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批評清末新政：不是做的不夠，而是做得太多了

1901年，清廷派醇親王出使歐洲，儀仗隊行進在上海南京路上

杜亞泉批評清末新政：不是做的不夠，而是做得太多了

清末最後十年，為應付內憂外患，曾啟動立憲新政，但終究未能挽救清廷的覆滅。一般對清末改革的批評，多集中在當局者並無誠意等層面。但在親歷清末民初之大變局的學者杜亞泉看來，當局有無改革誠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改革方案本身，有沒有可行性。

杜亞泉認為：在清末新政改革這件事情上，不是當局做得不夠，而是他們「太積極」，做得太多了。其理由是：「一國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會之安寧，維持社會之秩序，養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順其發展之進路而勿障礙之，即使社會可以自由發展其活力而已」，國家應該發展教育，但「不必自為教育家」；應該發展經濟，但「不必自營農工商之業」。

在杜氏看來，「國運之進步」與「政府之強大」是兩碼事。若不理解此點，「貿貿焉擴張政權，增加政費，國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國民之增擔負也愈速。干涉甚則礙社會之發展，擔負重則竭社會之活力」，社會沒了活力，國運也就完了。綜而言之，「若謂社會之進步，必仰政府之提攜，不如反而言之，謂政府之進步，仰社會之提攜，較為確當。」

基於此種理念，杜氏在反省清末新政時，認為許多舉措不合時宜。如郵傳部、農工商部多屬「虛設」；警察制度徒然「模擬他國」，耗費巨大，但不合國情，巡警遍布鄉村，卻「終日植立，無所事事」；辦理新式學堂，則孜孜於制定「繁密條例」……這些具體意見是否合理，或可商榷，但杜氏認為改革伊始，應「立法於簡，其後可繁」，確屬真知灼見。可惜清末新政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啟動之初，即「立法於繁」，終於搞到官吏無從措手，百姓難以存活之窘境。

批評清末地方自治：徒慕虛名，項目應有盡有，變成斂財盛宴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乃是知識分子和朝野政客競相鼓吹的流風，幾乎到了無人不談「自治」，無事不可「自治」的地步。但在杜亞泉看來，「自治」是好東西，但卻壞在「徒慕自治之虛名，而不求實際上的利益」上面。本身中央也好，地方也罷，人才、經費均極有限，卻「忽增此無數之自治機關，而欲其於學務商務農業工業與夫工程衛生，均各措置合宜」，根本就是「不可能之事」。

杜氏回顧：晚清的自治章程，所列舉的自治項目，可謂「應有盡有，應無盡無」，「舉凡自治所可為之事，悉搜羅而並列之」，既不區分緩急，也不安排先後。其結果就是：辦哪一件事，不辦哪一件事；哪一件事快辦，哪一件事緩辦，並不依據人才、經費、收益等客觀條件，而全看對自治辦理者個人是否有利可圖。晚清自治運動，多演變成地方紳豪的斂財盛宴，箇中原因，正在於此。

杜氏這種摒棄「改革真誠論」的批評思路，對今人多少仍應有其借鑒價值。

注釋

杜亞泉：《減政主義》，東方雜誌第8卷第1號，1911年3月。杜亞泉：《自治之商榷》，東方雜誌第12卷第2號，191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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