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的教育救國志

文史 09-14

19歲那年，張伯苓以「最優等第一」的成績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時值甲午戰敗，無船可開，張伯苓滿懷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苦悶，在家閑居了一年。

當他終於有機會上船練習槍炮魚雷射擊和駕駛技術時，一個「國幟三易」的國恥現場，使他的報國志向從軍事轉向教育。

在那場降旗、升旗的過程中，張伯苓站在代表政府的「通濟」輪甲板上，接收日本把其曾經盤踞的威海衛交還中國，再轉移給英國。在同一個現場，日本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起。隔一日，中國國旗降下，改懸英國國旗。張伯苓親眼目睹國旗升降，痛切感受國家屈辱，內心受到極大刺激，遂立為國雪恥、育才強國之志。他說：「念國家積弱至此，苟不自強，奚以圖存，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創辦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終身從事教育之救國志願，即肇始於此時。」

胡適把張伯苓的這個轉變寫進了《教育家張伯苓》。他說：「緣自中國敗於日本之後，歐洲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競相爭奪勢力範圍，伯苓即於其時在威海衛親身經歷到中國所受恥辱的深刻。威海衛原為中國海軍軍港，中日之戰失敗後，即被日軍佔領，旋由三國干涉交還中國，轉租於英。『通濟』號系奉命開往威海衛自日軍方面接收，然後於翌日移交英軍。伯苓目擊心傷，喟然嘆曰：『我在那裡親眼目睹兩日之間三次易幟，取下太陽旗，掛起黃龍旗；第二天，我又看見取下黃龍旗，掛起米字旗。當時說不出的悲憤交集，乃深深覺得，我國欲在現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創造一代新人。我乃決計獻身於教育救國事業。』」

20世紀前半葉的國家命運，把一個未來的艦長甚至將軍，引向了一位偉大教育家之路；而從一開始，張伯苓辦教育的一個基本的理念就是教育救國：「文以治國，商以富國，禮以強國。」

1905年，袁世凱以北洋軍6個鎮的兵力在直隸河間舉辦大規模演習，史稱「河間秋操」，它意味著袁世凱小站新政初戰告捷。作為北洋系的發祥地和中心，天津城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源頭和中心。這一年秋天，袁世凱聯名湖廣總督張之洞又推動了另一樁大事。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諭令，從公元1906年起，停止所有鄉試、會試和各省歲試。隨著諭令頒布，中國歷史上延續了1300年的科舉制度突然結束。據袁世凱的後人回憶，袁世凱平生最引以為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廢除科舉。但其所呈上的主張廢除科舉制的奏摺，實是根據其近側的嚴修、盧靖（木齋）等人所持「科舉不廢學校不興」的觀點而形成。袁氏曾自述：「一生事功乃練兵、興學二項，練兵，世凱自任之；興學，則以范孫先生任之。」

嚴修（嚴范孫）出身天津鹽商世家，因橫貫商學兩界，與南通張謇並稱「南張北嚴」。嚴修最早上奏摺建議科舉考試裡面增加經濟特科；1904年，嚴修被袁世凱力薦成為學部左侍郎，統管全國學務。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年僅22歲的張伯苓開始在清朝學部左侍郎嚴修家裡教書，兩人在教育方面長達近30年的聯手耕耘從此發端。胡適曾評價道，張伯苓和嚴修先生在教育上的合作是最圓滿的一件事。但在當時，嚴范孫已是學部侍郎，二品大員，有很高社會地位；而張伯苓只是20歲出頭的小夥子，默默無聞。

但嚴修認為他是塊璞玉。他敏銳地捕捉到張伯苓對教育事業的熱誠和決心。張伯苓對自己也如此評價：「我沒有特殊的才幹，我也沒有學得什麼特別方面的高深技能。我一生努力所得的一點成就，完全由於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我對於教育具有信心和興趣。」言辭雖樸實，分量卻極重。

張伯苓曾向嚴修表態：「寧以身殉，不為利誘，終身從事教育，不為官。」嚴修1927年病逝，在南開學校他被尊稱為「校父」。無論在他生前還是身後，張伯苓都嚴守對他的承諾，苦心經營南開系列學校。張伯苓也曾經談起過堅守這份諾言的艱澀，他說每每雨中走在南開校園裡，看到雨水滴打在樹上，就感覺像自己在落淚。

1875年7月6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名為《令人恐怖的考試制度》的報道，其中描述了學生在私塾扯大嗓門叫喊著背誦課文的情境，並批評說「這種教育方式是填鴨式的」，「把人的知識來源限定在這些古代經典大師們的身上，是大清國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

而張伯苓在嚴氏家塾講授的卻是數學、理化和英語。數學課上講授的內容有幾何、代數、三角，物理有力學、光學和電磁學，英語教材是《科學讀者》（ScientificReaders）。一百多年前，在私塾教數理化是新聞，就像今天開培訓班教《三字經》一樣。

張伯苓倡導的新式教育以及師生關係，也同樣無法讓老先生們接受。因張伯苓引入西方的話劇，並與學生同台出演，被人批評為敗壞「士林傳統」，有悖「師道尊嚴」，師生同台成何體統。南開大學教授梁吉生曾在書中寫道，這些人「散布流言飛語，咒罵張伯苓『數典忘祖』，蔑棄聖道，不得好死」。

而張伯苓頂住輿論壓力，堅持實行自己的新式教育理念。當時的張伯苓和學生一起踢足球，一起玩惠斯特（橋牌的前身），帶學生到城外騎自行車。他教照相術——攝人魂魄。他把一根長雞毛撣子架在兩張木椅之上，讓學生跳過去，還不斷往椅子腳下墊書本，讓雞毛撣子越來越高。他讓學生撐膝弓背，其他學生輪流從其背上跨過去，讓有些人覺得有傷大雅。但這還不算，他還「反對學生早婚」，在塾館開展啞鈴、足球、角力、跳高、拳術、自行車等體育活動，在體育活動時師生都改穿短褲。

胡適在論及這段歷史時說：「這種師生間自由民主的共同教學和遊戲，顯露出年輕的張老師是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

張伯苓能當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與他成長的時代環境以及他自己親身接受的教育密不可分。張伯苓出生於19世紀末，那是一個中國志士仁人為求強國之道而興辦新學、革新教育的年代。張伯苓出生當年，即1876年，福建巡撫丁日昌創設福州電報學堂，天津機器局開辦電器和水雷學堂；他5歲始受庭訓、從父讀書那年，倫敦傳教會馬根濟在天津創設醫學館，為北洋醫學堂的前身。1880年，李鴻章奏准創辦天津水師學堂開學；次年，上海設立電報學堂，山西巡撫張之洞在太原創辦令德堂。

14歲時，張伯苓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北洋水師學堂是中國近代最早的海軍軍官學校。據張錫祚所著《張伯苓先生傳略》記載，「這個水師學堂，請的是洋教授，教的是新學，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書，開洋船，使洋槍、洋炮。……先生……在校五年，學習駕駛，每次考試，都是第一。」

1901年，號稱「天津商業八大家」之一的王奎章羨慕嚴館有張伯苓這樣的教師，也禮聘他教授自家學塾。此後，半天嚴館，半天王館，張伯苓在繼續塾館教學的同時，開始計劃建立真正的現代學堂。

為辦新學，張伯苓和嚴修一同東渡日本，考察教育，購買教具和教科書，還請了日本教師。在回國途中，兩人商定，先半中學，再圖擴充。回到天津，立即開辦新學。校舍用嚴宅偏院，學堂用具由嚴家捐助，教學儀器由王家捐助，籌辦費用兩家分攤。出榜招生後，首批錄取了梅貽琦、張彭春、喻傳鑒等73名學生，於1904年10月16日正式開學，附設師範班。校名初為「天津私立中學堂」，後改為「私立敬業中學堂」，張伯苓任校長。後來，他把鄭菊如捐助的15畝墳地置換為天津城西南一塊地廣人稀、適合建校的窪地。因其地名為「南開窪」，校名遂改為「南開中學堂」，再改為「南開學校。「南開」之名由此確立。

從1904年10月16日這一天起，直到他生命的終點，張伯苓所思所慮、所為所願，再也沒有離開過南開，沒有離開過中國現代教育事業。

摘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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