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曉婭的生死課 沒有充分活過的人最怕死

陸曉婭

《影像中的生死課》

孔夫子有句老話「未知生，焉知死？」言下之意便是：生的事情還沒搞明白，談論什麼死？平時我們很少談論死亡，甚至不少人對「死」這個字眼很忌諱。那麼，如果你的大學裡有一門專門討論生死問題、尤其是死亡問題的課程，你是否會去選修？事實上，「生死課」已經出現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在所有的「生死課」中，耶魯大學教授雪萊·卡根的《死亡哲學》可能是最有名的一個。

在國內，北京師範大學自2012年起也開設了「生死課」。授課者陸曉婭不僅是心理學者，也擁有多年在新聞、教育、公益、寫作等領域的經驗，是個名副其實的「斜杠老年」。這樣一門生死課，不僅在北師大受到熱烈歡迎，還吸引了許多校外學生、老師前去旁聽，如今為何我們需要談論死亡？為何談論死亡如此吸引我們？

誠實地面對死亡以後，我們發現，孔夫子的老話實際可以換一種說法：「未知死，焉知生？」——不去面對死亡，又如何能面對生命？

1 不當「傳道授業解惑者」

新京報：為何會想到開設「生死學」這門課？

陸曉婭：我退休以後一直在做公益機構「歌路營」。後來發生了一個對我影響很大的事情，是我媽媽老年失智，而且情況越來越嚴重。我需要很多時間陪她，繼續在公益機構全職工作會很吃力。我自己的年齡也在不斷增長。年齡，或者說人對時間的感覺，對人會選擇去做什麼是很重要的。當我覺得我已經離死亡比較近的時候，我會想生命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性。

後來我想想，覺得去開設「生死課」能把我的積累和潛能釋放出來。生死學涉及很多學科，非常廣闊，同時也涉及生命成長的一些課題，比如如何面對人生的困境和危機。我過去多年在高校和一些機構做危機干預、心理諮詢的經驗告訴我，大學生也需要這樣一門課。

新京報：那為何會選用電影這一媒介作為與學生探討「生死學」的主要方法？

陸曉婭：電影最大的好處是它可以講故事，而且多義、模糊。理論是高度抽象的，一般化的，很多鮮活的東西沒辦法呈現。故事是模稜兩可的，它很容易讓人有代入感，生動貼切。通過電影的多義、模糊、代入感，我們可以製造很好的討論空間。

我希望和學生們做一些探索，製造多重對話。第一重是跟電影對話，看電影本身會擾動情緒，情緒背後是我們自己的生命和電影發生碰撞；課堂討論，是同學、師生之間的對話；我還會發閱讀材料，等於是和文本、和前人、和學者對話；還有一重對話是寫作，課上課後的寫作是自己和自己對話。這種對話式的教學、生成式的教學，是我特別想嘗試的。

新京報：為什麼如此看重教學中的模糊性、不確定性？

陸曉婭：我開這個課一開始就想，我可以不當「傳道授業解惑者」嗎？

我們說的「道」，應該是你確信不疑的東西。但是我想一想，我這一輩子六十多歲，很多事情我經歷了從「不疑」到「疑」，再到「不疑」，再到「疑」。這是一個反覆的過程。我對生活、對世界、對社會、對心靈的理解，一直在變。所以有什麼東西是一定確信不疑的嗎？可以讓我說「同學們，這個東西一定是這樣的，你們就這樣去做」？

「授業」，也許我可以傳授一些知識和技能。但我後來學習敘事心理學，接觸了一些後現代的思想，它就會強調，這個知識是在什麼樣的情境里建構出來的？比如說「抑鬱症」，過去沒有這個說法，這個詞是美國人創造出來的。我們年輕的時候如果覺得心裡不痛快，或者失眠、沒有動力，我們就說自己是「神經衰弱」。這些建構的知識也非常有用，幫我們理解複雜的人生，但是我希望學生知道，這只是其一，不是唯一，也不見得能解釋所有的東西。

「解惑」就更不用說了，許多年輕人現在經歷的事情，可能是我們沒有經歷過的。那我憑什麼說我可以解開他們的「惑」？

對話式的教學、生成式的教學，可以讓學生們在對話過程中去產生自己的問題、自己的思考，去在多元與差異中辨別，哪些東西是有道理的，可以遵循的。

2 談論死亡，幫我們找到熱情所在

新京報：您希望學生從課堂中獲得些什麼？

陸曉婭：我並不特別看重學生們寫在報告里的「收穫」，但當他們告訴我說，「陸老師，上了這個課，我重新拿起畫筆開始畫畫」；或者說「我去報了個架子鼓班」，我就知道這是他們真的從「生死課」上收穫了一些東西。

去畫畫不一定真的要成為一個畫家，去學架子鼓也不一定成為架子鼓鼓手，但那裡有他的生命熱情。

新京報：為什麼上「生死課」，討論死亡問題會幫助學生找到熱情所在？

陸曉婭：其實「生死課」會喚起一些死亡焦慮。適度的焦慮從心理學上講，是有積極意義的。我常說選修「生死課」的學生是一些很勇敢的學生，因為他們願意在這麼年輕的時候，去面對和思考死亡這個問題。「生死學」這個切入點會去探索從個體到人類所面對的各種挑戰，包括怎樣去尋求自己的生命意義。這種思考和探索會激發他去尋找自己的熱情。

我認識個年輕人，學了別人很羨慕的專業，但是你感覺不到她的熱情。最近我看她朋友圈，發現她開始烘焙麵包了，烤得非常漂亮，還教給許多人。我猜她的嗅覺非常靈敏，也喜歡觸覺，再加上她把自己的審美也放進去了。我就突然覺得，這個才是她，這個是她的熱情所在，因為她在裡面發揮了自己的創造性，找到了一種自己參與世界並在其中感到價值的方式。

新京報：我們是忌諱談論死亡的，臨終關懷也做得比較少，這種忌諱會有哪些問題？

陸曉婭：我認識一個在腫瘤病房的醫生，他有一段時間非常低落、抑鬱。因為他常常會面臨病人的死亡。他面對的辦法就是隔離自己的情感，阻止自己對病人產生情緒、情感上的反應。但這樣做的結果是也把人對美好事情的感覺隔離了，反而導致他的情緒出現問題。後來他接觸到安寧療護，在為晚期病人提供安寧療護的過程中，需要去跟病人交流，結果他發現，自己開始變得快樂了。所以，不管是關於疾病還是死亡，去面對它帶給你的情緒和感覺，讓情緒流動起來，反而會在其中發現很多寶貴的東西。

心理學家歐文亞隆說過，「沒有充分活過的人最怕死」。從這個意義上講，死亡和生命是聯繫在一起的。認識死亡，才能更好地認識生命。

3 人的價值需要一個舞台去體現

新京報：北京大學徐凱文老師的研究指出，許多年輕人，尤其是名牌大學的學生患上「空心病」：看起來前途一片大好，卻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目標和價值所在。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陸曉婭：我接觸的許多年輕人是做公益的，他們普遍非常有熱情，所以至少不能說所有年輕人都陷入一種頹廢跟迷茫。

但我聽過許多年輕人有這些問題，比如很多年輕人會感嘆：為什麼要奮鬥，為什麼一定要出人頭地？我只想過一種普通的生活。我聽到這個話，其實很多時候感到他們這樣說是出於無奈，不是真的無欲無求，是一種無法突破社會現狀的無力感。重要的不是你是否出人頭地，而是你是否有對生命的熱情和活力。許多年親人已經失去了這種活潑的東西。

新京報：這種對生命的熱情和活力要從哪裡獲得？

陸曉婭：我覺得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自主性、自主時間太少了。由於都是獨生子女，父母的注意力會很多放在孩子身上。在家裡，父母會一直督促。在學校里，上課時間排得滿滿的。孩子自主安排生活的時間很少，參與社會生活的機會也非常少，有時還會被打壓，久而久之，自主的願望就降低了，自主的能力也沒能發展起來。自主性的缺失和癱瘓就會損耗人的活力，心理學上叫做習得性無助。一個人不能掌控自己的生命，無法參與到社會中，就會覺得生活在別處，就會感到自己和這個世界無關，那麼，活著又是為了什麼？當然，也有些人會完全回到自我，但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人的價值是需要有一個舞台去體現去證實的。

人到了一定年齡，你就要對自己的人生負起責任來，需要去找到能夠讓你燃起熱情的東西。怎麼找，每個人都不一樣，它通常跟你的特質和志趣有關。你需要找到你感興趣的東西，找到能讓自己的特質和潛能得到發揮的東西，那是你與這個世界的通道。也許最開始只是一些小事，比如有大學生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對校園建設提出意見，這就是一種參與。在《怕死：人類行為的驅動力》這本書中說：「自尊就是感覺到在一個有意義的領域自己是一個有價值的參與者。這種對於個人意義的感覺抑制了與生俱來的恐懼。」如果年輕人能獲得這樣一種感覺，我想他們的心也許就不會空，就不會覺得活著沒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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