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中日之間的戰爭給我們啟示是啥？我們該怎麼做

甲午戰爭與抗日戰爭這兩次中日戰爭，對於中國人來說，始終是一個沉重的話題，然而，正如人類歷史上的悲劇總能比喜劇提供更豐富的人生哲學的啟示一樣，二次中日戰爭的歷史，是我們民族集體經驗中的富礦，只要我們客觀地、冷靜並理性地考察它，分析它，就能從中發掘出有益於我們應對未來挑戰的經驗與警示的資源。

首先要介紹一下日本人的國民性格。在近代以前，日本屬於地球文明中的偏遠地區，而且人口稠密，可耕土地狹小，自然災難頻發，資源貧乏，這個民族的生存環境要比中國嚴峻得多。此外，由於地理位置處於遠離歐亞大陸的孤島狀態，作為島國民族，日本對外部世界的變化特別敏感。有一種高度的不安全感。

然而，正是這種民族性格中的不安全感與對外部世界的高度敏感，在日本近代化過程中，恰恰變成巨大的優勢。它對於西方文明充滿興趣與新鮮感，對中國的變化也觀察得特別仔細，鴉片戰爭後，還沒有多少中國人知道魏源介紹西方的著作《海國圖志》時，這本木刻版的書籍已翻譯成日文，並在日本國內產生了衝擊性的影響。中國和日本幾乎在同一個時期，也就是19世紀60年代開始進入了仿效西洋的現代化過程，中國進行的是洋務自強運動，在防衛領域向西方學習;與此同時，日本也開始明治維新，兩個民族在現代化道路上似乎是並駕齊驅。

從這時開始，日本人中形成產生兩種對華觀念，一種觀念認為，日本和中國都是東方的黃種人，同文且同種，且都受到白種人威脅，所以要團結起來，共同抗禦西方侵略，共存共榮，這就是所謂的日本亞細亞主義，日本在侵華過程中出現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就是從這種「泛亞細亞主義」中畸變過來的。

第二種對華觀就是對華擴張主義，這種思潮認為，如果中國不能對抗西方侵略，日本也要不失時機地通過獲取中國的財富、土地、資源來讓自己富強起來，甚至參與到瓜分中國的過程中來，單獨應對西方的挑戰。這種擴張觀念是日本侵華的思想理論基礎，所謂《田中奏摺》的內容大意就是，日本要征服世界，就必須先征服亞洲，要征服亞洲，就必須先征服中國，要征服中國就要先征服滿洲，要先征服滿洲，必須要先征服朝鮮。雖然現在大家都知道，《田中奏摺》是偽造的，沒有史料證明田中本人給天皇上過這樣的「奏摺」，但這份所謂的「奏摺」中表現出的對外擴張主義的邏輯，是日本進入近代以來兩種對華觀中的一種。不幸的是，歷史上的種種因緣，讓這種主張後來竟然成為了現實。

在亞細亞主義和軍國主義思潮同時存在的情況下，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最終取決於中國洋務運動改革的深度和有效性。然而非常遺憾的是，洋務運動是一次失敗的現代化運動，官僚體制的惰性，清朝統治者的缺乏遠見，多數中國人的麻木不仁，使得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無法競爭，明治維新蒸蒸日上，整個日本民族發生重大改變，而中國則遠遠落後，中日逐漸走向戰爭。

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的簽訂，更使得中日兩個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中進入了所謂馬太效應(編者注——指好的愈好，壞的愈壞，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種兩極分化現象)。中國賠了2億3千萬兩白銀，在當時相當於40億美金，是日本幾年國庫收入的總數，這筆錢被日本人用來發展海軍與陸軍，發展重工業與貨幣改革，日本藉助這一巨額賠款迅速成為東亞強國。與此同時，中國從此也就更加積貧積弱，同時，台灣也被割讓了出去。中國的近鄰與屬國朝鮮則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並成為後來日本侵華的跳板，日本人放棄了「聯華抗洋」的立場，主張對華友好的亞細亞主義逐漸淡出，而擴張主義在日本人中變得更為強勢。

一個保守而拒絕開放與變革的民族，在弱肉強食的世界是註定陷入「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馬太效應的，這就是第一次中日戰爭給我們的歷史警示。

西方人有一個說法，叫做「墨菲效應」，你走錯了第一步，就會不自覺也會再走錯第二步，倒霉的事情總是接踵而至，禍不單行。歷史選擇一旦錯誤，就會產生連鎖效應。甲午戰爭的失敗，恰恰是中國「墨菲效應」的開始。甲午戰爭失敗的後果影響了中國將近百年，此戰產生的亡國危險，也使中國的變法精英陷入焦慮感和激進心態之中，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極端保守的滿清權貴進入政治中心，並引發了攻打使館的「庚子事變」與八國聯軍入侵，從甲午戰爭到庚子事變短短七年時間，中國對外賠款高達七億兩白銀，從此陷入了民族危機的深淵。

甲午戰爭造成的第一個直接結果，就是清朝統治者引狼入室，統治者與士紳精英均誤以為幫助中國人把遼東半島從日本的虎口奪了回來的俄國人，是中國的患難之交。為了抵制日本人在朝鮮的勢力擴張，李鴻章簽訂了「中俄密約」，把俄國勢力引入東北，讓俄國人在東北造橫貫東北的中東鐵路，從此以後，俄國的勢力在中國越來越擴張，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若干年中，東北儼然成為俄國人在遠東的新殖民地，據說哈爾濱後來都盛行起俄語，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與俄國發生利益衝突，1904年日本就與俄國在中國東北打了一仗，那就是日俄戰爭。雖然日本取得慘勝，但也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僅戰死就高達10萬日本人，耗用軍費達20億日元。死傷數加起來幾十萬人。然而在美國的干預下，根據當時的華盛頓公約，日本從東北撤軍後，只獲得俄國中東鐵路南半段25年的租借權，美國認為，打仗是日俄自己的事，土地是中國的，日本不能染指，土地應該還給中國，日本不得不答應了。他們心裡極度不平衡。參加朴茨茅斯條約簽訂的日本外交官回到國內，成為千夫所指的對象，連家裡的房子都被人燒了。按照原來日本的意圖，東北原來已經是俄國的，現在日本勝利了，就應該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日本沒有達到這個目的。

1915年的1月，日本大隈內閣要求袁世凱解決日俄戰爭的「歷史懸案」來補償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損失，那就是「二十一條」，其中要求與中國共同開辦工廠，「幫助」中國培養警察、軍隊，共同開礦，共同發展教育等。其條件之苛刻，連袁世凱讀了文件後都大呼「直把中國當戰敗國了」。日本認為中國很軟弱，沒有能力進行現代化，所以強迫中國進行「中日合作」，「幫助」中國現代化，從而實現「共存共榮」。日本人對中國的侵略很大程度是用這樣的一個幌子，如果中國政府不同意，日本威脅將就馬上派兵。就這樣，日本通過把二十一條強加中國，使原來的「泛亞細亞主義」的精神和民族沙文主義與擴張主義巧妙地結合起來。

袁世凱在日本壓力下，不得不接受了其中的十六條，此事才算了結。在「二十一條」沒有頒布以前，中國人的排日情緒並沒有那麼強烈。「二十一條」把日本的擴張野心暴露無遺，中國人深深地被激怒了，反日的民族主義浪潮從此迅速發展起來。

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條」以後又後悔了，由於日本野心過於膨脹，激起中國人的公憤與抗拒，日本人也覺得如此硬逼，得不償失，會形成中國與西方聯合起來對自己的壓力，於是開始逐漸走向溫和，到1920年代，日本的溫和派文官政府一反過去的擴張主義政策，回到大亞細亞主義上來，開始向中國示好，包括向中國提供西原貸款，希望通過不附加政治條件的低息貸款，挽回中國人對日本的信任。然而，段琪瑞時期的中國已經陷入南北分裂與對抗，日本文官政府對段政府的貸款並不能緩和矛盾，反而如同火上加油，讓南方更加反日。這也成為後來日本強硬派攻擊日本溫和派「無能」的理由。

在五卅運動時期(1925年)，恰恰是比較溫和的日本文官政府主政的時候，日本文官政府主張融入國際社會，接受國際公約，但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已經迅猛發展起來，尤其是在北伐過程中，民族主義和共產黨的革命民眾動員相結合起來，變成一股勢不可當的潮流，五卅運動後中國反日情緒非常強烈。北伐讓中國民族主義有了一種新的動力。

北伐時期的國民政府具有很強烈的民族主義趨向，國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揚民族主義旗幟，這種高漲的民族主義和日本的沙文主義之間發生了越來越強烈的碰撞。1927年3月北伐時發生的「南京事件」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該事件中，南京城內突然爆發大規模的搶劫外國人的排外風潮，南京城內和下關的外國領事館、教堂、學校、商社、醫院、外僑住宅均遭洗劫。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和震旦大學預科義大利校長遇害，此外英日法僑民死亡多人。這就讓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找到了以保護日本僑民的安全，來干預中國政治，並進而侵略中國的理由。就這樣，日本不斷膨脹的民族沙文主義、軍國主義，與中國國內亢奮、虛驕高調的民族主義之間，就發生日益強烈的互動與惡性循環，中國民族主義越亢奮高調，日本民間就越依附右翼勢力，日本的軍國主義也越膨脹，中日之間兩種民族主義相互不斷水漲船高。

此前，日本本來希望通過張作霖實現對東北的殖民統治，但張作霖本人就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張作霖曾對英國記者說過，「我老張沒有其他什麼本事，但是為中國看好北大門，不讓那些狗鑽進來，這點本事老張還是有的。」據暗殺張作霖的河本大作回憶，他從日本到東北後，發現東北充滿對日本人的排斥情緒，好不容易從日俄戰爭中獲得的那些權益，就等於血白流了。他認為，日本僑民在東北缺乏安全感，在華人的汪洋大海中處於恐懼之中，所以只有炸死張作霖，讓東北大亂，而後才有機會佔領東北。但是他沒有想到，張作霖死後，中國並沒有亂，張學良完整繼承了乃父的東北王的權力。

1928年，張學良把整個東北加入了中華民國，這就是「東北易幟」，這是他對中華民族的大貢獻，但另一方面，張學良選擇更加激烈的民族主義立場，不斷為日本軍國主義膨脹提供了刺激。張學良當時只有28歲，以其政治經驗最多是個連營級水平，然而卻成為主宰東北命運的統治者，他在國力沒有充分發展起來以前，一味對日本強硬，他完全沒有足夠的經驗應對如此錯綜複雜的中日關係，而且他個性非常彪悍、剛烈，殺了楊宇霆這樣一些他父親的重要智囊之後，更是獨斷獨行。三千多件有關日僑民的申訴案件一律不予處理，陳案越積越多，矛盾也越積越深，自己則在北京吃喝玩樂，這也讓日本民族沙文主義者大加利用以爭取國內支持。

另一方面，國民政府於1928年統一中國以後，提出不成熟的「革命外交」，高調地宣布要在短時期內，單方面地，無條件地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這就讓日本一般國民認為，他們用十萬人生命換來的南滿鐵路24年的租借權，也將很快付諸東流，當時中國的情況是，高調的、虛驕的民族主義情緒發展的速度，遠高於實際國力發展的速度。兩者的發展不成比例。一方面，經歷屈辱而剛統一的中國人，國力還很弱，而民族主義的情緒卻日益剛憤強烈，而支撐這種民族主義訴求的國力與政府組織能力卻沒有相應跟上。另一方面，由於國內外的各種矛盾，日本民族沙文主義正在向極端軍國主義發酵，兩者之間形成變本加厲的互動。

到「九·一八」前夕，關東軍圖謀在東北獨立行動的情報已經為日本文官政府高層所知，當時日本的文官政府人士向中國方面的宋子文提出一個要求，中國必須在「革命外交」的基礎上作出某些讓步，說如果再這麼下去，日本文官政府就要倒台，只要軍人上台，中日之間的矛盾解決起來會非常困難，很可能要訴諸武力。當宋子文恍然大悟到事態的嚴重性，立即前往北京與張學良協商，然而已經為時過晚。九一八事變恰在此時發生。

「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的一些激進派分子發動的自主行動，並不是政府行為，少不更事的張學良卻沒有對侵略者以任何反抗與壓力，後來九十多歲時的張學良接待記者時，稱當時他這樣做是自己的主意，與蔣介石無關，他之所以這樣做，原因居然是「我不知道日本人這麼壞!」

少數關東軍激進派分子所發動的這麼一場事變，居然一下子把比日本國土大三倍的整個東北拿下來，成本如此之低，收益如此之大，風險如此之小，連日本人自己也想不到，這又大大鼓勵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的惡性膨脹，侵略者反而在國內被日本大眾視為「民族英雄」加以歡迎。關東軍就趁勢進一步得寸進尺，再次刺激中國民族主義走向高潮。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這幾年，關東軍里就出現兩派力量，一派是「擴大派」，一派是「不擴大派」。「擴大派」認為日本得到中國東北，仍是不夠的，必須要在東北與華北之間形成一個「軍事緩衝區」，主權可以屬於中國，但中央軍不可駐軍，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日本強佔下的東北的腹背安全，他們的計劃就是是把熱河甚至永定河以東的地方，都變成「非軍事區」。另一派所謂的「不擴大派」，以日本石原莞爾為代表，此人本來是「九一八」事變的急先鋒，後來也變成「不擴大派」，屬於日本關東軍中的「溫和派」。他們認為，拿到那麼大一塊滿洲應該滿足了，繼續擴大戰果會引起中國人越來越強的仇恨心理，一旦日本將來和蘇聯開戰，中國人就會幫助蘇聯人，日本將面臨兩面夾攻，所以應該對中國採取懷柔態度。 這兩派勢力不斷碰撞，而擴大派在國內民意的鼓動下，最終獲得優勢，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而中國國民政府則由於實力不足以與日本直接對抗，只能採取「內斂的國防政策」，以退讓以求穩定，避免戰爭，並秘密發展國防力量。

這種「內斂的國防政策」是不對外宣布的，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到1935年，「內斂式國防政策」開始取得若干效果，當時的德國和國民政府形成軍事合作關係，德國同意每年為中國訓練並裝備20個機械化師。如果1935年的這個辦法能夠延續五年，那麼中國到1940年時，中國就有100個現代化的機械化部隊，那時日本人對中國的侵略恐怕沒那麼容易，這一點連日本侵華軍司令在松井石根後來也不得不承認。然而，國民政府想爭取時間的計劃卻受到挫折，由於日本的擴大派不斷加大擴張力度，使中國大眾的忍耐力達到極限，最後出現了西安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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