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也退：古拉格的教訓

古拉格的教訓

文|雲也退

（書評人）

「十月革命」明年就將迎來一百周年，在預想中，俄羅斯肯定會迎來一場血雨腥風的話語大戰，有人緬懷，有人重估，有人清算。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最近訪華，談及她的近作《二手時間》，就是關於後蘇聯時代俄羅斯人心情的。讀其書，感覺不少俄羅斯人很有些「十月革命情結」：對比現狀，他們寧願回到過去，因為那時物質再匱乏，畢竟精氣神旺盛。他們還無比想念「二戰」後國家佔據世界兩極之一的感覺，大國，強國，給他們帶來了太美好的感覺。

身為一個出色的採訪者，阿列克謝耶維奇即使在書中保持隱形，也掩抑不住對同胞的憤懣：他們太不爭氣，太善於遺忘，只記得蘇聯在世界上呼風喚雨的時刻，記得在「二戰」中阻擊納粹和戰後的國家威望，卻忘了「十月革命」後的血腥內戰，忘了上世紀30年代的大饑荒、大清洗和種種迫害運動，好像連臭名昭著的古拉格也給忘了。

《二手時間》

S.A.阿列克謝耶維奇 著

中信出版社

2016年1月

所有以「古拉格」為主題的作品，都是沖著這種健忘而來的。《古拉格氣象學家》，法國人奧利維埃·羅蘭的一本新書，跟豐厚沉重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只是小小的一點「試吃品」，但對於了解那個時代的黑暗已經足夠。

書名里的氣象學家有個荷蘭人的姓氏，叫阿列克謝·范根格安姆，1881年出生在烏克蘭一個小村。他一直搞科研，最大的抱負是建立一個全球氣象信息網路，「他的領域是雲，是風，是雨、等壓線，北方海路上的浮冰」，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曾過問蘇聯已經發生和正在大行其道的饑饉和謊言。羅蘭認為，他的心理和當時其他蘇聯科學家沒有二致：認為自己在為國家處理最重要的問題，處理完畢，其他一時的混亂都可迎刃而解。

因此，當政治找上門來，而且是以手銬腳鐐的方式出現時，他的反應是不太常見的「不能這樣，國家需要我的貢獻」，和十分常見的「肯定是搞錯了」。機器開動了，不管你是哪一路「公民」，掉進來的都同樣處理。羅蘭的書中充滿猜想，因為他能獲得的一手材料十分有限，不過，好在關於入獄的記憶都是差不多的。移送古拉格之前，阿列克謝先在盧比揚卡監獄待了四個月，書中提到，「囚徒被扒掉衣服檢查身體，收回衣服時扣子都是掉了的。」

《古拉格氣象學家》

[法] 奧利維埃·羅蘭 著

上海三聯書店

2016年7月

只有當尊嚴被踐踏，你才會體會到自己的羸弱。面無表情的官僚機器隨時可以讓良民淪為草民。然而，只要沒落到自己頭上，你很難去主動體味別人的恐懼和無力，更不用說產生義憤了。

羅蘭的書試圖把恐懼與無力滴水不落地傳達給讀者。首先，監獄裡的暴力並不止步於讓人服從的目的，施用暴力者會輕易地越界，去享受凌虐他人尊嚴的快感。羅蘭引用了曾入此獄的德共領導人諾依曼的妻子的話，來闡明這種切身感受：「只有到那一天，當我們身處一扇沒有把手的門之後，才能真正意識到監獄的含義；但是囚犯是什麼，任憑他人支配身體意味著什麼，在盧比揚卡第一次搜身後，就會明白了。」

轉到古拉格後，就是漫長的等待，希望-落空-再希望-再落空的不斷循環。這種故事讀起來會給我們一種滿足（雖然很殘酷）：我們知道結局，而書中人卻蒙在鼓裡。阿列克謝很有信心地寫信申冤，期待斯大林早日看到，讓他獲釋，重新回到國家最重要的崗位上。我想，即便對斯大林和古拉格一無所知的讀者，都會預感到他是在幻想，知道將要看到他一點點幻滅的過程。

紀錄片《古拉格》（Gulag）劇照

只有從當事人自己角度發出的聲音，才可能有力量撕碎讀者的隔岸觀火感。我想到索爾仁尼琴的早期小說《癌病房》，其中寫到一種心理演變的過程：剛剛入獄的新人揣著的自由夢想常常被老囚犯嘲笑，那些人好像因為出不去而產生了什麼優越感；而時間一長，新人自己會向老人靠攏，主動去掐滅希望。最初靠希望活著，後來則要靠不抱希望活著。《癌病房》的男主角奧列格在服刑數年之後，心裡一旦產生幻想，甚至只要有點高興起來，他都會情不自禁地鄙夷自己：你怎麼還沒長大呢？一道命令下來，叫你帶著東西走出牢房，你怎麼還會以為看到自由的曙光呢？無非是讓你聽個文件，然後換個地方關押罷了??

服刑者心裡的願景也會逐漸降低層級。在被剝衣、審問、任意驅遣、侮辱之後，他們就失去了反抗的意願，只想回家。再後來，過了幾年，回家已被認定為不切實際，他們就只是懷念待過的某個相對較好的流放地。奧列格後來因病被轉入醫院，本來是類似「保外就醫」的機會，他卻覺得城市的「大千世界」太複雜，根本無法適應，反而是流放地更加令人神往。

電影《回來的路》（The Way Back）劇照

奧列格夠幸運的了。反觀阿列克謝，他趕上了最黑暗的上世紀30年代，在一封封給斯大林的信始終石沉大海之後，他也被迫降低一級願景——去向內務人民委員尼古拉·葉若夫遞交訴狀。正是這個有著「血腥侏儒」之稱的葉若夫，日後簽署了將數萬囚徒集體處死的命令。在寫給妻子的信中，阿列克謝坦言，求助於葉若夫，「還不如去感動一條鯊魚」，但是「我的意識要求我也要試試這條路」。

羅蘭收集了阿列克謝的獄中書信。行動自由遭限制的人，寫下的文字會帶有一種特殊的味道，就像《二六七號牢房》的開頭兩句，「走過去是七步，走過來是七步。」飯碗里的一片菜葉，腳邊一株新長出來的雜草，某種氣味，遠方火車的汽笛聲，乃至早晨起來打兩個噴嚏，都會被他注意到而進入筆下。阿列克謝的記述還算是粗疏的，不那麼富有「匠人精神」，「我被分配到大棚里干農活，」他寫道，「一天的工作從早上6點開始到下午4點結束，10個小時，中間無停無歇。」接下去，他就開始給女兒畫小畫，畫些植物葉片。

羅蘭希望讀者也能被這些畫所打動：假如這些八十年前的倒霉蛋的遭遇不足以讓你同情他們，你是否能從這些筆觸正常的畫中感覺到自己到他們並無不同？葉片的畫風很素雅，顏色很勻，近乎標準的植物圖譜畫，旁邊的序號都仔細地描繪成藝術字體。有幾幅畫是用葉片、雞蛋等物來圖解圓形、五邊形、橢圓形、心形。1936年12月17日的信里還夾了一頭馴鹿的畫。他畫的動物都盡量寫實，沒有摻入個人的情緒。

電影《回來的路》（The Way Back）劇照

於是又想起林達那本《像自由一樣美麗》，寫「二戰」期間捷克斯洛伐克一所集中營里孩子們的畫作。這些作品可解讀的空間很小，引起的情感反應也是單一的：孩子很無邪，納粹滅絕人性，如此而已。但是，五十多歲成年人畫畫就不一樣了，他缺少天馬行空的想像，因為心中被死亡的陰影所籠罩，即使有意願，也無法畫出能給女兒帶來直率的快樂的圖畫，哪怕他已囑咐妻子告訴女兒，爸爸是去北極考察，歸期不定。再者，他是科學家，是按照事物本來的樣子去看待、繪製它們的。然而正因為這一點，阿列克謝至死不肯放棄自由的幻想，對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求生之道，不如說是更其痛苦的折磨。

電影《美麗人生》（La vita è bella）劇照

《古拉格氣象學家》還讓我想到蘇聯名作家安·雷巴科夫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也是關於一個被流放的年輕人久久難以回家的故事；我甚至想到義大利作家布扎蒂的《韃靼人沙漠》，一個駐邊的士兵，浪費了大半生來等待莫須有的敵人，從這等待中琢磨出了一種荒誕的幸福。這些故事的共同點是——什麼都沒有發生，主角都沒有改變自身處境的可能。他們的一生對他們自己而言是一場奮鬥，對讀者來說則是一次無法挽回的教訓。

可是我們無法從這教訓里學到什麼，因為我們不可能回到蘇聯和古拉格的環境下——這一點正是那些俄羅斯人懷念「十月革命」、懷念斯大林帝國的背景：不能相見，不如懷念。《古拉格氣象學家》除了警示我們那個時代的可怕以及再也不會回去之外，還能告訴我們什麼？是人性的閃耀？還是人性再閃耀也敵不過質地厚實的黑暗？

電影《阿爾巴特大街的兒女們》劇照

從1986年開始，羅蘭先後去過俄羅斯（起初是蘇聯）將近三十次，平均一年一次。他花了大量時間去了解俄羅斯的歷史文化，接觸俄羅斯人。這種關切，用他自己的話說，「在我和法國知識分子之間形成了一道鴻溝。」俄羅斯人通過追思蘇聯時的集體榮譽感來沖淡眼下的失落——阿列克謝耶維奇曾記下一個俄國老太太的話：「我們曾經是一個偉大民族！而現在我們只是小販，是搶匪??是穀物商人和經理人。」羅蘭同樣覺得眼下的俄羅斯一無是處：商業，消費至上，貧富分化，治安低下，民族問題爆發，但他還樂意呵呵一笑，去點醒那些沉溺於大國夢裡的俄羅斯人。

羅蘭對寫作此書之緣起的解釋讓我信服：「當我談論革命，我談的??是千萬人夢想中的那一個，是改頭換面的世界，是沒有階級的社會」，而氣象學家的故事呢，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我們的故事的一部分，因為和他們一起被屠殺的，是我們（我們的父母，我們之前的一代人）曾經共享的希望。」

刊於《財新周刊》2016年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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