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偉大的非虛構作品是如何引用信源的

作者／方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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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目前雙方展示的材料，我個人的看法是：作者確實花了時間和心血做了不少採訪、翻了不少材料，去了不少地方，查證了不少細節。這些都不是憑空編造出來的，「抄襲」的指控過於嚴厲。但是，原文在引用信源時確實存在問題，非常容易讓讀者誤以為所有材料都來自於一手採訪。

「我第一次讀就一直在琢磨哪些是資料哪些是採訪。」業界一位著名的非虛構寫作者這樣對我說。我完全理解ta的想法：作為行內人，我們讀一篇報道的職業習慣就是去看哪些材料是一手的，哪些是二三四五手的。這篇《1986，生死漂流》在具體操作手法上存在不夠透明的問題，令業界行家也難以判斷信息來源，遑論普通讀者。

具體而言，其一，如質疑文所展示的，文中許多材料來自王茂軍的長江漂流探險日記。這本日記是重要史料，如作者所言，它也是他們「唯一能找到的一手材料」。引用日記內容完全沒有問題，何況作者還採訪到了王茂軍進行核實。但是，文章對這本日記的存在隻字不提，這不是「寫作行文需要」就可以回應的——以兩位作者的寫作功力，將「長江漂流探險日記——1986」這幾個字塞到文章裡面，完全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其二，對《三聯生活周刊》記者劉敏文章《長江漂流30年》的引用，不符合規範。李大放的話是三聯記者劉敏採訪到的，那就請告訴讀者，他的話來自三聯記者劉敏。大家去翻一翻《紐約時報》，如果其中引用了一句別人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說的話，它肯定會說這句話是來自《華盛頓郵報》的，在網站上一般還會加上鏈接指向《華盛頓郵報》的原文。在中國，媒體普遍心胸狹隘，不願意在自己的版面里提其他媒體的名字，因此往往把「XXX在接受XX日報採訪時曾經這樣說」簡寫成「XXX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經這樣說」。這種做法當然不值得提倡，但起碼不會讓讀者誤以為這句話是一手的。而《1986，生死漂流》一文在引用李大放的話時，寫的是「30年後，李大放對記者說。」——相信99%的讀者和我一樣，對這句話的理解是，30年之後的今天，李大放對陳楚漢、杜修琪這兩位記者說。

其三，對簡·沃倫郵件的描述很有誤導性。《1986，生死漂流》開頭就說，「今年五月，我們收到一封郵件，來自一名69歲的美國老太太，叫做簡·沃倫。」這句話給人的印象是簡·沃倫主動求助，兩位記者突然收到一封郵件，獲得線索。而實情並非如此。

對於一篇新聞報道（包括特稿、非虛構寫作）來說，寫清楚信源十分重要，為什麼？一方面，這展現出作者的透明、坦誠，不試圖將他人的勞動成果據為己有；另一方面，這可以讓公眾監督你的報道，可以hold you accountable，有助於建立起讀者的信任。

當然，特稿和非虛構寫作對文本的要求很高，大量插入信源確實影響行文節奏。但交代信源這件事，並不是無法做到的。杜修琪在「人間寫作課」中提到了一部偉大的作品《巴黎燒了嗎》。在這本書的結尾，信源列了7頁。下面是我剛在圖書館拍的照片。

值得一提的還有另一部偉大的非虛構作品《八月炮火》。作者巴巴拉·塔奇曼說，如果把所有信源都列出來，會變成整整一本書，所以她只列了一手信源和極少數的二手信源，這一列就列了13頁。

更令人讚歎的是，在13頁的信源列表之後，是長達41頁的章節附註，對正文中所有引用的消息都交代了具體的來源。為了不影響閱讀，不把作品變成學術著作，巴巴拉·塔奇曼用了一種特殊的章節附註方式——不在正文中插入任何標註，而是在章節附註中標明頁碼，對該頁中的直接引語和重要信息註明來源。

我們來看兩頁具體的例子。下圖中，左邊是正文的第一頁（全書第17頁），右邊是章節附註第一頁。

可以看到，章節附註一開始就交代了此章內容的主要信源。在正文第一頁中，有三處直接引語，後兩處的具體出處都在章節附註中註明了。第一處看似沒有註明，實際上已經在正文中交代了：來自《泰晤士報》。

繼續看正文的第二頁（全書第18頁），右邊仍然是章節附註第一頁。

第二頁裡面有三處直接引語，全部在章節附註中給出了具體出處。在該頁底部，有一處雖然不是直接引語，但因為涉及到重要的細節，作者同樣介紹了出處。

就這樣，一頁一頁，事無巨細，真正做到了字字有來歷，句句有出處，而且告訴了讀者出處在哪裡。

現在，互聯網技術讓非虛構寫作中標註信源變得更加簡單了。如果巴巴拉·塔奇曼生活在今天，她只需要出版一本電子版，在需要附註的文字上面加上超鏈接就可以了。歐美主流媒體網站上的新聞，從短消息到長篇深度報道，無不是充滿了指向信源的鏈接。如同我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說的那樣（http://fangkc.cn/2014/05/linking-internet/），這些超鏈接既佐證了信息的權威性，又讓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輕易了解到更多相關信息，應該是一項基本的傳播倫理。（遺憾的是，中國的媒體網站則像是一個個缺乏聯繫的孤島，甚至將外鏈視為大敵，如果有編輯在文章中加了外鏈，可能會面臨處罰。這是一種極其狹隘的做法，不僅傷害了整個中文互聯網上的信息流通，也並不真正利於這些網站自身的流量。）

在規範引用信源這件事上，陳楚漢、杜修琪兩位作者做得不好，但他們肯定不是做得最差的。中國媒體的洗稿、抄襲已經是常態了。之前，一位研究者關於廣場舞的論文被一家中央級大報抄襲（大段抄襲，而不是不規範引用），她多次嘗試溝通，在遭到無數冷眼之後，才得到一句非常不到位的致歉聲明。當她找我求助時，我無奈地告訴她：在這樣的環境下，能得到致歉，已經是不錯的結果了。

圍繞《1986，生死漂流》一文的爭議，對於中國媒體界的反思而言或許是好事。我也相信，這些討論對兩位年輕的作者而言也是好事。我非常佩服他們倆（其中一位還是我的直系師弟）的衝勁和能力，只要不那麼心急，他們一定會走得更遠。也許他們真的能夠實現自己的夢想，讓自己寫的故事被拍成電影，獲得奧斯卡。但我真正期待的是他們做另一件更酷的事情：從下一部作品開始，為這個魚龍混雜的行業豎立一個與國際接軌的、經得起考驗的標準，帶著年輕的衝勁，打破陳舊腐朽的「行業慣例」。

這種標準的確立，是孕育出我們自己的《八月炮火》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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