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聽清代文人瞎說，土木堡之戰哪有五十萬明軍？

關於土木堡之戰，流傳最廣、最為誇張的說法莫過於是明英宗率領五十萬明軍，卻被幾萬瓦剌軍擊敗。這種說法之後又引申出各種推論，比如認為明帝國外強中乾、明軍不堪一擊，甚至有人衍生並臆想出了所謂狼圖騰崇拜之類的奇談怪論。那麼明英宗朱祁鎮到底帶了多少兵力出征呢？

其實關於土木堡之戰明軍的參戰人數，在明清官修正史，如《明實錄》、《明史》中均不載，較早的記載來自劉定之的《否泰錄》。明朝天順年間，劉定之根據自己的見聞，參考楊善、李實的《奉使錄》等，著成此書。根據劉定之的記載，土木堡之戰，明朝方面軍人以及隨行非戰鬥人員的總人數達到了五十萬人的規模，此後明人和清人多引用劉的說法，如談遷的《國榷》、鄭曉的《北虜考》等。此後經過了數百年的渲染，到了清代谷應泰撰寫的《明史紀事本末》時，直接將「私屬」不提，寫作「官軍五十餘萬人」，此為影響最大的一種說法

其實就在當時，與劉定之的《否泰錄》差不多時間，李賢所著成的《古穰雜錄》卻有另一種說法：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還。

根據李賢的記載，土木堡之變的明軍人數實為二十多萬人，與劉定之的記載的數字相差一倍。但之後只有《西園聞見錄》和傅維鱗的《明書》引用了李賢數據，可謂從者寥寥，可見在當時也並不為人重視，到如今更是少有提及。

正統十四年，明國規定，來京操練的其他諸省的班軍，分為前班和後班，前班三月還，八月到，後班八月還，次年三月到，河南、山東、北直隸強壯官軍，皆隸前班。明英宗親征時間在七月，此時前班軍尚未回到原籍，故當時滿額班軍當在八萬左右。因此就算將在各地抽調來的班軍以滿額算上，那麼在正統十四年的土木堡之戰前夕，京師明軍實際戰兵兵額也不會高於二十萬。

而且就算這不到二十萬人，也無法全部隨明英宗親征。因為正統十四年六月底，由於明國和也先交惡，邊防形勢急劇惡化，明英宗命令太保成國公朱勇選京營四萬五千人，令平鄉伯陳懷、駙馬都尉井源、都督耿義、毛福壽、高禮，太監林富率三萬前往大同，都督王貴、吳克勤率萬五千前往宣府，以準備可能隨時而來的蒙古人的入侵，這說明在土木堡之戰以前，京營隊伍就已經派遣了四萬五千人前往宣府、大同備邊，此時在京的所剩京營人數不會超過十六萬人。

另外，在土木堡之戰明軍覆滅五天後的一則記載中提到過召集新選余丁、官舍和舊操舍人及報效者填補城防人數空洞的情況，其中，「新選余丁、官舍」是指新招募的軍士。舊操舍人是當時北京里唯一一支來自三大營的部隊，屬於幼官舍人營。他們平常負責操練十五六歲的明軍子弟，是五軍營中實力較差的一部，故得留守。其他的守城士兵則是工匠、伙夫這類非戰鬥人員，甚至連皇城裡的禁衛軍士都被算上了。可見土木堡慘敗之後，北京除了戰力較弱的幼官舍人營外，並無其他野戰。也就是說，明英宗親征時，把不到十六萬可戰之兵中能帶走的都帶走了。

另外，雖然京畿地區的衛所兵是京營的預備隊，但是當時明英宗的親征準備得特別倉促。短時間裡很難徵調多少衛所兵去補充京營或隨明英宗親征。另外雖然按照前文所說，土木堡之戰明軍私屬隊伍龐大。但是當時募兵制度尚未確立，所謂私屬大多為輜重民夫以及僕從一類。因此，可以明確的推斷出，隨明英宗親征的可戰之兵不會超過十六萬，應該在十五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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