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梁漱溟之問」的雙重時代性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五四學生運動後，此前並不出名的梁漱溟，因拈出東西文化問題，而「暴得大名」。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推廣，文化，特別是東西文化，成為當時讀書人心目中最為關注的問題。

什麼是「梁漱溟之問」，「梁漱溟之問」的時代背景

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在1921年出版後，立即引起思想界的注意，反響非常熱烈。從當時關注的程度看，其影響不低於稍早出現的梁啟超之《歐遊心影錄》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馮友蘭後來回憶，梁漱溟的講演，「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興趣」，因為「他所講的問題，是當時一部分人的心中的問題，也可以說是當時一般人心中的問題」。

梁漱溟抓住了什麼問題，或他想要解決什麼問題？如果簡略地概括「梁漱溟之問」，就是：在西方文化已成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日漸邊緣的中國文化如何「翻身」？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研究東西文化，針對的就是「中國民族今日所處之地位」這一根本問題。而這完全是個文化問題，應尋求文化的解決。

借用康有為的典型表述，中國在近代從「獨立一統之世」被迫走入了「萬國並立之時」。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讀書人對「世界」的認知，從來充滿了想像和憧憬、無奈與徘徊，始終以緊張、矛盾為特色，可以說是「萬解並立」，從未真正達成共識。因此，在中國讀書人說到「世界」時，心裡想的可能是「西方」。尤其他們想要進入的那個「世界」，所指的基本就是「西方」。

而「梁漱溟之問」一個相對臨近的時代背景則是，民初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相對寬鬆，儘管不少讀書人的憂患意識仍較強，但與甲午後迫在眉睫的「亡國」憂慮相比，當時中國的外患不特別明顯，因而更有深入思考的餘地。

局勢的相對寬鬆是一個不小的時代轉變，梁漱溟自己就說，「從前我們有亡國滅種的憂慮，此刻似乎情勢不是那樣，而舊時富強的思想也可不作」，因此可以有更長遠的思考。對於以「天下士」自居的讀書人來說，少了「近憂」，自然更多「遠慮」。正如研究梁漱溟的專家艾愷所指出的：人們一直認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主要關心的是中國深刻的文化危機。但也有這樣一些人，他們面對的是人類的普遍問題，而不是他們自己特殊時期的處境。這種選擇精神，更多地是在感情上與人類存在的意義這個永恆問題相聯繫，而不是與他們的生存環境這個直接問題相聯繫。在艾愷眼裡，梁漱溟就是這樣的天下士。但由於西潮衝擊後「天下」已兼具「世界」與「中國」兩重意義，他又並非完全超越的天下士，而是「把自己對人類的普遍問題的關心和對中國現時特殊情況的憂慮聯繫在一起」。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候的不少人，就基本處於這樣的狀態中。像胡適和梁漱溟這一代人（梁漱溟比胡適小兩歲），在十多年的時間裡就目睹了好幾項以千年計的根本轉變，其感觸非比尋常，思慮也當更高遠。同時，歐洲大戰帶來的世界巨變使相當一些西方人也開始反省他們的文明或文化。這些重要的內外背景，都使新文化運動那一代人容易去思考更基本的問題——從人類社會到中國自己的基本問題。

時人所說的西方或西洋，不僅是空間意義的，更多的是指稱一種文明或文化

時間上今昔的異同只是對比的一面，更強烈的對比還是在以空間為表現的文化層面。時人所說的西方或西洋，不僅是空間意義的，更多的是指稱一種文明（文化），故東西對比的範疇，便很容易落實在文化上。而正是在對比的意義上，中國文化的危機愈發凸顯。梁漱溟雖然把東方文化分為印度和中國兩類，但其論述的主體是中國，所以他仍在因應中國讀書人心目中「道出於二」以及中國一方競存不力的問題。

梁漱溟特別指出，已經成功的西方不存在文化認同的問題，「就是領受西方化較深的日本人也可以不很著急」，而已經亡國的殖民地不能自主，甚至沒有「著急的資格」。而中國的特殊在於，它既不是西方，西化也不成功，又沒亡國。既然「還是一個獨立國，一切政治法律都還要自家想法子來處理」，所以文化問題對中國特別迫切，而文化選擇更已到生死攸關的程度。

今後中國文化到底應有一個什麼樣的「解決」，其實也就是從文化層面思考怎樣「解決」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問題。1922年梁漱溟在山西演講時強調：中國民族今日所處地位與前數十年不同了。所以不同，所以要變成現在這樣，完全是文化的問題。一方面固因國內的變動，而尤其重要的是外面別國的變動。西方民族因為有那樣的文化而成那樣的局面，漸漸地使中國地位也受很大的影響。看明了這層，然後可以曉得我們應當持什麼態度，用什麼做法。

北大學生馮友蘭就是帶著東西文化的問題出國留學的，他在國外時注意到，「中國人現在有興趣於比較文化之原因，不在理論方面，而在行為方面；其目的不在追究既往，而在預期將來」。馮友蘭讀書時，梁漱溟是哲學系的講師，馮應是梁的學生。可以看出，馮友蘭不僅分享著梁漱溟的思路，在措辭上兩人也不謀而合。實際上，由於「西方」已進入並成為中國權勢結構的一部分，那時中國任何大的改變，都一面針對著傳統，一面針對著西方，尤其是關涉文化的「解決」。

梁漱溟同時代人，大多認同「梁漱溟之問」的時代意義

很多梁漱溟的同時代人，儘管思想或文化立場不同，但都承認「梁漱溟之問」的時代意義。張君勱當時說，以前大家都想要學歐洲，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人自己對其文化也有反省的意思。「歐洲文化既陷於危機，則中國今後新文化之方針應該如何呢？默守舊文化呢？還是將歐洲文化之經過之老文章抄一遍再說呢？」他自己常常在想這個問題，恰看到梁漱溟新著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發現「全書即是討論此問題」。章士釗也承認：「梁君發策，分別若干問，詳察東西文化存亡分合之度，其事葉於英語所稱Time-honoured，刻不容緩。」

張君勱和章士釗都曾和梁漱溟一起被劃入所謂的「東方文化」派，其實他們不甚贊同梁漱溟的觀念，尤其張君勱還進行了較為嚴厲的駁斥。他們的共同承認，表明梁漱溟的確說出了一些人想說的話，或提出了一些人正在思考的問題，也就是提出了具有時代性的問題。

瞿秋白同樣強調梁漱溟提出的「這一問題在中國思想史上顯然有極大的價值」。在他看來，「禮教之邦的中國遇著西方的物質文明便徹底的動搖，萬里長城早已失去威權，閉關自守也就不可能了」。但一些「中國的士大夫卻始終不服這口氣，還盡著嚷東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質文明相對抗」。面對這一在中國思想史上有極大價值的問題，他「願意來試一試，做第一步的根本的研究」。

類似要來「試一試」的參與感其他人也有，文化立場與瞿秋白頗不一樣的景昌極，就對梁漱溟的書說了不少無的放矢、可說可不說的話。沒什麼可說也要來說，最可顯示這題目本身的重要。

後來賀麟總結說，梁漱溟鄭重提出東西文化問題，「在當時全面西化、許多人宣言立誓不讀線裝書、打倒孔家店的新思潮澎湃的環境下，大家對於中國文化根本失掉信心。他所提出的問題，確是當時的迫切問題」。賀先生的文化立場又不同，他同樣看重此問題的「當時」意義。

而嚴既澄則以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一部「推測未來的大著」。竊以為嚴既澄所見不差。「未來」在近代中國對讀書人有特別的吸引力，從梁漱溟的演講和書中的論述可知，他對這一問題的關注確實是從新派一邊開始的。這本書想要推測的，其實就是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未來。其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案，表現出顯著的面向未來傾向。

中國以及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地位，尤其是未來在世界的可能地位，的確是那個時代（以及後來和現在）很多讀書人都在思考的大問題。那時的思想界對中國已成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清楚的認識，《青年雜誌》1卷1號的《社告》就特別指出：「今後時會，一舉一措，皆有世界關係。」故中國青年「雖處蟄伏研求之時，然不可不放眼以觀世界」。

這一百年之前的提醒，並未過時，彷彿在說現在。我們今天的一舉一措，仍有世界關係，仍不可不放眼以觀世界。從19世紀開始，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說，資產階級便「按照自己的形象，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並「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滅亡的憂懼之下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梁漱溟不一定讀過這段話，但他也清楚地認識到，那時西方文化成了世界文化，而中國文化則漸處邊緣。

至今我們仍然沒有解決中西文化的「優劣」或「生死」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錢穆所說：「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儘管梁漱溟曾強調他討論的不是什麼「東西文化的異同優劣」，而是東方文化的生死，即「在這西方化的世界，已經臨到絕地的東方文化究竟廢絕不廢絕」的問題，但大體上，他所探討的和錢穆所說的是一個問題。

錢先生所說的「全中國人」是泛指，比較起來，馮友蘭的描述更有分寸——這個問題縈繞於心懷的，既是「當時一般人心」，恐怕更多是「當時一部分人」，也就是那些隱隱以「天下士」為自定位的中國讀書人。其他人或許分享、或許未分享讀書人的憂慮。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在幾代讀書人心目中非常重要的問題。梁漱溟的確提出了一個時代性的問題。另一方面，這個問題現在也仍然圍困住很多中國人。前些年有本書叫《中國可以說不》，後來又有一本書叫《中國不高興》，以及前段時間又在討論什麼地方的價值觀念可以進入我們的課堂，等等，都表明我們仍然沒有解決中西文化的「優劣」或「生死」問題（「生死博弈」便是今人論及此事仍在使用的詞語）。

既然梁漱溟提出的問題迄今為止還在圍困我們，則其所提問題的意義今天依然存在。或可以說，梁漱溟提出的不止是一個時代的問題，還是一個跨越時代的問題。當然，這還取決於我們怎樣理解「時代」及其問題。

李文森曾說，梁啟超一生欲將中西拉平的訴求，其實是在回答一個他的前輩和後輩都同樣在關懷也在回答的問題。幾代人關懷思慮相通，具有「同時代性」，可謂「同時代人」。因此，通過梁啟超個人的思想歷程，可以看到整個「近現代中國的思想」。按照這一思路，如果我們今天仍在討論和因應類似的問題，說明我們和梁漱溟他們仍然同處一個時代，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但很多人會覺得時代已經大變，今天的中國已不是當年的中國，今天的世界也不同於當年的世界了。且不說政治權勢的轉移，即使僅就信息的交通言，我們已進入所謂的「互聯網時代」，已出現「信息爆炸」的新現象。這的確已是一個大不一樣的時代。但若回到根本，有些問題本身就是跨時代的。我們對自己、對人類社會以及人與自然關係的認知，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但這些方面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和前人依然相同。相較而言，東西文化問題的延續性，還顯得次要一點。不過，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而不是排斥、彼此共處而不是仇恨，又是一個緊迫的世界問題。（文/羅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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