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魯克：懷恩師
前言：9月10日，教師節，在這個人人可為人師的時代，老師可以很特別，也可以如此的普遍。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這該是並聯的關係而非串聯吧，感謝所有為我們答疑解惑的人。特分享德魯克的這篇《懷恩師》。
文/德魯克
我見識過許多一流老師的教學風采，也見過幾個相當偉大的老師。然而，在教過我的老師當中，我認為一流的只有兩位，也就是我小學四年級的老師——埃爾莎小姐和蘇菲小姐。她們不僅稱職，更是傑出的教師。然而，她們還是沒有教會我該學的東西。
埃爾莎小姐是校長，也是我們的導師，每星期有6天，一天4小時都有她的課。我們星期六還是要上課，只是可以比平常早放學而已。9月，學年開始時，埃爾莎小姐告訴我們，一連兩三個星期都要進行測驗和考試，看看我們學習的成效如何。聽來雖然可怕，其實挺有趣的——她要我們為自己評分，並和同學相互打分數。考了三個星期後，她和我們個別會談。
「來，坐在老師旁邊。告訴老師，你覺得自己在哪些方面表現得比較好？」
於是，我告訴她。
「現在，再說說你表現得不好的地方吧。」
聽了我的回答後，她說：「是的，你的閱讀能力不錯。事實上，像你這樣的書蟲不必在閱讀上下工夫了。我也不準備幫你安排閱讀方面的作業，只要繼續讀你想讀的東西就可以了。只是，彼得，你要注意，閱讀光線要充足，不要讓眼睛太勞累。有時，你認為老師沒看到，就把書放在桌子下，偷偷地讀。這樣不好，書本要放在桌上讀。我要把你的座位調到大窗子旁，這樣光線就不至於太暗。你的拼字不錯，因此不必再加強練習了。記住，遇到生字時，一定要查字典，不知道的時候，不要亂猜。還有喲，」她又加上一句，「你還有一個長處沒說到，是什麼，你知道嗎？」我搖搖頭。
「你的作文寫得不錯。不過，還要多練習。不是嗎？」我點點頭。
「好了。我們現在可以擬定目標了。每個星期，你必須交兩篇作文，一篇自由命題，另一篇由老師決定。此外，」她繼續說，「你低估了自己的算術能力了。你的算術好極了，因此老師決定，在這個學年中，你應該學會中年級所有的算術課程，也就是分數、百分比和對數。你會喜歡對數的，對數實在是很巧妙。然後，你就可以準備學習高年級的數學，也就是幾何和代數。」
以前教我算術的老師常常罵我，因此我總以為自己的算術很糟，聽了埃爾莎小姐的話，我不禁大為驚訝，因此跟她實話實說。
「當然啦，你的算術成績不好。但是，原因不是你不會，而是太粗心，而且不檢查。你犯的錯誤並不比別人多，但是卻沒注意到。所以，在這個學年，你要學會檢查。為了確定你做好這一點，你必須要檢查自己那一排以及前一排小朋友所做的題目。還有啊，彼得，你的字跡，不只是如你自己說的『很差』，簡直是丟臉。我班上的小朋友不可以有字寫得這麼難看的。字跡潦草實在很不好。你喜歡寫字，不過沒有人看得懂你的鬼畫符。這是可以避免的，你可以學著寫一手像樣的字。在這個學年結束後，你的字跡就可以像這樣——」她撕下兩張紙，放在我面前。一篇是我寫的作文，第一行雖然寫得不很好，還清晰可讀，第二行之後，就潦草得令人無法辨識了。另一篇跟前篇相同，一字不差，但通篇都像第一行，清清楚楚的。
埃爾莎小姐指著第二篇作文說：「這就是你這個學年努力的目標。你也可以寫得像樣一點，但是，不要模仿老師的筆跡哦。」我實在猜不透，她怎麼知道我心裡想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筆跡。瞧，這就是你的風格。」
「同意吧？」我表示贊同，她繼續說，「我們把這一切記錄下來。這樣，你和我就很清楚你要做的事。這些是你的練習簿，每個月一本，我的桌上也有一套完全相同的。你瞧，老師沒有要你多閱讀或做拼字練習，但是，我想你還有時間寫下你讀過的東西、內容摘要、你喜歡的地方、是否計劃重讀以及學習心得。像你讀得這麼多的人都該常常這麼做。你也要記錄每星期所寫的作文，而且每周一定得寫兩篇。還有，這是你練習做算術的地方，有兩個部分：一是測驗你學過的加減乘除；另一部分是學習新的，我們先做分數。每個星期都要記載：你希望做到的，以及實際的學習情形。此外，你也得練習寫字。每周寫作文時，盡你最大的努力，多寫一行清晰可讀的字，這樣的要求應該合理吧？」
「每個禮拜我們一起檢查你的作業。當然啦，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問我。好好保留你的作業簿。再過一段時間，如果你要看看老師這邊的本子也可以。這樣做，對老師也有幫助。班上的小朋友很多，我又得管理整所學校，常常忙不過來。」
每天我們都有一個半小時的美術和工藝課，教我們的是蘇菲小姐。她就坐鎮在一間東西很多、五顏六色的大工作室里。沒有人見過她離開這裡。這個工作室，一邊是美術教室，有畫架、蠟筆、畫筆、水彩、陶土，還有一些準備切割、用樹脂黏合的色紙，以供手指作畫之用；另一邊是工藝教室，有著跟我們這些孩子一般大的縫紉機（當然是用踏板的，小朋友莫不深深被這機器吸引），一長排的工具，鋸子、老虎鉗、鑽孔機、鐵鑽和刨刀等一應俱全。靠工作室的第三面牆則有煮鍋、平底鍋、爐子，還有一個大水槽。
頭三個星期蘇菲小姐讓我們隨意活動，她在一旁，隨時提供協助，但從不告訴我們怎麼做才對，也不會批評我們。
之後，她對我說：「你好像對繪畫或捏陶都沒興趣，是不是？」
「我實在不行。」
「你不是不行。到學年結束前，你應該學會用一點簡單的工具。嗯，做個擠牛奶的小凳子給媽媽用，怎麼樣呀？」
聽了這話，我有點驚恐，結結巴巴地說：「我們……我們家沒有母牛。媽媽要這種擠牛奶的凳子做什麼？」
「但是，這是你唯一可能做出來的東西呀。」
這麼說也有道理，不過我還是懷疑自己是否真做得到。
埃爾莎小姐和蘇菲小姐是姊妹。她們家的老二，克拉拉，也在本校教五年級，也就是奧地利小學的最高年級。這三個中年未嫁的老處女可說是截然不同。克拉拉身材魁梧，像是普魯士精銳部隊的士兵——肩膀寬闊、瘦骨嶙峋，且比大多數的男人還要高。埃爾莎只有中等高度、胖胖的，而且不修邊幅。蘇菲則嬌小玲瓏，連小學四年級的學生都比她高了。埃爾莎是三姊妹中的老幺，比克拉拉小3歲左右，比大姐蘇菲小6歲。我四年級受教於埃爾莎小姐時，她已40多歲。這所學校比起施瓦茲瓦爾德開辦的小學和男女兼收的學校要早12年，校長一直由埃爾莎小姐擔任。她看來就像個一本正經的老處女教師，十分可笑，身上總穿一種像是喪服的斜紋黑絲洋裝——希望這種布料現在已經絕跡了。她全身上下都是黑的，只有頸部和手腕是白的，看起來就像一隻大甲蟲。她的裙子前面鼓鼓的，臀部的部分卻異常得緊，傾身向前，就會發出可怕的聲音，好像要裂開了一般。她用黑色緞帶系住夾鼻眼鏡，這眼鏡雖沒掉下來過，但總是歪歪的，只有腳下那雙有著扣子、款式新穎的鞋子還算「合宜」。
但是，她還是展現了十足的權威。她可以一邊寫黑板，連頭都不回，一邊輕聲地說：「彼得·德魯克，放手！不要抓麗比的頭髮。」或是，「彼得·德魯克！是誰允許你隨便走動的？馬上回到座位坐好。」
我們花了好幾個小時辯論老師是怎麼發現的。同學中分兩派。理性派相信她的手中一定有面鏡子，或是黑板的某個地方藏著鏡子。於是，我們在黑板的上下左右不斷地搜尋，幾乎要把黑板拆了，還是找不到。另一派傾向於神秘主義，他們說老師一定有某種魔力，要不，在她腦袋後面，那像老鼠毛、盤繞到頭頂的髮辮下還有一雙眼睛！
她好像從來就不曾檢查過我們練習簿上自己打的成績。但是，一旦有人作弊，練習簿上的成績總會被更正過來，上面就是她工整流利的筆跡。如果我們繼續作弊，就會被叫到前面，罵得狗血淋頭。然而，老師總是私下責罵我們，沒有旁人聽得到。
學期一開始，她已經告訴過我，因為我的閱讀和拼字本來就不錯，因此她不會再稱讚我這兩方面的表現。她果然說到做到，頂多只是說：「很好。」或是，「比上星期進步一點了。」然而，若是我們沒有改進或增強該加油的部分，特別是本來就有潛力的地方，如我的作文，她就像復仇天使般緊盯著我們。埃爾莎小姐並不是特別喜歡孩子的人，事實上她對孩童並沒有多大的興趣，她注重的是他們的學習。第一天上課，她就記住了5個小朋友的名字、特色，在一周內，每個學童的長處，她都了如指掌了。
我們不愛這位老師——我想，如果說愛她，對她是一種冒犯，應該說大家都崇拜她。50年後，婦女解放運動者聲稱上帝是女性時，我一點也不驚訝。我早就認為上帝可能是女的，就像埃爾莎小姐一樣——黑絲斜紋洋裝、夾鼻眼鏡以及時髦的鞋子，這一切一點兒都不會讓人不悅。她確實讓人聯想到上帝（至少這上帝知道我這可憐罪人的優點），不過不像做禮拜時牧師跟我們講的上帝。
反之，小朋友總是圍繞著蘇菲小姐。她的膝上常常有著一個小男孩或小女孩。即使是急於表現大人樣的五年級學生也會毫無顧忌地在她懷裡放聲大哭。當然，高興得意時，他們也會跑去向蘇菲小姐報告。她總是輕拍我們的頭表示讚許，親吻我們，給我們一句鼓勵或恭賀的話。但是，她卻從來不記任何一個小朋友的名字，即使大多數的學生已經跟她學了5年的美術和工藝（她是這兩個科目唯一的任課老師）。她一律叫我們「孩子」。我想，蘇菲小姐可能分不清眼前是男生，還是女生，反正她也不在意。她的主張在當時頗具革命性——男生都要會縫紉和烹飪，而女生也要學習使用工具，修理東西——因此難免面臨家長的反對。例如，有一次她要每個母親送一雙有洞的襪子來學校，讓我們學習縫補襪子。她解釋道，這樣就可以「練雙手和眼睛的協調動作」。許多母親都很生氣，寫信給她：「我們這種家庭怎麼會有破襪子呢？」蘇菲小姐則回答：「胡扯，如果家裡有個正常的9歲孩子，一定會有破襪子的。」
當時的歐洲，要「好人家」的孩子動手做事可還是新鮮事。從事藝術方面的創作，如果不過分，當然還是可以。女孩子還是要學習縫紉、針線和編織，然而烹飪可就不是「好人家」出身的女孩做的事。一般女主人是不會踏入廚房的，不然有自尊心的廚師就會憤而離去。因此，每一戶人家都請廚子來料理三餐。所謂「中下階級」家庭的定義就是，家中僕人少於兩個。不過，學習烹飪對年輕女子來說，雖是件好事，但要女孩，甚至男孩，動手修理什麼，那就太過分了。
事實上，女人如果會修補東西，並不是壞事，只能算頗為奇特的行為，當然前提是不缺錢用，不是以此為生。因此，有人聽說我的母親會修水管或修補房頂等，並不會太吃驚，不會覺得不成體統。就男人而言，如果是真正的「嗜好」，也不足為過。法皇路易十六不就會製造、修理鐘錶嗎？（雖然有人說他是腦筋有問題才會做這種事。）大抵紳士不是「用手的」勞力階級。不過，倒是沒有人像中國古代官吏留著長長的指甲以告眾人：他們不是做工的。
但是，19世紀的歐洲也相去不遠。記得小時候，有一次看到爺爺留下來的西裝（他是在1899年過世的，那時母親只有14歲），我注意到這套衣服除了背心有個表袋，沒有其他口袋。奶奶解釋說：「你爺爺是位紳士。20年前，紳士的後面總是跟著一個僕人，給他們提東西。紳士是不自己動手的。」
蘇菲小姐要我們做工藝、勞作，這種奇怪的念頭並不是她發明的。事實上，這已經有一段很長而複雜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期的一個教學研究家，也就是幼兒園之父福祿貝爾。他的理念之一是，小學教育應包括工藝。結果，在歐洲無法推展，反倒被喜歡和體製作對的人士，如美國的震顫派（Ｓhakers）採用。約在19世紀中葉，這些震顫派回到歐洲，在瑞典進行學校工藝運動。蘇菲小姐年輕的時候就是在這兒受訓的。雖然她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瑞典文憑，但女孩拿刨刀、男生學針織還是頗令人側目。
然而，更令人側目的是蘇菲小姐的外貌。嬌小的她看來就像只小老鼠——有著長長的、不時翕動的紅鼻子，上唇常有幾根散落的硬發，加上一對小得像是兩顆扣子、骨碌碌的近視眼。這樣一隻小老鼠，該是貝爾尼尼或是其他巴洛克時代的雕塑家創作出的吧。她渾身上下包裹著各色薄綢絲巾——淡紫、深紅、天藍，一層又一層飄舞在這間密不透氣的工作室里。（這間教室總是關得緊緊的，而且異常悶熱，然而埃爾莎小姐的教室，每一扇窗都大開著，天氣冷時亦然。）在這個絲巾狂舞的班裡，她那低沉的聲音卻可以蓋過一百個兒童的吵鬧聲。
每星期有一堂課，埃爾莎小姐會和每一個學童單獨會談，討論上星期的表現和下星期的計劃，並看看學習上有無問題，癥結何在。但是，在討論問題之前，她一定會先提到我們做得好而且容易達成的部分。如果任何一個學童有問題，或是某件事想徵求她的同意，隨時可以去找她。她觀察入微，在功課上遭遇困難的孩子，總會突然間發現埃爾莎小姐的眼睛正盯著自己。抬起頭時，埃爾莎小姐已經知道問題在哪兒，說道：「你忘了跟上來了，」或是「你跳了一頁，難怪不曉得課上到哪裡了。」除了每周複習和計劃課程之外，埃爾莎小姐都讓我們自己做作業。
而蘇菲小姐總是跑來跑去，不停地在小朋友的身邊盤旋，而且絕不會在同一個地方停留太久。她是不用語言教學的，事實上她很少發出聲音。她總是先觀察一會兒，然後把她的小手放在我們頭上，或是輕輕地抓著我們的手，讓我們在使用鋸子或畫筆時，保持正確的姿勢。或者，她先一瞥某個小朋友想要畫的東西，比方說小貓吧，然後拿出圖畫紙和蠟筆畫出純幾何圖形、抽象的線條：圓圓的屁股、頸後有一凹隱處、有著特殊稜角的頭部以及構成整個臉部造型的耳朵。即使是像我這樣一點都沒有美術細胞的，一看就知道是「貓」，然後哈哈大笑。蘇菲小姐臉上也露出會意的微笑——這是她表示讚美的唯一方式，但小朋友看了無不高興得飄飄然。
多年後，我才遇到像蘇菲小姐那樣偉大的老師，他就是畫家納茨（Karl Knaats）。20世紀40年代中期，他在本寧頓學院教了兩年書。在那兩年當中，沒有人聽他說過一句話。他總是站在學生旁邊咕噥著「嗯……啊……哼」，學生就會轉過頭來，和蘇菲小姐的學生一樣，露出恍然大悟的微笑，然後就有截然不同的表現。
蘇菲小姐和納茨不同的是，她會講話，我們也都聽過。她的聲音極為低沉，吐出的句子總是簡短精確：「不要畫狗。狗兒最笨了。」或是，「畫貓吧。要把愚蠢的人畫得好，可不容易。」當然，她的說法不一定是對的。維拉斯格（Velasquez）和戈雅就把哈布斯堡和波旁王朝的國王與西班牙皇后畫得惟妙惟肖。但是，蘇菲小姐說的也有幾分道理，走一趟博物館就知道了。不是有句話說：「就木工而言，最難做的部分就是抽屜，因為抽屜是用來把東西隱藏起來的。」
埃爾莎小姐是標準的蘇格拉底學派，而蘇菲小姐則是禪宗大師。然而，我還是沒有學會她們認為我該學會的東西：我既學不成寫一手好字，也仍舊不會使用工具。
蘇菲小姐相信，我該可以做一張擠牛奶用的凳子給媽媽。於是，開始動手後，她幫我做了椅座，並在上面鑽孔，以接上椅腿。然後，她抓著我的手，讓我搞清椅腿的長度，看接上之後，是否能夠站穩。她讓我先用棍子練習，然後教我利用斜榫切割。我們一起量了高度後，我就按照和老師一起做的記號小心翼翼地鋸。然而，最後那三條腿還是不等長——一支是標準的17英寸，另一支則是19英寸，第三支只有14英寸。我對自己說：「好吧，這下子，媽媽只好去找一隻特別矮的母牛。」於是，我準備把三條腿都鋸成14英寸。哎呀，鋸好後，發現還是長短腿。最後鋸成三支奇短無比的腿，但是，還是不等長。
蘇菲小姐從未責罵或是批評過我們。她真的傷心的時候，總是坐在那個小壞蛋旁邊，握著他的小手，搖搖頭。她那一頭鐵灰色的頭髮異常濃密，用髮夾隨便盤繞在頭頂上。因此，她一搖頭，髮夾就會掉落；搖得厲害時，髮夾會落到很遠的地方，那時她的頭髮就像瀑布一樣，傾瀉而下。小朋友看了，無不哈哈大笑，樂不可支地在地上打滾。最後，蘇菲小姐也笑了，大家就一齊出動，在教室的各個角落幫忙找她的髮夾，讓她能再把那頭亂髮盤繞回去。始作俑者也回去做作業了，通常都會做得很好，至少會比上一次好。
但是，我就是做不來，試了兩次，凳子腿依舊是長短不一，第三次再鋸，做好後一量，結果各是5英寸、7英寸和9英寸，而且接面的角度皆不同。蘇菲小姐卻沒有搖頭。
她轉向我，輕輕地帶著哀傷的語調說：「你媽媽用哪一種筆寫字呢？」
「自來水筆。」
她問道：「你確定嗎？她不用鋼筆尖嗎？」
「是的，她討厭鋼筆尖。」
「好，你就做一支小小的鵝毛筆吧。」
多年後，這項作品還是擺在母親的書桌上，她一次都沒用過。這是我拔取火雞尾部的毛，用鐵絲繫緊做成的。媽媽和我都很清楚，這已經是我所能做的極限了。蘇菲小姐也這麼認為。
但埃爾莎小姐就不一樣了。她很清楚我的字跡沒有改進後，立刻請我的父親到學校。她從未單獨和家長談過話，一旁總有個孩子。因此，她就當著我的面對父親說：「德魯克先生，我有壞消息要告訴您。我知道您之所以讓彼得從公立學校轉到這兒就讀，是因為他的字一直寫不好。到現在，他的字還是沒有改進，恐怕以後也不會。我建議您——現在就為他申請進入中學就讀。」
這話真令人驚異。通常要四年級之後，才能開始申請參加中學考試，這樣等於越級就讀了，除非表現極為優異，否則難以得到這種殊榮。
父親答道：「我不明白您說的……」
「很簡單啊，」埃爾莎小姐回答，「他唯一該學會的，還是學不會。何必浪費一年的時間，就為了學好寫字？何況，他再怎麼學也寫不好。我知道他現在進中學還太早。不過，他是11月出生的，只要是12月以前生的，都可以申請。考試的主要科目是閱讀和算術，彼得的表現都在水準以上。他一定可以通過考試的。還有，」她繼續說，「我要彼得直接進中學的原因是，我不想讓我的姐姐克拉拉為他煩心。她的健康狀況欠佳，又是杞人憂天型的。升上五年級後，導師就是克拉拉，她一樣會對彼得的字束手無策。在教學方面，我比克拉拉強過兩倍，連我都沒有辦法，更何況是她呢。彼得只有讓她沮喪、給她挫折而已。」
父親想和她爭辯，但是埃爾莎小姐還是佔了上風。那年秋天，我成了中學一年級里年紀最小的一個。
然而，父親還是不肯放棄。過了幾年，我的字跡非但沒有進步，還越來越糟。於是，他拉著我到一家書法學校，接受密集課程的訓練。老師是費爾德曼先生，學校就在老舊市區一條可怕的街上。他在一樓的展示窗里擺著學生寫的樣本，上書：「這是我上費爾德曼先生的書法課之前寫的字。」真是和我的字跡一樣慘不忍睹。旁邊另有一行字，署名是同一個人，但字跡卻是秀麗的斯賓塞草寫體或是那寫得美輪美奐的花體字：「這是我上過費爾德曼先生的書法課後寫的字。」於是我在父親和費爾德曼先生的面前也寫下這麼一行字：「這是我上費爾德曼先生的書法課之前寫的字。」然後交學費。
我一星期有三天，放學後都必須到費爾德曼先生那兒練字，每回都坐在一張飯廳椅子上寫著：「這是我上過費爾德曼先生的書法課後寫的字。」等我寫到一張可以讓費爾德曼先生放在展示窗里，足以對照第一次報名時寫的字時，課程就結束了。後來，連父親也死心了。
自從狄更斯的時代開始，歐洲文人都不免回想起自己在中學時所遇見的虐待狂先生或暴君老師，然而在我念中學時，倒沒有一個這樣的師長。我在這所頗負盛名而且相當傳統的中學就讀的8年中，碰到的幾個老師都相當平庸。在美國人的想像中，這種歐洲中學幾乎是聖地。事實上，大部分老師不僅讓學生覺得枯燥乏味，恐怕連自己都教得無趣。
在受教於埃爾莎小姐和蘇菲小姐之前的三年，我所遇見的老師也是一樣乏善可陳。後來，在大學時碰見的老師也只是普普通通。除了小學四年級時的埃爾莎小姐和蘇菲小姐這兩位，其他堪稱好老師的，是我早年工作的兩位上司，一位是德國晚報的編輯主管，另一位則是倫敦商業銀行界的名人，他們雖然年事已高，但十分睿智。我20歲出頭就開始在大學教書了，許多同事都和我的中學老師差不多——不是令人生畏就是能力不足。
或許是因為我跟著埃爾莎小姐和蘇菲小姐學了一年的後遺症吧，更正確的說法該是，她們對我影響之深遠，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
我差一點成為一個教員——有一段時間，我極需要一份工作和穩定的收入，無法挑三揀四。或許，我會就此發現自己還是挺喜歡教書的，而且能夠愉快勝任。然而，因為需要錢，以收入多少作為考慮，最後我還是選擇了其他工作，比如在商業銀行做事，要比當教員賺得多。由於埃爾莎和蘇菲小姐的關係，我才明白真正的教學絕不同於填鴨式地要學生把拉丁文法、希臘戲劇或世界歷史生吞活剝下去。我覺得那些科目其實還蠻有趣的，這點連我自己都大感意外。事實上，我發現每個學科都有它的趣味。在大學任教時，我教過許許多多的學科，涵蓋人文和社會科學各方面，從神學到哲學，包括文學和歷史，以及政府、企業管理、經濟學和統計學等。
我還是得承認，中學時期的我原本對拉丁文的興趣不大，我們一星期六天，每天兩小時，都得把時間花在這門極度容易而空洞的學科上。而希臘文就不同了，我認為這是種優雅、饒富趣味的語言，老師卻教得無聊透頂。原因不是老師差勁，就是學生是不可雕的朽木，所以老師自己都教得厭煩。這時，我往往想起埃爾莎和蘇菲小姐。我還記得很清楚，除法就沒有羅馬歷史來得有趣，老實說，實在是挺無聊的。然而埃爾莎小姐覺得有趣，她從來就不覺得除法無聊，而且設法使之變得好玩兒。蘇菲小姐亦然，即使我怎麼都學不會，她還是一步步地教我如何握好鐵鎚，筆直地朝釘子砸下去。
在我的記憶中，如果沒有埃爾莎小姐和蘇菲小姐這兩位老師，我這一輩子大概都不想教書。或許，我不會在意讓他人厭煩，正如一意孤行、沒考慮到讀者反應的職業作家。而我曾猶豫再三的是——是否連自己都覺得無趣？正如我中學時期碰到的老師。
當然，多年後我才仔細地思索這一切。那種感覺是很清楚的。我也曉得，從很早開始我就感知到，我從埃爾莎小姐和蘇菲小姐那兒學到的，要比我沒學會的那些更重要，這些東西在我心中的地位也是中學老師教導的一切所不能比的。蘇菲小姐是沒能讓我工於工藝，正如最偉大的音樂家無法使不辨五音者成為樂師。但是因為她的教導，使我一生都懂得欣賞工藝，看到乾淨利落的作品不禁為之欣喜，並尊重這樣的技藝。至今，我仍記得蘇菲小姐把她的手放在我手上，引導我感覺那順著紋路刨平而且用砂紙磨光的木材。埃爾莎小姐教給我的是工作紀律與組織能力，有好幾年我都「濫用」這種技巧。
進了中學後，一學年中有八九個月我幾乎都不念書，只花心思在自己有興趣的東西上。之後，老師警告我說，如果不被勸退的話，至少也得留級一年。於是我把埃爾莎小姐給我的那本塵封已久的練習簿找出來，立下目標並組織自己的思考。照著這種有計劃、有目標的方式，努力幾個星期，我就可以名列班上的中上水平；這也是我在二十一二歲取得博士學位的讀書方式。那時，我已是一家報紙的資深編輯。自從中學畢業後，我就開始全職的工作了。在準備博士考試時，我幾乎沒有上過課，卻已在教一些法學院方面的課，如契約法、犯罪法或是訴訟程序等，我對這些學科可說是缺乏興趣，但是想到埃爾莎小姐給我的練習簿，那種計劃方式以及表現測評，正如我在小學四年級時擬定的作文計劃，那三天的博士考試口試以及論文寫作也就輕鬆過關。
最後，我發覺埃爾莎小姐和蘇菲小姐讓我學到：高品質的教導與學習，充沛的活力與樂趣，這些都可並行不悖。這兩位女士為我們立下了最好的典範。
直到兩三年後，我才遇見另一位真正的老師。在那之前，我幾乎要和同學以及他們的父母秉持著相同的信念，也許全世界大多數的學生也是這麼認為，那就是學校實在是個無聊的地方，而許多老師更是能力欠佳。我雖沒忘懷埃爾莎小姐和蘇菲小姐，但對我來說，她們已是神話中的人物了。
我能遇到施納貝爾真是三生有幸。當然，我沒有資格當他的學生，他只教一些可望嶄露頭角的年輕鋼琴家。我只見過他一次，而且只有短短的兩小時。那天，由於他的課程表有點混亂，在陰錯陽差之下，使我得以旁聽他的課。真正上課的是一個同學的姐姐，她的天賦非凡，而且已經開始其職業演奏生涯了。在20世紀20年代的時候，施納貝爾並不像後來名氣那麼大。事實上，他是維也納人，因為認為維也納太過「單調」才跑到柏林。在希特勒掌控德國時，他又遠走美國，之後才大大出名。
那回上課的頭一個小時，實在是再平常不過了。施納貝爾先要同學的姐姐彈上次指定的作業，也就是一個月前在這兒學過的。我還記得是莫扎特和舒伯特的奏鳴曲。即使我只有12歲，聽她一彈，也知道這樣的技巧已是非常高深，而她大概只有14歲（那時的她，已經以技巧嫻熟聞名維也納）。施納貝爾稱許她的技巧，請她把某一個樂章再彈一次，然後再針對另一個樂章問問題。他說，某一小節或許可以彈得慢一點，或者再強調一下。這和教過我的那些平凡的鋼琴老師可謂無大不同。
然後，施納貝爾給她留下一回的作業，也就是一個月後要上的，要她先讀譜。我再一次發現她的技巧實在是非比尋常。施納貝爾也說到這一點。之後，他回到前一個月上的課程。
他說：「利齊，你知道嗎，這兩首曲子你都彈得好極了，但是你並沒有把耳朵真正聽到的彈出來。你彈的是你『自以為』聽到的。但是，那是假的。對這一點我聽得出來，聽眾也聽得出來。」利齊一臉困惑地看著他。
「我告訴你，我會怎麼做。我會把我自己親耳聽到的舒伯特慢板彈出來。我無法彈你聽到的東西，我不會照你的方式彈，因為沒有人能聽到你所聽到的。你聽聽我所聽到的舒伯特吧，或許你能聽出其中的奧妙。」
他隨即坐在鋼琴前，彈他聽到的舒伯特。利齊突然開竅了，露出恍然大悟的微笑，正如我在蘇菲小姐的學生的臉龐上看到的。就在此時，施納貝爾停了下來，說道：「現在換你彈了。」
這次她表現的技巧並不像以前那樣令人眩目，就像一個14歲的孩子彈的那般，有天真的味道，而且更令人動容。我也聽出來了，我的臉上必定露出一樣的微笑，因為施納貝爾轉過身來對我說：「你聽到了吧！這次好極了！只要你能彈出自己耳朵聽到的，就是把音樂彈出來了。」
然而，我對音樂的鑒賞力還是不夠好，因此不足以成為一個音樂家。但是，我突然發覺，我可以從成功的表現學習。我恍然大悟，至少對我而言，所謂正確的方法就是去找出有效的方法，並尋求可以做到的人。我了解到——至少我自己不是在錯誤中才能有所體認，我必須從成功的範例中學習。
但是，多年後，我才明了自己當年無意中已經發現了一種方法。大概我是在閱讀德國猶太哲學家布伯（Martin Buber）一本早期著作時才恍然大悟的。書中提到一位1世紀猶太智者所言：「上帝造出來的人都會犯下各式各樣的錯誤。不要從別人的錯誤中學習，看看別人是怎麼做對的。」
自從在施納貝爾教琴的一角有所頓悟後，我就一直在尋找真正的老師。我不遺餘力地在探訪他們的身影，觀察他們教學的方式，並從中得到無窮的樂趣。我一聽說誰是「大師級」的老師，就設法溜進這位老師的課堂上旁聽、觀看。若是不得其門而入，也設法問學生，看這位老師是怎麼教的，他成功的地方在哪兒。
因此，多年來，「教學觀摩」一直是我最大的喜好。好比看精彩的運動比賽，絕無冷場。至今，這種觀察的興味仍不減當年。
有一件事，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了，那就是學生總是可以辨認出老師的好壞。有的只是二流老師，但是舌燦蓮花，機智幽默，因此留給學生至為深刻的印象；有些則是頗負盛名的學者，但是不算是特別好的老師。但是，學生總可以識別出一流老師。第一流的老師並不經常廣受歡迎，事實上，大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並不一定能對學生造成衝擊力。但是，如果學生談到上某位老師的課：「我們學到很多。」這樣的話可以信賴，因為他們知道什麼樣才是好老師。
我還發現，「老師」實在是不易定義。或者說，「教學得力的因素何在」這樣的問題是沒有答案的。我從未看過做法完全相同的兩個老師，每個老師都有其獨特的表現方式。使一個老師成為第一流的方法，似乎對另一個老師來說完全沒用，而另一個老師或許也不會採用這種方式。這種現象真令人困惑，至今我仍大惑不解。
有些老師是不用語言的，就像蘇菲老師。施納貝爾亦然。然而，同一時代還有兩位卓越的音樂老師卻很愛說話：過去50年來，在美國最厲害的鋼琴老師就是列維涅（Rosa Lhevinne），她上課老是說個不停，很少做示範；在老年成為美國首屈一指的聲樂老師的奧地利女高音勒曼也是。
通過「教學觀摩」，我很早就下結論道：老師沒有一定的類型，也沒有完全正確的教學法——教學就像一種天賦，像貝多芬、盧本斯和愛因斯坦等那些與生俱來的奇才；教學是個人特質，與技巧和練習無關。
多年後，我又發現另一類老師。更正確的說法該是，他們會激發學生學習。他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並非因為他們有特殊的天賦，而是憑藉著一種方法來引導學生學習，正如我小學四年級的老師埃爾莎小姐。他們發掘每個學生的長處，並為他們立下近期與遠程的目標，讓他們更上一層樓。然後，再針對每個學生的弱點下對策，使他們在發揮自己長處時，不至於受到弱處的牽制。這些老師還使學生從自己的表現中得到相當的回饋，進而培養自律、自我引導的能力。這樣的老師多半會鼓勵學生，而不是一味地批評，但是他們也不會濫用讚美的言辭，以免失去刺激的效果。他們認為該給學生的主要獎勵就是滿足感和成就感。他們並沒有「教」學生，而是為學生設計出學習的方法。因為總是採取一對一的方式，這種教學法幾乎適用於每一個學生。因此，教學並不是指某個學科的知識，或是所謂「溝通技巧」，而是一種特質。對蘇菲小姐那樣的老師而言，教書和人格特質有關；至於埃爾莎小姐，教學則是一種方法。
就成果而論，這兩種方式實在是差不多。教學最後的產物不是老師得到什麼，而是學生到底學到什麼。埃爾莎和蘇菲小姐都會激發學生去學習。
關於這一點，是在我觀察了幾年別的老師教學之後，才覺察的。我開始注意別人教學，是在1942年，也就是我開始在本寧頓學院任教時。當年，那所學校只是新英格蘭的一家小型女子文理學院，1932年才創立，極具實驗色彩。它們的目標不在於大，而在於精。這個理想在20世紀40年代，瓊斯校長（Lewis Webster Jones）上任後短短几年間幾乎實現了。他原本在該校教經濟學，1941年榮任校長（他在1946年時，轉任為阿肯色大學校長，後來又成為新澤西拉特格斯大學的校長）。
世上的老師何其多，個個都不同。以弗羅姆為例，他在小組教學方面，實在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個別教學，卻只是馬馬虎虎，若在大講堂上課，效果就更差。建築系的諾伊特拉後來也被換掉了——要是教學的對象是建築師，他可說是最好的老師，然而就文理學院的建築入門課程而言，他說的實在讓人不知所云。過了幾年，他滿懷挫折地離開本寧頓學院，回去做建築師。
還有一些雖不是「大師級的老師」，卻能調教出「大師級的學生」。在學校的同仁中，我知道有好幾位就頗能運用教學法，引導學生學習。最典型的，就是另一個「瑪莎」——一樣教現代舞的瑪莎·希爾（Martha Hill）。和瑪莎·格雷厄姆不同的是，她本身並非偉大的舞蹈家，沒有特別吸引人的特質，也不像瑪莎·格雷厄姆上起課來，全班學生為之震懾。她是那麼不起眼，站在人群中，沒有人能認出她，然而她的學生從她身上可以學到的，不會少於從瑪莎·格雷厄姆那兒學來的，或許還更多呢。而且學生一致認為她作為老師的能力，比起「大師」瑪莎·格雷厄姆毫不遜色。
瑪莎·希爾所運用的，就是一種教學法，也就是四年級教我的埃爾莎小姐所做的。她花幾天或幾星期去觀察學生的表現，思考每個學生的能力，他們該怎麼做。她為每一個學生設計出一套課程，然後讓學生各自發展，自己只在一旁觀看。她還不斷地催促學生在原來做得不錯的地方力求突破。她總是和顏悅色，但不常稱讚學生，當然學生若表現得不錯，她還是會讓他們知道。
還有一個人是本寧頓學院里學生公認最傑出的老師，他就是研究但丁的名家弗格森（Ｆrancis Ferguson），然而他也不能算是「教師」，而是學習課程的設計者。但是，學生一走出他的課堂，眼中無不閃爍著興奮的光芒——不是為弗格森說的或做的，而是為他引導他們說出來或做出來的。另一位在教學法上卓然有成的陶藝家穆瑟西歐（Hertha Moselsio）也採用同樣的方式。她是個高大的德國女人，堅持無懈可擊的技藝，並要求學生不可因現在的成就而自滿，一定要力圖突破。
因此，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老師：一種是天賦型的，另一種則為學生設計學習課程，以方法為主。教書是一種天賦才能，天生的老師可自我改進並成為更好的老師；以方法為主的老師則有一套幾乎人人適用的學習法。事實上，天生的老師再運用一點教學法，就可以成為偉大的老師，也可成為無所不能的名師，不管是在大講堂上課、小組教學、教初學者或是指點已相當精進的學生都能愉快勝任。
蘇菲小姐就有天生老師的魅力，而埃爾莎小姐則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蘇菲小姐讓學生豁然開悟，埃爾莎小姐則教給我們技能；蘇菲小姐把夢想傳達給我們，而埃爾莎小姐引導我們學習——蘇菲小姐是教師，而埃爾莎小姐則是利用教學法的人。這種區分並不會使古希臘的先哲，如蘇格拉底大為意外。傳統上，蘇格拉底亦被稱為偉大的老師。對此稱呼，他本人應該沒什麼意見。但是，他從來就沒有說過自己是個老師，事實上他也是一個利用教學法、引導學生學習的人。
蘇格拉底的方法並不是「教的方法」，而是「學的方式」，一種特別設計的學習法。蘇格拉底對詭辯學派的批評就是因為他們太強調教的一方，並認為老師教的是「學科」。蘇格拉底則覺得這種看法沒有意義，他以為：老師教的不是「學科」，而是「學習方法」，學生從而學到該學科的知識。「學」是有成果的，「教」則是虛假的。這種看法使他成為阿波羅神話中「希臘最有智慧的人」。
然而，過去兩千年來，主張教學是可教的詭辯學派一直是主流。他們最後的大勝利就是美國高等教育盲目的信條，認為博士學位或是對某一學科的深究就是教學的先決條件。還好，詭辯學派所能主導的，也只有西方。其他文化中的老師並不像西方詭辯學派所說的。印度文里的老師就是「宗師」，亦即靈性的導師。這些「宗師」是天生的，而不是後天學成的；他的權威不是出自對某一個大學學科的研究，而是由精神而來。同樣地，日本人所稱的「先生」就有「大師」的意思，也不是單指老師。但在西方傳統中，我們卻把教書視為一種技巧而忘卻蘇格拉底的話：「教書」是天賦，「學習」則為一種技巧。
直到20世紀，我們才重新發現蘇格拉底對「教」與「學」的定義。過去100年來，由於我們比以前更認真地研究「學習」這個課題，所以才能重新體認蘇格拉底的話。我們發現，學習是深植於每一個人身上的，人類以及所有的生物都是照著一定方法學習的「學習體」。研究了一整個世紀後，我們對學習的認識，還是比不上埃爾莎小姐，但是我們很清楚，她的所知所行都是對的，而且適用於每一個人。
從蘇格拉底的時代至今，兩千年來，我們一直在辯論「教」與「學」到底是屬於「認知的」還是「行為的」範疇。這真是一場無謂的戰爭。其實，兩者皆是，也是另一種東西，那就是熱情。天生的老師一開始便滿懷熱情；而善於利用教學法的老師在學生有所領悟時，而獲致熱情。學生臉上那心領神會的微笑比起任何藥物或麻醉品更令人上癮。老師自己都教得煩悶無趣的話，教室有如被瘟疫肆虐一般，不管是教書或學習都會受到相當大的阻礙——這種病症，只有「熱情」能夠解救。教與學好比是柏拉圖式的愛，也就是柏拉圖《會飲篇》中談到的愛。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匹尊貴的柏拉圖飛馬，從教或學當中，才能找到伴侶。對天生的教師而言，熱情就在他們身上；對利用教學法的老師來說，則可在學生的身上看到熱情。但是，不管教與學，都是熱情，一種是天生就有的熱情者，另一種則是陶醉於熱情而不可自拔者。
《會飲篇》（Symposium）為對話集中的一篇，和《斐德羅篇》、《理想國》和《普羅塔哥拉篇》並列為柏拉圖第一時期尖峰之作。《會飲篇》的主題就是討論「愛」的本質。天生的老師和利用教學法的老師又有一個相同點：他們都非常負責。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得知埃爾莎小姐還在人世，過著窮困潦倒的日子。於是，我給她寄了些日用品包裹，附上一封小心翼翼用打字機打好的信，只有簽名的部分是我自己的筆跡。過了幾個禮拜，我收到她的親筆信，字體秀麗，是10歲時的我所仰慕不已的，那印象不管是歲月還是困厄都磨滅不去。
她寫道：「你一定是同一個彼得·德魯克。我教書多年，很少失敗，然而你就是我教學失敗的一個例子。你唯一必須從我這兒學習的，就是寫好字，但是你依舊寫不好。」
對真正的老師而言，沒有所謂的壞學生、笨學生，或是懶學生之別，只有好老師和差勁的老師之分。
來源：《旁觀者:管理大師德魯克回憶錄》
尼采說：從尊敬一事無成的自己開始教育是個啥？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優秀有不同的標準，是不是一種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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