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中國的崛起對於西方現代性的挑戰是全面的

9月24日至25日，《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與《學術月刊》、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聯合主辦了「中華現代性：反省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全球各地的學者聚集上海，探討中華民族在思想、文化、哲學、宗教、政治、法律、經濟等學科領域內形成的各類現代性問題。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教授李天綱表示，大部分學者都傾向於認為中華民族要晚至「抗戰」時期才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也同意說「新文化運動」以後的一百年是中國人改變自己傳統，步入「現代國家」的開端。隨著現代國家的建立，中華文明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的文化、思想、習俗、信仰、宗教都按照現代體制的要求進行改造。

「中華現代性：反省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現場。

中國現代性如何不同於西方

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巴斯蒂指出「現代化」來自日語，是一個指向文明的歷史過程，而「現代性」不是，學界對它的性質至今沒有統一的說法。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魏楚雄試著對兩者進行定義。在他看來，現代化是指因工業化帶來的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即思想方法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變化，現代性則是隨著現代化進程而在各個領域裡出現的一種新型的、非傳統的人類活動現象，二者並不能畫上等號。

而且，現代性的某些方面並非一定要有現代化才產生，如晚清中國就出現過反裹足運動，早期民囯出現過反納妾運動，而那時候的中國經濟與社會並沒有進步到同一程度。同樣，現代化也不一定就帶來現代性。東亞四小龍實現了現代化，但也保持了儒家傳統，重視家庭與教育，不強調個人自由與個性。

他接著對中國與西方的現代性進行比較：「西方現代性發展具有相對常態性，即現代性在各領域的發展比較符合正常的順序，步調比較一致，先經濟現代化，然後政治變革、政治現代化，接著社會現代化。」

相較之下，中國現代化和現代性發展的特點就呈現出「非常態性」：經濟現代化在革命之後，政治化在工業化之前，政治現代化的步驟落後於工業化。「中國現代性是晚發生的、革命性的和跳躍性的，所以具有迷茫性和後現代性。」

「在中國，革命對傳統文化造成巨大的斷裂性的衝擊，新文化的建立發展大大遲於舊文化的破滅。當政治現代性不佔主導地位時，商業和經濟就成為現代性的主要因素。當人們充分享受了現代化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的自由，卻沒有傳統文化和道德環境的束縛時，就跌入了迷茫的深淵，容易返回舊社會文化傳統。」

比如，大眾對名牌的追求和虛榮心、中國人愛吃各種動物與愛護動物的兩種傾向同時存在、喜愛大吃大喝與注意飲食健康習慣的兩種生活習慣同時存在、主張性解放或以金錢為基礎的戀愛觀與主張單身主義和丁克族的人同時存在。

「也許，上述的現象在西方也多多少少存在，但其程度沒有中國的激烈。我們還需要作許多具體的研究，來細化量化中國現代性發展的各種現象。」魏楚雄如是說。

中國研究的困境

杜克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學創意媒體學院教授劉康在會上分享了自己對歐美中國研究（China study）的觀察心得。「歐美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正面臨嚴重的困境。近三四十年，歐美社會科學有自然科學化的傾向，越來越用數學模式解讀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人文科學則走上另一個極端，有意識形態化的傾向，以至於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沒有對話的背景。」

「而中國研究屬於社會和人文科學的一部分，同樣面臨著很大問題。」劉康說，「中國研究本身是跨學科，有人研究歷史，有人研究社會，有很多交集，交集中就發生很多不和諧的聲音。比如你如何建立一個數學模型，離開中國的政治背景來研究中國經濟？在人文方面，後殖民主義的理論究竟是否適應中國研究？適應也好不適應也好，大家還在用。」

「此外，中國的崛起對於西方現代性的挑戰也是全面的。」劉康提到，人們通常講歐美的現代發展有它的機制在那：經濟上有自由市場，政治上有多黨制選舉，社會上有反金字塔結構......但這和中國崛起、中國的發展趨勢有衝突。「如何來解釋？如何來說明？現在沒有一個規定的說法。」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復旦學報》主編汪涌豪則說，轉型中的中國及中國學術界對自己的身份認同與文化定位也存在一些誤區。「基於中國的國門早已打開，我們早已是一種『跨文化』的存在。國家及學術要發展，僅僅與自己的歷史文化與學術傳統對話顯然遠遠不夠，還要與其他民族、其他國家的歷史文化與學術傳統對話。如何在積極吸納外來文化的同時更有效地表達自己的主張，推進與推展自己的研究，已成為中國學人普遍關注的問題。」

構建一種全球知識共同體

日本東京大學榮休教授、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濱下武志認為，全球化對學術、思想界的影響在於令從前的空間概念發生變化。原本「世界、大區域、國家、區域、地方」這些詞是按大小關係排列，但在全球化中，地方直接開始和世界聯絡。人們開始關注相對於地域而言的知域（知識的區域），「知域的形成不靠國家疆域，而靠人們的知識認同。現代性必須在這個前提下來討論。」

在汪涌豪看來，雖說跨文化交流已然成為這個時代最重要的關鍵詞，似乎任何的言說都無法擺脫全球化背景，但發生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跨文化」事件都是單向度的，即只見西方文化跨進來，少有本土文化跨出去，「尤其20世紀以來，人們賴以思想的知識範本大多來自西方，這使得一切以西方為中心的示範效應被無限放大。」

汪涌豪說，如果真承認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在價值上是同等的，面對未來，全球化就應該是多元模式間的相互對待與作用，跨文化也應該是不同文化的多邊互鏡與視野交融，而且催生一種符合當代知識論公義的共同體。

「要建成這種知識共同體有許多問題要梳理，我們今天講的中國現代性就是其中之一。」汪涌豪表示，中國的現代展開過程始終伴隨著深深的困境，一方面肯定現代性，另一方面又對它充滿懷疑。

「究竟如何在知識共同體的背景下理解並尊重現代性？怎麼理解現代性中的工具理性和技術理性？怎麼認識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關係問題？然後落實到中國的語境，我們怎麼認識現代性與現代民族國家意識之間的衝突？怎麼認識中國現代性所具有的未完成性？怎麼在堅持啟蒙的同時拒絕後殖民主義理論，真正突顯現代性與本土化之間的平衡？」

汪涌豪認為，現代性基於歷史邏輯，又離不開人的實踐檢驗。「現代性來自西方，但不能成為衡量一切的尺度。對西方來說，如何真正發現中國？對中國來說，如何更好地說明自己？我認為在這過程中，中西方最好都不要太固執自己的判斷，還是要回歸知識論共同體，接受理性的檢驗。」（文/羅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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