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剛剛登基的乾隆帝，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作者|馮翊

1737年（乾隆二年），乾隆初政第二年。愛新覺羅·弘曆享受頭一年登基後的安穩，沒有來自滿洲貴族內部的異見者挑戰皇權，一切妥當。雍正帝經過十三年的整肅，送給弘曆送一套較為清廉的官僚群體，這是一件大禮：多年的懲貪，三十幾件文字獄案，讓官僚辦事更有效率。但，言路更加沉默。

這並非儒家理想中的君臣治理形態。自詡儒家正統擁躉的乾隆帝，決心改變。

|求言詔，求來對先帝的批評

1735年10月8日（雍正十三年八月），25歲的弘曆登基，他運用了歷代帝王常見的統治術，在先帝遺詔中，植入自己改弦更張的意志。他借雍正之口說，之前動輒對官僚逮捕、斬殺、發配、嚴斥等高壓政策，乃是因為貪腐太重，不得已而為之。但這是暫時的，一旦情形變好，就可回到康熙爺的寬政。

前朝高壓之下曾變得戰戰兢兢的官場，似乎從壓抑中長舒一口氣。「今上」諭旨表明，他與先帝有所不同，無意繼續整肅。一周之後，弘曆再下旨求言，包括督撫在內的各級官僚都有權上摺子說事兒。

短期內群言成風。弘曆硃批顯示，官員們上折勸他節哀、報告祥瑞，將貢獻某某特產。皇帝並未領情，他宣布停止貢獻，也別說那些無關緊要之事。

言路長期蟄伏於高壓之下，官員擔心言輒觸怒。弘曆似乎看到了官員的疑慮，一個月後，他發布諭令，更明確釋放修正父道的信號：治國理政要「剛柔相濟」，不寬不嚴，要走「平康正直」的路。

這回上書潮動了真格。新君即位不久，官員批評均針對前朝政務，諸如停止開荒以遏制虛報、重稅等均是一反先帝之政。以至於四川巡撫王士俊直白地說，只要反對雍正的政策，就是好意見。

謝濟世（1689年－1755年），廣西全州人，曾任浙江道御史、江南道御史、湖南驛鹽長寶道道員。

紛紜眾議中，有兩份奏疏特別引人注目。

遠在新疆阿爾泰服刑的前御史謝濟世，代建勛將軍欽拜上書，他勸告弘曆，要聽真話，必先除三個弊端：

1、不準私下告密。所有大臣的奏章都要公開。給監察機構（都察院御史、六科給事中）真正的監察權。

2、不提意見的言官要罰。

3、「恕妄言之罪」，寬待說錯話的言官。不要搞文字獄。

三條意見看似勸告弘曆，其實均針對雍正。第一條批評雍正創立的奏摺制度。這個皇帝與督撫之間的秘密通信系統，是告密滋生的溫床。第二、三條更像有感自己的經歷而發。

雍正四年（1726年），這名四十歲才拿到浙江道監察御史的進士，第一次上書言事，就參奏皇帝寵臣、山西巡撫田文鏡貪贓枉法。雍正帝懷疑他受了「倒田派」的指使，後者已被定性為利用科舉情誼而結成的朋黨。令他生疑的關鍵信息是田文鏡的「密奏」。

雍正帝特別想辦了謝濟世，但屢次逼他說出幕後指使無果，又找不到證據，便扔下一句話：想做忠臣？就去參軍。謝濟世被發配到新疆。後來得知，關於田文鏡的醜事，他確是聽來的，奏疏屬「說錯話」。同僚沒在皇上面前為他說一句好話。

謝濟世來到新疆後，專為《四書》做注釋，不料雍正又找上門來，說他的注釋不光與官定本不合，還誹謗皇帝「拒諫飾非」。雍正自撰文字駁斥一通，本已下令殺了他，卻又突然回心轉意將其免死。謝濟世因為著述而命懸一線，他勸告新君「除文字忌諱之禁」，應是針對此事而發。

曹一士（1678－1736），上海人。官至工科給事中。他上完《請禁挾仇誣告疏》不久之後便去世。

另一份明面勸告新君，暗地批評先帝的奏疏，來自工科給事中曹一士。這名老臣奏上題為《請禁挾仇誣告疏》的摺子，直指當時最敏感的文字獄案。曹一士說，自康熙、雍正朝以來，民間往往「挾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文，指摘字句」，斷章取義，借題發揮，捕風捉影，而官府也「見事風生」，株連萬端，許多人因此喪命。他覺得，述懷詠史是詞人的習慣，不能一概而論為借古諷今。有人寫文章漏掉皇上紀年，是粗心大意，不一定是謀反。暗指雍正帝處理汪景祺案不當——後者因被指控攻擊雍正年號被殺。

弘曆看了後，沒有大怒，均「嘉納之」，並有了實際行動。他召回謝濟世，任江南道監察御史。他在菜市口取下掛了十幾年的汪景祺頭顱，還下諭旨禁止比附妖言、誣告他人，標榜「絕不以語言文字罪人」。

看起來弘曆與其父十分不同，嘉納善言，寬待文字，新朝具有新氣象。不過四川巡撫王士俊的下場告訴我們，新朝與舊朝無本質不同。王士俊在乾隆元年（1736年）八月直白地說，官員上書反對雍正政策，是翻案啊。弘曆大怒，說王士俊罵官員翻案等於是罵自己翻案，這是反對改革，意圖謀反，一省大員迅速被關押，判死緩。

面對官員指向自己的批評，弘曆與他父親沒有什麼兩樣。所不同的是，弘曆仍在鼓勵官員說話，這導致更多針對自己的異見撲面而來。

|「揣摩迎合」「沽名釣譽」是個筐

弘曆馴服言官，從求言、褒獎言官開始。

都察院御史與六科給事中負有言事、建議、檢舉專責，御史謝濟世與給事中曹一士在乾隆元年上書批評雍正帝政務，獲得皇帝善意回應，加上這一年弘曆又連下求言諭旨，一些言官受到鼓舞。

看上去，言官的春天要來了，他們連續上了幾道奏疏，批評政務以及規諫皇帝。

清代各道監察御史官服圖案。

1737年3月，御史薛馧建議下限田令抑制兼并。總理事務王大臣皆指為「悖謬之說」，萬萬不可行，建議把薛馧交吏部處罰。弘曆沒採納，認為會讓別人更不敢說話。薛馧又說，史官記錄皇帝言行的起居注，不應該事後交給皇帝看。弘曆對此否認。薛馧又說司法部門辦理皇帝特意交代的案子，一般會援引重律，弘曆再次否認，他說經常看刑部奏章，沒見著這種情況。三個回合下來，薛馧沒有逃過處分，他被移交吏部「從寬察議」。

薛馧是開年第一個嘗試將批評政務與批評皇帝聯繫起來的御史。謝濟世是第二個，1737年4月，他的奏疏火力兇猛：他批評皇帝雖然褒獎了一些言官，但對建議不拒絕也不執行。對污點官員的處罰不夠徹底，有的甚至還「帶病提拔」。朝令夕改，反覆無常。半年以來並不是沒有可說的事兒，而是沒有可提意見的人，所以「臣不能已於言」，必須說。

弘曆接到奏本後的第一反應不得而知，不過肯定高興不起來，在當年5月發給總理事務王大臣的上諭中，他說「即位以來，屢下求言之詔，實冀科道諸臣，各抒忠藎，凡有見聞，即據實陳奏，俾無壅蔽」，言官多數是好的，但最近「進言諸臣，仍多揣摩迎合之習，竟有悉屬浮言，毫無實際」，胡說八道，就像謝濟世那樣。

他一一批駁謝氏的觀點，「不知何所見，而為此臆度之語」「支離之語」，謝濟世「昏愚無知」，揣摩迎合，「懷觀望之私，且多詭譎之意」，類似這種人不去批評官僚朋黨、吏治之害，而「摭拾陳言，以自沽能攻君心之名」，沽名釣譽，其「居心之陰巧」，簡直是「國家之大蠹」。

乾隆帝硃批。

雖然被罵得很重，但謝濟世並未受到嚴厲處罰。弘曆決意收緊言路，他指責如果再不整頓「胡說八道」的官員，則「經理庶務，每致眾議紛紜，群言淆亂」，這是「明季之陋習」、亡國之患，必須防微杜漸。但話還是可說，「言路不可不開，而公私不可不辨」，如果「朕躬某事未當，能直言其失，朕必樂於聽受」，「諸王大臣某事有誤，能直指其非，朕亦必為之獎許」。言官不胡說八道，所言符合實際，還是有賞。

可言官並不知道皇帝心中「胡說八道」與「符合實際」的尺度在哪。尺度不見明文，唯繫於君心。如果批評官員政務，言官的指控若與皇帝從別處得來的情報不符，孰真孰假全憑皇帝判斷，言官並無對質機會。言官如果批評皇帝本人，只要弘曆否認，真假就不重要了。對於批評尺度，弘曆擁有不受拘束的自由裁量權。

薛馧就吃了尺度隱晦不彰之苦，他或許不知道該怎樣提意見。當年5月，他試著好意相勸，皇帝不要在宮中騎射，免得傷身。不料遭來痛斥：朕最近從未騎射，薛馧「妄行摺奏，明系誣謗」。他要總理事務王大臣查問信源，薛馧供稱是聽來的宮中傳聞。

再遭挫折，薛馧再無奏本，其他部門也是一片緘默。1737年10月，弘曆再下旨訓飭言官，不要挾私言事，不要因為私心（邀恩、沽名、窩裡斗）而提意見，第一次犯錯可以容忍，「然寬大之恩，不可屢邀」，寬容是有限度的。

弘曆的要求很難實現。正如言官摸不清胡說八道與符合實際的尺度一樣，何為挾私，何為公心，何為揣摩迎合，何為沽名釣譽，也是猜不透。越是摸不清，越要摸清，越要揣摩迎合皇帝的尺度。如此循環，又會加大被弘曆斥責的風險，加劇弘曆內心對言官挾私的猜忌。

這麼高的要求，是不是意味著言官沒事可做了？還是有揣摩成功者。弘曆諭旨下發一個月後，河南道監察御史陳其凝上奏《二欲宜克三私當省》疏，要皇帝克服心志之欲、耳目之欲、懷安之私、近佞之私、好諛之私，儘是假大空的義理，稍一涉及實政，無非頌聖。這封奏疏摘入了《高宗實錄》，弘曆大加讚賞：「年來言官能如此陳奏者甚少」，表示要給陳其凝陞官。

一旦揣摩成功，提意見就不是「揣摩」了。有此成功案例，後來者當知如何去做。謝濟世4月的奏疏不幸成為本年度最後一封批評皇帝的文本。

|可撕同僚不可撕君主

弘曆整飭言官之舉，讓人想起謝濟世還在新疆服刑期間的奏疏，他建議新君寬待說錯話的官員。弘曆的確做到了一部分，至少在乾隆二年，皇帝沒有像雍正那樣苛責言官。但這毋寧可視作初政時的政治策略：寬待言官，維持表面的言路暢通，也是「剛柔相濟」的手段之一。

再有原則的政治策略，也敵不過政治需要。謝濟世此前因疏奏受到獎賞，但很快被罵「居心陰巧，國家大蠹」，皇帝毫不念及昔日建言之功。一年後，謝濟世被外放至湖南督糧道任職，他再次翻刻《四書》注，這部被雍正禁掉的書籍，同樣沒能免於乾隆的查禁。曹一士曾勸諫乾隆勿再行文字獄，皇帝也答應不以語言文字罪人，查禁之舉無異宣布食言。

後人編纂的乾隆朝文字獄檔案中，《謝濟世著書》案位列第一件。

無人敢於批評皇帝，不僅僅是因為弘曆訓飭言官勿揣摩、勿沽名而造成的心裡緊張，還因為當時言官制度，已失去了勸諫皇帝的功能。

在明朝，都察院御史與六科給事中分立，分別監督地方官與中央六部官僚。六科給事中有權對詔令指手畫腳，上疏激烈批評皇帝。到清朝，監察局面大改，諫君權與察官權逐漸合一。雍正索性把六科給事中統屬於都察院，給事中聽命於都察院御史差遣，職責亦與御史一致，所有言官實際上只有監督百官的權力。雍正帝在制度上把監督皇帝的可能性抹殺了，除非皇帝自發求言，否則言路要麼沉默，要麼頌聖。

沒有監督，儒家中的君臣共治理想成為泡影，國家治理唯視乎君主素質。君主操控之下，政治策略總是依據政治需要而定，而政治需要又往往會打破政治策略。皇帝用變化多端的威權高壓來馴化言官。言官向皇帝提意見，無論針對具體政務還是皇帝本人，都是高風險的政治行為。如果不知道皇帝的真正心思，任何一項批評都可能是「沽名釣譽」，懷私結黨，都可能犯「謀反」的政治罪。最保險的辦法便是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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