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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迴避的電影史

不能迴避的電影史



兩位「日本電影通」的電影著作巧合地同時出現於書市。香港的「日本電影通」舒明將其歷年研究日本電影的心得,綜合而成《日本電影縱橫談》,以影人和作品為經,影史為緯,對從默片經典到最新的平成年代的日本電影進行點評,一冊在手,相當於一冊簡明的日本電影史。更值得推薦的是佐藤忠男的《炮聲中的電影》,作者對於中日電影前史的梳理,非常有助於我們了解被正統電影史摒棄的電影——「滿映」和上海淪陷時期電影,意義不可謂不大。

不能迴避的電影史



正視中國電影史的「黑洞」


佐藤忠男是中國影迷的老朋友,他關於小津安二郎、溝口健二、黑澤明、大島渚等人的論著,幾乎成為中國影迷了解這幾位日本導演的權威指南。這本《炮聲中的電影》則對中國讀者有別樣的意義,他在書中追索的是一段中日電影的前史,一段雙方曾經諱莫如深的晦暗歷史:「滿映」和上海淪陷時期電影。這一段歷史曾是兩國電影史的黑暗一角:日本電影史向來甚少提及日本戰時殖民地或佔領區的電影政策及電影活動。而在中國,代表官方意識形態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程季華主編)則將這段不光彩的電影史有意無意地「抹去」。全書一千多頁的篇幅,對上海淪陷時期電影(包括「孤島」時期和「中聯」「華影」時期)的論述僅有二十多頁,「中聯」「華影」時期電影則更被打上「漢奸電影」的標籤。「滿映」的電影活動,則乾脆被摒棄於論述之外。近年對「滿映」和上海淪陷時期電影的研究雖然有了突破,但限制仍多。

反觀日本方面,更早開始了對「滿映」和上海淪陷時期電影的研究。《炮聲中的電影》是開先河之作,它出版於1985年。1987年李香蘭的回憶錄《李香蘭——我的前半生》和辻久一的《中華電影史話》出版了,1995年,清水晶出版了《上海租界電影私史》。李香蘭是「滿映」和「華影」的明星,辻久一和清水晶則是在「中聯」和「華影」工作過的日方工作人員。他們作為當事人,其著作具有第一手的文獻價值,並且提供了日本人看待那段歷史的不同視點,對中國電影研究者很有啟發。


《炮聲中的電影》最具價值的部分,正是「滿映」和上海淪陷時期的電影。由日本極右翼分子甘粕正彥掌舵的「滿映」,雖拍了不少戰爭資料片、新聞片和文化宣教片,但它所拍攝的故事片卻是與宣傳無關、說教味較少的娛樂電影。「滿映」通過製作娛樂電影來「切斷中國電影中抗日題材作品對(在滿洲的)中國人的影響」,這是日本藉以增強親切感的宣傳。儘管如此,在當時的社會狀態下,「滿映」的電影根本不可能得到中國人的喜歡。佐藤的觀點代表了日本影評人對「滿映」相對客觀的評價。


對於上海淪陷時期電影,佐藤忠男盡顯擅長爬梳電影資料的電影學者的本事,對其進行了客觀而翔實的論述。上海淪陷時期的中日合作電影也處於日本軍方的監控下,但由於中日雙方的負責人川喜多長政和張善琨的共同努力,彼時電影人事實上具有一定的創作自由。和中國有深厚淵源、深愛中國的川喜頂住壓力,對日本軍部提出了不準軍部干涉,同時不拍宣傳電影,而只拍攝由中國人出演、中國的工作人參與拍攝的娛樂電影的條件,得到首肯。張善琨和川喜多長政組建「中華電影」,拍片時非常小心,他在向「中華電影」提供電影劇本時,也通過地下工作人員接受重慶國民黨政府的審查,以此確保自己不會被視為漢奸。


《中國電影發展史》對於張善琨和日本電影人的合作,採取的是「一棍子打死」的態度。然而卜正民在《秩序的淪陷》中認為史學工作者有責任去挖掘一些由於文化所確立的道德準則而可能被忽略的模稜兩可的東西,他的論著探討淪陷初期江南五城中國人與日方合作的事例,盡量去道德化,拋棄民族主義成見,深入合作者所處的歷史語境去把握戰時中國人的處境、心態和選擇。


華人學者傅葆石對此肯定心有戚戚,他指出上海淪陷時期那些看似不具任何政治意義的娛樂電影,其實恰恰是充滿了政治意味的:日方的任務是巧飾日本侵略的正當性,發動普通中國群眾支持在中國建立「大東亞新秩序」,張善琨拍攝沒有政治意味的娛樂電影,卻可以視為一種巧妙的「戰略」,一種政治上不合作甚至是以迂迴的方式抵抗的策略。他們用為敵人服務的方式保護了自己,但他們也策略性地否定了為敵人正名和宣傳的內容,把敵人強加的任務轉變為生產流行文化主題的電影,「從而在敵人的監視下違背了日本意識形態的工具性的目的」。

近年來中國電影研究的一個可喜現象是越來越多的電影學者正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將「滿映」、上海淪陷時期電影納入中國電影史的研究範疇當中,如學者李道新在2000年出版了《中國電影史(1937-1945)》,對抗戰時期的中國電影作了較全面的論述,傅葆石在《雙城故事:中國早期電影的文化政治》中更對上海淪陷時期電影從學術上作了較為正面的評價。這次國內引進出版佐藤忠男的《炮聲中的電影》,無疑能夠大大豐富我們對於「滿映」、上海淪陷時期電影的研究,從而使我們越來越有可能接近那段被稱為「黑洞」的電影史的真實面貌。


跟著舒明看日本電影


舒明先生是香港的「日本電影通」,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已經開始發表影評,他的《日本電影風貌》一書,在互聯網興起之前,是中文世界裡難得的日本電影觀影指南。近年仍在影評一線活躍,在國內多家刊物上開設日本電影專欄,這些專欄文字先後結集成《平成年代的日本電影》和《平成電影的日本女優》兩書,此外他和鄭樹森合著的《日本電影十大》,以對話形式,對日本電影史的名導、名作進行華山論劍,妙語紛呈,讓人對日本電影既見樹也見林。《日本電影縱橫談》相當於上述幾本書的精華合集,全面展示了這位「日本電影通」的功力。


舒明影評文章追求每一句每一段都有出處,每一部影片都必挖掘其來龍去脈,為此特別注重引用電影文獻和電影數據。在評點日本電影或日本電影的地位時,大量引述日本和歐美影評人的見解,同時十分注意參考日本權威的老牌的電影刊物《電影旬報》的影史排名。由於注重電影文獻和數據的挖掘,他的影評文章因此有的放矢,且有理有據,結論牢靠,很具參考價值。


舒明影評文章的第二個特色是專註於主流的日本電影,特別是有定評的主流日本電影。不像國內一些日本電影的影評人,專以挖掘偏門、冷門的電影為能事,誇炫自己口味和品味的與眾不同和不同凡響。舒明所評的日本電影,大部分都是普羅大眾在電影院能夠看到的,也就是院線片。其幾十年的文章集結起來,堪稱一部主流的日本電影簡史。

《日本電影縱橫談》書分三輯,《歷史》摭拾日本《電影旬報》等主流刊物評定的一些影史名作、名導排名,並加以梳理和評點。《人物》推介日本影史的一些殿堂級導演、十大男演員和女演員,讀者順藤摸瓜,結合《歷史》的排名,基本上可以將日本影史上的名導、名演、名作一網打盡。《影片》一輯是對上述兩輯內容的細化,具體來說是對電影的解讀,按主題又分為「電影與文學」「昭和電影」和「平成電影」三組文章。讀者對三個主題所提的上百部電影過一遍之後,基本上可以成為半個日本電影專家了,真可謂「讀君一本書,勝看十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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