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學者薛涌：這樣教育「富二代」

有一次聽國內一位富人朋友說，他給自己的侄女買了很貴的禮物，竟被對方說「摳門兒」，因為那不是一流的牌子。年輕人受惠於長輩，不僅不心存感激，反而覺得人家欠著自己。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日後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又怎麼能有出息？

靜心想想，我們也不能一味地抱怨後輩。比如，我1979年上大學時，父母一個月給25元的生活費，其實這已經算是很不錯了。記得班上農村來的學生，一個月的助學金只有22元，他們還不像我周末能回家改善一下生活，一個月至少節省五六天的伙食費，甚至有些農村學生還把錢省下來寄給父母。但是，我對自己的25元錢還很不高興，覺得父親一個人月薪就有170元，對我也太摳門兒了。經過不停地和父母討價還價，兩年後25元終於變成了30元。可見，在沒有見過紅包的時代，在中國還處於赤貧的時代，我們這代人就是在這種向長輩伸手的價值觀念中長大的。如今經濟發展了，我們這代人幾乎是最大的受益者，也產生了許多成功人士，這種價值觀念自然也潛移默化地傳給了下一代，習慣性地給他們禮物和紅包。下一代並不因此知足，其實不過是重複我們當年對自己父母的行為。結果自己覺得已經很大方的禮物，則為90後這「名牌的一代」所不齒，他們弄不明白：如果不是世界一流的牌子，你怎麼送得出手？！

女兒現在12歲，幾乎從來不向我們要東西。在我的記憶中，她自幼就很少向父母要東西，即使向我們要東西時也非常小心。她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幾乎從來不直接提出要求，最多委婉地表示一下自己的嚮往。我們則經常順水推舟地給她機會，讓她設法通過自己的努力把想要的東西掙到，比如好好練琴以獲得獎賞等。在商店試鞋、試衣服，不管自己多麼喜歡，我們只要說「太貴」「沒有折扣」，她就毫不猶豫地把東西放回去。我自己從小向父母伸手的毛病，她一點也沒沾上，這一點我很慶幸。

理性分析一下，孩子的品格還是養育的結果。舉個例子。女兒在音樂學校中有個好朋友安娜，比她小兩歲，但安娜彈鋼琴要比女兒出色得多。我們每次昕安娜彈琴都要嘆息：實在沒辦法，人家是天才！後來熟了才知道，安娜小小年紀，一天至少練兩個小時的琴，有時甚至超過3個小時。女兒則練一個小時都很勉強。安娜的母親南希是第二代華裔，廣東人，醫生。她嫁了位德國工程師。

南希對孩子嚴厲起來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一次安娜迷上了電子遊戲，導致練琴時間不夠，南希竟在安娜開演奏會時拒絕前來捧場。她告訴我們：「從小我就對這些孩子講，長大想上大學，那就學好功課去拿獎學金，我是不會給你們付學費的。」我們聽了後暗暗為她的孩子叫苦：「你一個當醫生的，年薪幾十萬，而獎學金絕大部分是根據經濟需要給的，只有為數很少的獎學金是絕對按學業和素質頒發的。這條路也太艱難了，你的孩子要做到什麼程度才能爭取到？」

不過，聽她這麼解釋，我們也明白了安娜為什麼彈琴能如此用功。比起我們的女兒來，雖然安娜生活在一個比同伴要富裕得多的家庭，但是她的危機感也比一般人大得多。最近他們一家又上演了另一台戲，那就是做買賣。南希計劃明年夏天送安娜到德國學習音樂，而且要安娜現在的俄裔鋼琴老師陪同去。這種奢侈的教育，只能讓我們這等普通的家庭望洋興嘆了。不過，南希告訴安娜：「家裡沒有錢支付你老師的費用，你要想辦法自己掙出來。」可憐的安娜一急，決定把自己積攢了多年也最為心愛的日式小橡皮出售給小朋友們。南希大喜，決定幫助女兒進行「企業擴張」，跑到文具店討價還價，以50美分一塊的價格批量買下橡皮，再讓安娜按一塊錢一塊的市場價推銷。日後安娜一見我女兒，第一件事就是先兜售橡皮，而且，一般一次成交就幾塊錢的金額，南希還要幫助女兒給買主準備感謝卡。我們每到周末就看見這母女倆提著一大箱橡皮在音樂學校的走廊里找買主，心裡不禁暗笑：這可是人家的風險投資呀。一個年薪幾十萬的醫生，陪著女兒兜售橡皮，一個小時掙三四塊，收入不及最低工資線的一半。更不用說，批量買下的這麼多橡皮，一半怕是也推銷不出去，最後肯定要賠本。

南希的年齡我們自然不好問，女兒說她長得像個少女，估計最多30歲。如此年輕，養育兩女一男，以及一位德國造的工程師「專業丈夫」，是典型的成功職業女性。真要經營橡皮生意，想來她也有足夠的智商不做這種賠本的買賣。其實，她賠的本就是在女兒身上投的資，她要想盡辦法讓女兒從小就明白：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甚至從自己的父母這裡也得不到。我很難想像安娜長大了會變著法兒向自己的父母要錢，因為她從懂事起就沒有這個概念。

我常向親友講，在美國養孩子相對容易些。比如，為什麼女兒沒有我小時候向父母要錢的壞毛病？一是我們做父母的經常這樣教育她，一是整個社會環境也給了她潛移默化的影響。她的朋友就是安娜那樣的孩子，她從這樣的朋友身上學到的東西，只能強化父母對她傳授的價值觀念。如果是在中國，她周圍的朋友也許都是拿紅包的孩子，而且可能聚在一起比誰的紅包最大。這樣，父母再想讓她辛辛苦苦地靠賣橡皮掙學費，她就未必那麼容易接受了。所以，「富二代」不僅是個家教問題，也是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

不過，社會問題是能夠被改正的，這需要我們這代做父母的人在教育的價值觀念上形成一種共識。而這種共識如何建立？那我們這代人首先要在親友中開始這樣的討論，最終形成一種新的文化，為下一代的成長提供良好的環境。這是一種對社會的責任，為人父母的履行這種責任，就是履行對自己孩子的責任。

——摘自《參與孩子的成長》，浙江人民出版社，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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