界所有地區都受到挑戰，甚至發生不同程度的逆轉。其中，伊斯蘭教的復興和激進化構成最近幾十年來世界政治格局中最具深遠影響的事件。近年來「伊斯蘭國」激進組織的影響在全球蔓延。這樣一種具有深厚社會、經濟與宗教背景的現象，決不可能僅僅靠先進武器的轟炸而消失，它的影響可能是深刻而持久的。面對形形色色激進主義的挑戰，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所標榜的宗教寬容、文化多元主義等核心理念，在西方愈來愈受到公眾的質疑。

如果我們將上述現象作一個簡單概括，那麼可以說， 西方近代文明的核心價值，如經濟自由主義、民主制度、文化多元主義等都面臨巨大的挑戰。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是否可以得出結論：西方自由主義模式的衰敗、中國模式取代西方模式已不可避免？誠然，這種說法並非沒有道理。但是，如果我們從較長的時段來分析西方面臨的挑戰和可能的前景，我們的結論或許就會稍為審慎。

今天的情況使人想到近代中國學習西方的歷史。中國大範圍接觸西方文化是從19世紀開始，特別是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從洋務運動、戊戍變法、立憲運動到辛亥革命，中國改良與革命的目標都是建立在向西方學習的基礎之上。這與當時世界的發展大勢密切相關。整個19世紀是西方自由主義發展最輝煌的時期。按照卡爾·波蘭尼的分析，自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期。這100年內，西方世界在國際層面上基本維持勢力均衡，沒有發生大規模戰爭；世界市場開始形成，資本主義在歐洲蓬勃發展，並通過殖民帝國體系向世界範圍擴展。在這個背景下，近代中國知識界倡導學習西方，以西方為楷模亦在情理之中。後來，隨著嚴復引入進化論，西方被描述為處於社會進化的更高階段，學習西方似乎得到學理的論證。中國人是具有強烈歷史感的民族，遵循人類社會進化的規律，搭上歷史前進的列車似乎比對現實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的實用主義考量更為重要。這種思維方式使我們在後來的歷史發展中時時注意世界局勢的變化，體察時代發展的方向，緊跟時代發展的步伐。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西方思想界產生巨大影響。戰爭的慘烈以及戰後遍及歐洲的經濟、社會危機，致使西方瀰漫著一 片悲觀氣氛。斯賓格勒宣告「西方的沒落」，反映出相當一批知識人士的心聲。西方一些最敏感、最優秀的頭腦開始認真思考自由民主之外的其他道路。一方面，俄國十月革命創建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另一方面，義大利、德國以及歐洲一些國家法西斯主義異軍突起，儼然以介乎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外的「第三條道路」吸引了歐洲乃至世界範圍政治家的關注。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都在短時間內創造了輝煌的經濟社會成績，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在中國近代歷史抉擇中，一戰之後西方衰落的大背景十分重要。一戰徹底顛覆了西方作為人類社會進化目標的形象。嚴復對西方文明的墮落備感失望：「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中表達了對西方文明衰落的洞見與對中華文明的強烈自信。嚴復和梁啟超試圖返回傳統。但是，在進化論熏陶下的中國知識精英以一種對歷史發展趨勢高度敏感的心態，堅信趕上歷史潮流的列車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之道。在新文化運動中，幾乎所有西方政治思潮都在中國有響應者、追隨者。中國的知識精英致力於探索一條超越自由主義、更能代表人類發展方向的道路。

頗具悖論意義的是，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之後，西方自由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又迎來一個發展的黃金時期。美蘇兩大陣營的冷戰從最初互有攻守的態勢，很快發展為自由主義陣營無論在意識形態、經濟發展還是內部凝聚力方面都處於攻勢的格局。在這樣一種全球背景下，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恰好把握住了這個時期。中國的改革開啟了世界一系列重大社會政治變革的序幕，隨後的歷史發展如文章開頭所說，自由主義復又處於一個歷史的波峰，被許多人認為是人類社會的終極價值。

西方近代的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模式自19世紀以來已然經歷了兩次大起大落，期間尚有諸多小規模的起伏。如果我們能夠站在歷史的角度，從長波段視角分析今天的局勢，可能會更為冷靜。黑格爾和馬克思看待歷史發展時強調螺旋式上升的走向；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政治民主化研究中採用了波浪的比喻，他認為，自近代以來世界經歷了三次民主化高潮，每次高潮之後都有一個短暫的回潮；許多經濟學家在描述經濟發展時也使用波段作為比喻。他們都試圖說明，歷史從來都不會遵循線性上升的走向，而往往會以波浪式的方式演進。

如果以長波段視角看待今天西方的困境，我們或許應該放棄簡單化地斷定或否定西方是否正在走向衰落，而注意分析西方所處困境的性質，並觀察西方模式是否有自我調節能力。具體而言，至少有幾個觀察點：

第一，以個人主義、私有產權、市場經濟為核心的西方經濟制度是否已經耗盡活力，走向盡頭？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20世紀發生了重大轉變，引入了以追求社會正義為目標的社會福利制度，這在歐洲更為突出。今天西方經濟的困境是自由主義經濟的產物還是福利主義的後果? 西方是否能夠在經濟政策受民主選票影響的情況下作出有實質意義的經濟改革？這恐怕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西方未來經濟的走向。

第二，西方民主制度的發展會採取何種走向？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視角觀察民主的發展，純粹的民主制度在歷史上並不成功。古希臘雅典的民主制受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人的批評。真正比較成功的政治制度是從古羅馬開始的混合政體，即在政治制度中融合了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三種主要成分。近代以美國為先河的所謂民主制度實際上是混合政體的現代變種。按照西方主流學者的概括，這種民主是自由主義的、代議制的、憲政的，而不是古希臘意義上的直接民主。但是，由於西方在意識形態上強調民主至高無上的價值，將自己的制度描述為民主制度，這就潛在地埋下無限制追求大眾民主、拋棄帶有精英主義色彩的自由主義代議制民主的可能。最近英國的脫歐公投、美國特朗普與桑德斯所展示的民粹主義都展示了西方拋棄近代以來的精英主義民主模式，走向民粹主義的可能性。西方民主會沿著民粹主義的趨勢進一步劣質化，還是會在精英民主與民粹主義之間尋求新的平衡點？這是需要我們認真觀察的問題。

第三，以伊斯蘭國為代表的激進主義對西方自由主義制度與文化會產生何種影響？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以伊斯蘭國為代表的激進主義對西方文明的挑戰，是自啟蒙運動以來西方文明遭遇的最嚴重的挑戰。西方近代文明的出發點是個人主義、理性主義，以及基於理性主義之上的世俗主義。基於這些理念，西方自由主義倡導政教分離、宗教寬容，並進一 步在宗教寬容的基礎上發展出多元文化主義。現在，面臨伊斯蘭國為代表的激進主義挑戰，近乎徹底世俗化了的西方是否有足夠的精神凝聚力來保衛自身的制度與文化？西方文化為對抗伊斯蘭國為代表的激進主義而進行內部動員時，會在多大程度上拋棄幾百年來引以為傲的自由主義、宗教寬容與文化多元主義？如果為了對抗激進主義而根本改變自由主義的制度與文化，會對西方未來的發展產生何種影響？

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觀察，我們或許可以比較冷靜地分析今天西方面臨的危機的性質：這些危機是根本性的致命危機抑或僅僅是短暫的困難？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觀察，我們也會對思考我國自身的改革有更為中肯的態度。譬如，我們會以更為複雜的眼光分析西方經濟制度的不同要素及其不同後果；我們對西方民主的意識形態高調與實際制度設置會有更為清醒的理解；我們也會對自由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的價值與弊端有更為清晰的判斷。如果將這些理解和對中國自身經驗的理論總結結合起來，我們就可能會對中國改革與發展的路徑有更平衡的理解。（文/李強）

[本文原刊於《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8期，澎湃新聞獲授權轉載。]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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