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史上不可或缺和無比高貴的32分鐘影像

天下 09-23

作者：Colin MacCabe

翻譯：風露清愁

校對：殤宙嵐

1956年2月，弗郎索瓦·特呂弗在《電影手冊》里記錄了一部「有史以來最高貴和不可或缺的電影」。影片時長僅 30 分鐘，沒有明星，導演是一位年輕的電影剪輯師，名字在「左岸派」知識圈外毫無名氣。

60年後，阿倫·雷乃的這部《夜與霧》已被廣泛認為是電影藝術的偉大經典之一，它的修復也讓我們能夠完整欣賞電影和歷史的這次不尋常的相遇。影片最重要的美學修辭之一即色彩與黑白之間的強烈對照，故而這次修復彌足珍貴。

電影史上不可或缺和無比高貴的32分鐘影像

《夜與霧》

1945年盟軍對德國的勝利讓全世界開始面對一個可怖的事實，這些年來一直沒有消散。一個在地理上得天獨厚，獲得了如此豐富的文化和知識的歐洲國度，曾為了消滅它的囚犯而精心設計了一個監獄系統。

不幸的是，這些監獄的雛形以及「集中營」這一稱謂是另一個歐洲強國——英國在20世紀初期創造的，當時赫伯特·基欽納對南非布爾人實施了焦土政策。不過，隨著駭人聽聞的環境和由此帶來的死亡率被公之於眾，政府對布爾人遵循的滅絕政策受到未來首相大衛·勞合·喬治譴責，這些監獄被關閉了。

1933年納粹在德國奪權之後，集中營很快成為了國家對付政敵的工具，但是從一開始希特勒就決定不允許將這裡的營養不良、過度工作和惡劣的衛生條件公之於眾，這意味著死亡是這些人間地獄的囚徒們不可避免的終點。

為了使自身的罪惡運轉免於公眾審查，這些集中營被精心的、秘密的掩蓋起來。事實上，這個秘密被認為是對反對者進行恐嚇的最主要武器。當凱特爾1941年發布命令將所有在歐洲戰場上進行抵抗的戰士送進德國集中營的時候，讓他們消失於「夜與霧」中是這一政策（「夜霧法令」，德文：Nacht und Nebel）最露骨的目標之一。「夜霧法令」也是對那些留在故土的親友們的額外懲罰，因為這些戰士的命運將渺渺而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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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1月10日，作為集中營揭露十周年系列紀念活動的一部分，「抵抗，解放，驅逐」展覽在巴黎一家博物館開幕，為集中營拍一部電影的想法也隨之提出。這一展覽是政府十年來對歷史學研究進行資助的成果，為之設想的電影也是通過宏大的歷史敘事來重點定義了展覽本身。

在電影的製作中，展覽的組織者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當安納托爾·道曼同意擔任製片一職之後，這個項目就發生了質變。正處於傳奇職業生涯開端的道曼對電影業擁有強烈信仰，相信導演的重要性並致力其中。這一點可以從他選擇了32歲的雷乃（當時只拍過少數紀錄片），而不是那些著名的大導演中得到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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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倫·雷乃

是雷乃的紀錄片讓這位導演贏得了道曼的賞識——特別是那部與克里斯·馬克合作的《雕像也會死亡》（1953）驚為天人。

起初，雷乃對道曼拋過來的橄欖枝猶豫不決。他認為這部電影必須由有過集中營經歷的人來完成，但道曼說服了他。道曼提出，他們將邀請詩人讓·凱羅爾來撰寫劇本，此人曾因抵抗活動在毛特豪森·古森集中營度過兩年時光。雷乃還對他的製片人提出了兩項額外要求，以強調這將是一部真正的、昂貴的電影。

從最開始開始，雷乃就告訴道曼他決定電影結構應該是平衡的：一個是關於集中營的當代資料，另一個在罪行結束十年後，片方已經找到了的關於集中營野外的黑白檔案資料。

當代資料被表現為是彩色的，這意味著包括那些黑白鏡頭在內的整部電影，都不得不在彩色膠片上沖洗。預算如此猛漲，很多製片人都會大驚失色，但道曼卻立馬同意並親自設法去找到額外的資金。

雷乃還想要一場真正的配樂，並想到了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德國戲劇家、詩人）偉大的合作者之一漢斯·艾斯勒。道曼再一次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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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歷史學家曾設想，這部電影的配樂會採用歌曲「Peat Bog Soldiers」，由德國共產黨作曲。他們是1933年第一批被送往集中營的囚犯，這首歌也成為他們的非官方國歌。這一選擇與法國政府在戰後建立的整個官方歷史機構相一致，它對集中營的調查是在紀念抵抗運動的範疇下進行的。

這一重心包含於一場精心設計而抗日持久的努力，其旨在否定現實，拒絕承認法國政府在1940年6月對德投降的事實。荷蘭、丹麥等德國佔領的其他國家都成立了流亡政府，這一選擇對擁有北非殖民地作為大本營的法國來說本應十分容易。

但恰恰相反，法國的民眾和軍隊領袖卻選擇向德國求和。唯有下級軍官夏爾·戴高樂拒絕承認民選政府和軍隊上級而逃亡倫敦，成為法國反對派的化身。也僅在1943年和1944年，這一反對才有現實意義。

然而，1944年戴高樂掌權後，又傾其一切來營造假象，彷彿整個法國從戰爭開始就反對德國人。真實的抵抗運動變成了國家在戰爭期間的一個迷思，在集中營里遭受苦難的抵抗運動戰士們則成了烈士。

圍繞這些殉難的抵抗運動戰士身上的迷思過於強大，公開挑戰已變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故而我們也無從知曉雷乃對此作何看法。但顯然，無論政府資助的動因是什麼，這些歷史學家都全力投入，儘可能多的發現關於集中營的信息，雷乃在電影的整個製作過程中與他們緊密合作。

然而，他將自己的影片名稱從「抵抗與驅逐」改成了「夜與霧」。這是對凱特爾法令的暗指。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與最初以抵抗運動戰士為核心的目的聯繫了起來。但雷乃一定知道，對1955年的觀眾來說，這種特殊的歷史指涉並沒有什麼意義。

他明顯有意忽略了這項歷史研究最初的國家屬性，講述了一個歐洲的、而不是法國的悲劇。更重要的是，雷乃忽略了歷史學家們希望在電影中展現的許多文件和其他遺物；僅存兩種影像：1955年那個宜人夏天對奧斯維辛、邁丹尼克集中營和周圍鄉村的彩色攝影，以及戰爭期間集中營的黑白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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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對這部影片的基本結構有了一些了解：一方面，現實時空是通過輕快的伊士曼彩色底片來展示的，用一種緩慢的、不慌不忙的鏡頭跟蹤拍攝奧斯維辛那模糊的、正在消散的廢墟，沒有明確的開始或結尾；另一方面，集中營那些擁擠不堪、飽受痛苦的身軀則用黑白來表達。

這種結構表現了《夜與霧》的主要基調，讓我們在兩個世界中穿行，一個是正常的社會，另一個則是集中營的地獄。剪輯的節奏則加深了這一對照。西爾維?林德沛格在以「夜與霧」為題的著作中講述了這部影片的全部來歷，「一個彩色鏡頭的平均時長恰好在20秒以內，而黑白鏡頭則是4.5秒。這意味著平均一個彩色鏡頭的長度相當於五個黑白鏡頭。」

把太陽和陰影（當我們處於安逸狀態中看到的美麗）與夜和霧相對照，令人驚駭的畫面斷斷續續又不停的累積，從而挑戰我們的平靜注視——這部影片留給我們一個難以釋懷的困惑：是什麼將這兩個世界連結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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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很短，《夜與霧》還是存在極大爭議，這或許是批評，但也說明了影片極大的魅力。它的推動力源自歷史和政治，源自記錄納粹罪行的願望，並決心要將集中營紮根於歷史事實。

但凱羅爾的詩性文本還希望勾勒出另外一個層面的現實：一個真正的另類的集中營世界，那是一種在死亡邊緣生存的全新狀態。在雷乃的堅持下，該文本以絲毫不帶任何偏見或情緒的形式被講述出來，這毫無疑問是我們被如此觸動的原因之一。

這種力量很大程度要歸功於雷乃一直以來的朋友和合作者克里斯·馬克。當時，馬克在出版凱羅爾作品的法國蒙魯日出版社工作。凱羅爾提交的第一稿解說冗長，與電影畫面毫不相關，而正是因為馬克，雷乃才轉而創作了一篇可以實現完美聲畫對位的文本。凱羅爾重寫了文本，但毫無疑問，在這部電影語言和畫面令人驚嘆的節奏性方面，馬克居功至偉。

不過，也有可能是歷史和詩歌之間的緊張關係導致電影作了非同尋常的刪減。一位深入參與這部電影的製作並對集中營有十年研究經驗的歷史學家奧爾佳·沃姆瑟揭示，當德軍在俄國前線開始喪失陣地的時候，已經完全運轉了近十年的集中營系統被用來為戰爭服務。德國工業各個巨頭全力擁護，踴躍參與。

電影通過1942年希姆萊到訪奧斯維辛的鏡頭強調了這一變化。但難以置信的是，它卻沒有提及這一時期的另一個變化——納粹對「猶太問題」的最終決議：消滅整個種族。

從一開始，反猶主義就是希特勒政治觀念的核心特點。1933年希特勒剛開始掌權，猶太人就被系統化地剝奪了權利和財產，遭受暴力和殺戮。同樣，希特勒的目的一直都是清除整個歐洲而不單是德國的猶太人。然而，最初的計劃是地域性的。

歐洲的猶太人被驅逐到馬達加斯加，1940年後則被驅逐至西伯利亞。但在這場戰爭開始對德不利，並陷入比希特勒預期時間長得多的持久戰時，他制定了一項新的決議：大屠殺。整個歐洲的猶太民族將在新建的、特設的滅絕營中被徹底清除。影片中的希姆萊，其實不僅探訪了奧斯維辛的勞改營，還去了附近比克瑙新建的滅絕營。不過，本片的解說詞並未提及這一點。

在大屠殺中，法國積極支持貫徹德國的政策，但令人震驚的是，官方歷史不願承認政府扮演的可恥角色。人們或許會認為，本片在這方面與當局沆瀣一氣——但儘管直到解放數十年後，政府在屠殺法國猶太人中扮演的詳細角色才得以揭曉，雷乃還是呈現出一幅法國警察看守著被驅逐的猶太人的畫面。這被審查官要求剪掉。同樣，從他在劇本定稿上作的筆記可以明顯看出，雷乃清楚知道本片排除了什麼內容：在一處場景中，他評論稱關於希姆萊的鏡頭在解說詞中應有更多闡釋。

這一表面上的盲區或許只是為了電影儘快完成，或者部分因為1955年的人們都知道集中營曾大規模屠殺猶太人這個事實。但還有一種解釋指向了一個更加深思熟慮的意圖：影片的製作者不希望將這部作品限於法國受害者或猶太人的範疇內，而是要強調它所記錄的殘酷和非人道——並且很顯然這種殘酷和非人道仍在繼續。

雷乃的腦海中很可能浮現出了法國的阿爾及利亞戰爭，而後帶出的是一連串難以言說的恐怖。儘管追溯過去可能會有誤解，但電影的製作者或許已經感受到，如果把重心放在猶太人身上會削弱影片的普世意義。《夜與霧》在最後用令人心悸的語言指出：

「我們用真誠的目光審視這片廢墟，

彷彿舊時的惡魔已在這斷壁頹垣下被壓得粉碎。

當這些畫面褪色我們假裝重拾希望，

彷彿我們已從集中營的苦難中治癒。

我們假裝這一切只會在一個國家，一個地點只發生一次。

我們對周遭視而不見，

對那永不停止的哭聲置若罔聞……」

Colin MacCabe是匹茲堡大學英語和電影專業的著名教授。他最近的電影作品是《昆西四季》（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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