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為什麼要實行三光政策的原因

殺光——1941年1月，日軍在河北豐潤製造「潘家峪慘案」。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是一場欲使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瘋狂野蠻的屠殺和掠奪。他們人性淪喪、獸行肆虐，對抗日根據地軍民實施殺光、燒光、搶光的暴行罄竹難書。「三光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筆者進行了追根溯源。

1940年夏秋，日本帝國主義乘德國法西斯軍隊在西歐和北歐迅猛推進、美國尚未完成戰略準備、西方諸國無力東顧之機，積極準備實行南下政策，攫取英、美、法等國在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的殖民地，以期早日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為放手南進，日軍大本營妄想早日解決中國問題，使中國成為其「南進」的後方基地，於7月23日發出「迅速處理支那事變」的命令。

為此，一面加緊對國民黨政府的軍事訛詐和政治誘降，揚言要「南取昆明，中攻重慶，北奪西安」;一面集中主要力量繼續進攻抗日根據地。特別是在華北，侵華日軍瘋狂推行所謂「肅正建設計劃」，以鐵路作柱、公路作鏈、據點作鎖的「囚籠政策」，企圖分割摧毀各抗日根據地。至1940年7月，日軍在華北新建修復鐵路2300千米，公路1.5萬千米，新建碉堡據點2700多個，以進一步鞏固其佔領區。

為粉碎日寇這一惡毒的「囚籠政策」，爭取華北戰局更有利的發展，並影響全國的抗戰局勢，配合正面國民黨軍作戰，八路軍總部發動了著名的「百團大戰」。遭受沉重打擊的日軍驚呼，「對華北應有再認識」，隨後從華中正面戰場抽調2個師團加強華北方面軍。

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了更大規模的「掃蕩」，並實施所謂的「燼滅作戰」，殺戮居民，對糧秣、房舍及其他物資設備進行徹底的破壞，也就是最初形式的、有系統的、有組織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作戰」。日本學者新村出主編的《廣辭苑》(1955年第1版)收錄了「燼滅作戰」一詞，將「燼滅」解釋為「燒盡滅絕」，意即「燒光殺光」。

搶光——日軍在「掃蕩」中破門闖入民居，無恥搶掠。

1940年11月16日，八路軍總部通電全國，揭露日軍在「掃蕩」中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野蠻暴行。24日，《新華日報》第一版刊登了題為《粉碎日寇對華北「燼滅掃蕩」的新陰謀》的社論，指出：「日寇稱其近日對華北進行的為『燼滅掃蕩』或『焦土掃蕩』，其內容便是：逢屋便燒，逢人便殺;俾其掃蕩區域，屋歸於燼，人歸於滅……

日寇對華北的獸行，決不單是報復(註：指百團大戰)，也決不單是軍事企圖。而是在其『和平攻勢』失敗而增加局部軍事逼迫的策略下，直指華北八路軍的。」 當天該報的第二版還刊登了我華北軍民痛殲暴敵，粉碎日寇「燼滅掃蕩」，以及日寇在「掃蕩」中所犯下的燒殺姦淫搶掠的種種暴行。這是我黨在「三光政策」這一用語正式出現前對「三光政策」最早的揭露。

1941年1月16日，日軍大本營批准《大東亞長期戰爭指導綱要》，提出要「繼續對中國進行壓迫，力求在昭和16年(1941年)夏秋之季，以軍事、政治、謀略的綜合壓力，解決中國事變」。2月，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聯席會議明確今後「肅正的重點，仍然在於剿共」，在華北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實施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相結合的「總力戰」，並調集除關東軍外侵華兵力的75%和全部偽軍進行大規模的「掃蕩」「清鄉」和「蠶食」。

據統計，1941年至1942年的兩年間，華北日軍組織千人以上萬人以下的「掃蕩」132次，1萬人至7萬人的大「掃蕩」就達27次之多，有時在同一地區反覆「掃蕩」3至4個月。「掃蕩」的伎倆更是五花八門，諸如「鐵壁合圍」「捕捉奇襲」「縱橫清剿」「反轉電擊」「輾轉抉剔」「梳篦清剿」「拉網合圍」 「馬蹄形堡壘線」「魚鱗式包圍陣」等。

雖然日軍在作戰命令和作戰術語中並未有「三光政策」或「三光作戰」一詞，而稱之為「燼滅作戰」「徹底的肅正作戰(討伐)」「徹底覆(討)滅」「討滅作戰」等。但毫無疑問，它們「實際是非常接近、或是幾乎完全一樣的」。

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可謂是「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而將其「發揚光大」的則是號稱日本「三傑」的老牌侵華頭子岡村寧次。1941年7月，岡村寧次接替多田駿出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揚言「要在4個月徹底消滅華北的共產黨和八路軍」。為此，他糾集日軍5個師團、6個混成旅團的大部和偽軍共7萬餘人，用其在朝鮮和東三省的「剿共」經驗，對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進行毀滅性的大「掃蕩」，其規模之大、頻率之高、手段之狠毒，都是空前絕後的。

燒光——華北大「掃蕩」中，日軍放火焚燒村莊。

日軍在「掃蕩」中慘無人道地推行「三光政策」，製造了多起慘案，甚至滅絕人性地施放毒氣，進行細菌戰，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古北口的長城沿線，製造了東西長350餘千米、南北寬40餘千米的無人區。如1941年1月，日軍血洗河北省豐潤縣潘家峪村，一次集體屠殺群眾1300餘人，焚燒房屋千餘間。1942 年5月至7月，在對冀中區的大「掃蕩」中，日軍殘殺、傷害、抓走群眾高達5萬多人。當時的華北地區，呈現出「無村不戴孝，處處是狼煙」的慘景。

「三光政策」給華北抗日根據地帶來慘重的損失，最困難時根據地面積縮小1/3，冀中、冀南、冀魯豫、魯中、冀魯邊等抗日根據地變成了游擊區，有的還變成了敵占區，人口也由5000萬銳減至2500萬，八路軍由40萬減至34萬。敵後抗戰進入到極端困難時期。

1941年7月7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報》在第二版刊登了朱德總司令撰寫的《八路軍新四軍抗戰第四周年》一文，指出：「敵後經濟的特點，是敵人的封鎖和毀滅政策。在封鎖方面，則隔斷我各抗日根據地的聯繫，隔斷城市與鄉村的來往，在毀滅方面實行其『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口號，這種經濟上的封鎖摧殘，其為禍之烈，在敵後方顯然比我後方要厲害得多。」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對「三光政策」最早的正式表述。

這一時期，在《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太行版)《晉察冀日報》《八路軍軍政雜誌》等我黨我軍主要報刊的社論、評論、消息，以及中共中央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中，不斷出現「三光政策」這一用語，並做了更形象、更具體的描述與揭露。

如1942年1月15日《解放日報》第三版刊登的《敵寇在華北的強化治安運動》一文指出：「所謂『三光政策』就是敵人每次『掃蕩』我根據地時，常挨村洗劫，將男女殺光，東西搶光，房屋燒光，造成一片焦土，使我軍民無法安居，形成所謂『無人區』。在實行『三光政策』時，敵人特別注意對我生產工具與牲畜之破壞與掠奪，企圖根本摧毀我生產，以餓死我軍民。」「三光政策」作為侵華日軍野蠻兇殘、姦淫燒殺、搶劫掠奪、無惡不作的代名詞，為抗日根據地軍民家喻戶曉了。

在戰後日本出版的刊物及書籍中，也出現了「三光政策」這一用語。如《百科事典》《廣辭苑》等均收錄了「三光政策」一詞，並解釋為「日華戰爭中，日本實行的殘酷的非人道戰術，是中國的叫法」。

綜上所述，「三光政策」是在百團大戰後，侵華日軍有組織有計劃地實行帶有戰略意義的極其惡毒的政策，妄圖徹底摧毀抗日根據地軍民的戰鬥意志及物質基礎，進而霸佔全中國的陰謀計劃的組成部分。

然而，作為推行「三光政策」的急先鋒、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劊子手岡村寧次，在其戰後所著的回憶錄中竟然無恥狡辯，詭稱：「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節，向司令部全體高級軍官作了訓示，首先朗誦明治天皇所作詩句『國讎固當報，仁慈不可忘』，然後帶領大家高呼『滅共愛民』。

在那以後，我認為貫徹愛民方針至關重要，又提出了『戒燒、戒淫、戒殺』的標語訓示。這條標語並非出自我的發明，而是借用了清軍入侵明朝時的禁令。」儼然將自己裝扮為「三光政策」的反對者。尤為甚者的是，岡村還倒打一耙，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三光政策」的無情揭露污衊為「日、中的共產黨把我的三戒標語篡改成『岡村寧次的可殺、可燒、可搶的三光政策』大肆宣傳」，妄圖顛倒黑白，欲蓋彌彰。

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拒絕正視歷史，惡意歪曲歷史，美化侵略歷史。但鐵證如山，日本帝國主義在侵華期間所犯下的反人道、反人類、反文明的滔天罪惡，是任何人都不能篡改和抹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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