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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婚姻市場困局:天價彩禮誰之過,誰之痛?


近年來,農村彩禮上漲問題廣受關注。從媒體報道和讀者跟帖評論來看,人們普遍關注彩禮額度之高,批判婚嫁習俗之陋,認為天價彩禮是「合兩姓之好」的攔路虎,導致許多「有情人」不能「終成眷屬」。有媒體曝光了戀人之間討論彩禮問題不歡而散的聊天記錄,真可謂赤裸裸「談婚論價」,瞬間打破了許多年輕人關於浪漫愛情的美好想像。當然,也有人對天價彩禮問題表示理解,認為父母養育女兒也花費了較多成本,從人力資本的角度來說,理應獲得物質補償,亦有人認為「重金」有利於提高新娘在婆家的地位,有利於增強婚後家庭穩定性。


儘管針對天價彩禮有多種聲音,但總的來看,還是一邊倒地反對聲如潮。全國上下,天價彩禮儼然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近日,福建省長汀縣政府在全縣黨員幹部中開展「革除婚嫁陋習專項治理活動」,倡導黨員幹部在操辦婚事過程中,聘金彩禮不超過5萬元。縣級政府專門整治天價彩禮,再一次把農村彩禮問題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引發了更多人對彩禮問題的吐槽。

筆者認為,輿論喧囂中,農村彩禮問題很大程度上被標籤化和簡單化了。理解農村天價彩禮問題,不能局限於「數字」本身,必須在把握彩禮問題複雜性基礎上,考察哪些群體在默默承受高額彩禮之痛。



傳統婚俗中,彩禮的核心內容不是「物」,而是「禮」。無論是實物,還是貨幣,都反映著婚姻締結過程中不同主體之間的社會關係。在崇尚門當戶對的時代,彩禮功能之一是表達意義,禮物數量和種類必須符合身份和禮儀。在現代社會,門當戶對與否主要從經濟層面進行判斷,於是彩禮價值成為衡量婚姻是否匹配的重要標準,人們日益注重存摺上的數字或秤盤子上現金的份量。


高額彩禮飽受詬病,其實很難評判誰之過錯。既不能簡單歸結為「拜金主義」,亦不能責怪人們虛榮,更不能怪罪丈母娘「出手太重」。具體說來,辨析女方家庭索要高額彩禮是否妥當,不能僅關注數額大小,還應該考察女方父母處置彩禮的方式。

首先,女方父母索要高額彩禮後,如果以嫁妝或其他名義返還給女兒和女婿,那麼彩禮發揮的核心功能就是財產轉移,即從男方父母那裡轉移到新成立的小家庭中。對於女方父母而言,這實現了女兒婚姻利益的最大化。此時,彩禮問題就轉化為代際關係問題,意味著子代家庭通過彩禮過度剝奪父母,學界將這種現象概括為「代際剝削」。


其次,女方父母索要高額彩禮後未返還,如果將其作為自家兒子討媳婦的本錢,那麼,高額彩禮現象就要基於女方家庭再生產的角度進行理解,關注婚姻壓力之下女方家庭兄弟姐妹的關係。女方父母多要禮金,主要目的是維持子女嫁娶過程中的經濟平衡,學者陶自祥將這種現象概括為「代內剝削」。


最後,對於純女戶家庭來說,父母索要高額彩禮,往往有養老方面的考慮。畢竟,在從夫居傳統中,嫁出的女兒潑出的水,女兒婚後不再承擔父母養老責任,所以父母通過彩禮為自己攢養老本錢。在一些農村地區有「兩頭走」的婚姻形式,即年輕人成婚後要贍養照料雙方父母。這種情況下,男方支付的彩禮往往不會太高,主要是象徵性的。


此外,不能將彩禮高漲現象簡單歸結為女方父母的功利主義和見錢眼開,他們在彩禮問題上,有時也是身不由己。有些村民坦言,之所以不想把彩禮要低,是不想讓別人背後說閑話,怕人說自己女兒身價低。同樣不能忽視,各地農村的專業媒人在推高彩禮價格方面功不可沒。專業媒人活躍在本鎮甚至串聯於本縣,掌握著大量稀缺的婚姻信息資源。他們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彩禮的「定價權」。在介紹型婚姻中,尤其是跨縣、跨省的介紹型婚姻中,索要彩禮更不受地方性習俗規範的約束,更加直接、更容易催生彩禮之「天價」。


還有一種現象值得思考。筆者2016年7月在浙江諸暨農村調研時,遇到一個劇情反轉的彩禮案例。男女戀愛幾年,談婚論嫁之時,女方父母明知男方家裡條件一般,但還是提出20萬彩禮。小夥子母親一聽20萬,急得直哭,最後借遍親戚,總算湊齊。誰知幾天後,女方如數奉還。在當地人看來:「女方就是想考驗男方的誠意!」從男方父母角度來說,如此「考驗」確實有點捉弄人,但是從女方父母角度來說,主要是替女兒考慮,想知曉男方是否真心迎娶以及男方調動社會資源的能力。雖然這個戲劇性的案例十分特殊,不能代表彩禮問題之一般,但該案例警示我們,天價彩禮問題其實很複雜,不能用一套觀點簡單否定或肯定,更不能進行泛道德化的批判。客觀地說,彩禮高漲的推動力並非來自女方父母,而是城鎮化、農村生活方式都市化背景下農民家庭再生產成本大幅提高的連鎖效應。


網上流傳著各種天價彩禮地圖,其實一些數字並不準確。人們喜歡用最高值來標記一個地區的彩禮狀況,導致通過媒體傳播的天價彩禮信息往往失真。了解農村彩禮的基本面,必須依託於實地社會調研。


筆者在陝西興平駐村調研時,對當地彩禮額度進行了歷時性考察。20世紀60-70年代,當地有按年齡計算彩禮的習慣,1歲10元,20歲就是200元。這種演算法在其他地區亦存在,表達了當時農民對於彩禮性質的樸素理解,男方象徵性地償付女方父母養育女兒的本錢。到了20世紀90年代,當地農村彩禮為2000-5000元。這幾年已經漲到3-7萬元,高的有10萬元。關於該地區的彩禮問題,必須全面地看。一方面,彩禮上漲直接反映了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物價水平的提高,這是推高結婚成本的直接原因。因此,不能地把200元和10萬元進行簡單比較,並得出彩禮暴漲500倍的片面結論。另一方面,10萬元並不能代表當地農村彩禮的一般水平,事實上往往是那些貧困家庭才會承擔如此高的代價為兒子娶媳婦。


確定一個地區的彩禮是否為「天價」,要結合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確定一個農戶的彩禮是否為天價,要結合其家庭收入水平,估算攢足彩禮的大致年數。相比較而言,對於東部農村的小作坊主,幾乎不會為20萬彩禮發愁,對於中西部農村貧困戶,10萬元就是天文數字。理解轉型期農村彩禮問題,必須結合區域分化和階層分化的視角,貧困地區和貧困家庭承擔並受制於高額彩禮,這才是當前農村彩禮問題的隱秘真相。


面對高額彩禮,東部地區貧困戶可以退而求其次,迎娶中西部農村女子,但對於中西部地區貧困戶而言,只能忍痛透支家庭經濟,讓兒子完婚,完成父母的人生任務。高額彩禮,從一個側面表達著中國特色的代際關係,正是基於傳統的家庭責任倫理,貧困家庭的父母才會把「天價彩禮」扛在肩上,默默承擔著不可言說之重。

高額彩禮在代際之間如何分攤,這同樣比數字本身更值得關注。如果兒子成婚前對家庭經濟的貢獻率較高,必將大大減輕父母負擔。問題在於,當前農村男青年城市務工時,普遍生活瀟洒,日常消費大,攢錢難,甚至很多是月光族,他們對家庭經濟的貢獻率低,完婚的擔子幾乎全部落在父母身上。此時,即便彩禮額度不高,父母負擔依然很重。


可以預言,在男女性別比失衡、區域經濟分化、階層分化和人口流動加速的歷史背景下,中西部地區農村婚姻市場中的高額彩禮現象將持續存在,這勢必對當地婚姻家庭產生多重影響。


首先,高額彩禮日益成為中西部農村除疾病、災害、教育之外更為重要的致貧因素,未來將會有更多家庭為此陷入貧困或難以脫貧。


其次,將會有更多貧困戶由於無法支付高額彩禮而不能讓兒子完婚,從而產生更多「光棍」問題。2016年8月陝南山區調研時發現一個極端案例:一個自然村有31戶,其中60歲以下、38歲以上的單身男性有28個。此類群體日後的社會保障問題,已經引發有關部門的擔憂。

最後,高額彩禮極大推高了貧困戶家庭再生產成本,從整體上惡化了貧困群體的生存狀態,並進一步加重貧困的代際循環趨勢。特別是在中西部連片特困區,家庭再生產問題異常突出,娶媳婦難、娶了媳婦留住難,一些家庭被迫讓兒子做上門女婿。離婚、改嫁、上門、打光棍,這些現象頻繁發生,經濟貧困與家庭危機交織在一起,從社會基礎層面破壞著貧困地區家庭生活秩序及其背後的家庭倫理。


總之,天價彩禮反映了中西部貧困群體的家庭再生產危機,顯示了這些地區貧困問題的頑固性和複雜性,以及隱藏在高額彩禮背後的代際關係失衡。區域問題、階層問題和代際關係問題交織在一起,這才是天價彩禮現象背後更應反思的社會之痛。


責任編輯:李丹澎湃新聞報料:4009-20-4009   澎湃新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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