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禮制學者吳麗娛：皇權的加強體現在禮的變化之中

對一般讀者來說，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吳麗娛的研究領域相當冷僻：禮儀制度。雖然現代人對禮制不免隔膜，但在中國古代社會，象徵著秩序的禮儀是國家建構政治正當性的核心手段，對古人生活的世界也有重要意義。吳麗娛的《終極之典》一書，討論的就是唐代皇帝及官員的喪葬制度，從中能夠見出中國中古社會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社會風氣的轉變。

吳麗娛

今年年初您主編的《禮與中國古代社會》出版，如何想到編這套書的？

澎湃新聞：

吳麗娛：其實這是我們中國社科院歷史所陳祖武所長的想法。他讀了我的《唐禮摭遺——中古書儀研究》之後來找我，希望由我牽頭組織一支研究禮制的隊伍。「禮與中國古代社會」的題目也是他出的。大家談構思的時候，我說這個研究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題目是一個中心，歷代禮制是一個基本點，它與中國社會的關係是另一個基本點，總之要體現禮制本身特色和它與中國古代社會各階段發展的關係。我們不想做一本通論，因為基礎研究還不成熟。我設想每個參與者都拿出研究特色，不求全面（也無法求全），也不求保持絕對一致，但上面兩點要體現出來。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我們應該怎麼理解「禮」，它有哪些特色？

吳麗娛：我們在撰寫這套書的過程當中，得出一個結論，在中國古代社會，禮是具備穩定性和連貫性的。通常所說《三禮》一般認為是上古三代的遺存，也是古代最初奠定的一些禮儀法則，但在後來的朝代都會得到反映。不同時代所規定的禮制與古禮之間常常存在某種聯繫。比如關於《三禮》學的研究，特別是關於周禮，雖然在有些章節提得少些，有些章節則放在較重位置，但輕重之間，不絕如縷，仍然能反映當時制度與古禮關係，找到其中的發展線索和規律。現在有人想復原古代禮制，和現代社會對接，我個人持保留態度。很多復原如祭祀儀式，都是民俗取向，做得相當粗糙。禮有它自己的內涵，按鄭玄的說法，禮就是「體也，履也」。「體」是體制，「履」就是各種履行「禮」的行為。在那個時候，他已經體會到禮之為體的重要意義了。這個「體」，我認為它是跟國計民生有關的、整體的秩序。實際上，直到今天，我們的思維方式仍然和古代禮制息息相關，就比如我們現在舉辦的各種典禮、儀式，背後的邏輯實際上還是受經典那套東西支配的，一定要尋求禮的正典。而且這種思維方式在民眾當中的基礎尤其深厚，民間很多典禮的思維方式是直接跟古代接軌的。對這種現象，不管你喜不喜歡，贊不贊同，畢竟都是客觀存在。有一點我覺得必須理解：禮是中華文化最為基本的概念，甚至可以說是中華文化的本體。像過去人們常說的「三綱五常」不僅僅是簡單機械的行為約束。「綱」與「常」代表的是貫穿全社會的最基本的原則和秩序。理解「禮」的問題，不僅要弄清細微之處，更要從本體上去思考，要從根本的概觀和思維方式上去認識，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澎湃新聞：您的《終極之典——中古喪葬制度研究》以討論皇帝和官僚的喪禮為主，這是為什麼呢？

吳麗娛：因為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上行下效的社會。拿今天開追悼會來打個比方，往往是上層先有某種形式，然後民眾再去學習、模仿。人們都是從下往上看，再決定自己行為方式的。唐朝社會就是一個以皇帝和官僚為中心的社會，把皇帝和官僚的葬禮弄明白了，其他事情也就清楚了。現在有學者提倡歷史研究應該以大眾視角為主，研究民間的社會生活，這固然很重要。但我還是堅持自己的思路，先從社會頂層入手，認為研究喪葬制度尤其應該如此，皇帝和官僚是當時禮制面向的中心，是占絕對主體地位的。

吳麗娛著：《終極之典——中古喪葬制度研究》

澎湃新聞：青年學者仇鹿鳴在一篇綜述中古史研究的文章里說，「葬禮反映了中國古人所有的人際關係之和」，對此您怎麼看？

吳麗娛：這個評價很準確。中古以降是皇權支配的社會，喪葬涉及的人際關係，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血緣、親緣關係，一類是等級關係——也就是官僚等級制。我做中古的喪葬制度研究，主要研究這兩類關係。我發現，唐代以後，官僚等級制帶來的等級關係逐漸壓倒了血緣、親緣關係，親屬關係構建的交際圈受到了官僚等級制的支配。

舉例來說，某位官員去世以後，要在訃告中給他一個名號。不光要寫上他在家族裡的行第——這時候是不直接用他的姓名的，我在《唐禮摭遺——中古書儀研究》里講到了用行第來表示亡人這個問題。此外，一定要寫上他的官稱是什麼。這一點必須反映在喪事之中，喪事等級也是根據官品來決定的，不同的品級得到的待遇是不同的。三品以上的官員，有皇帝派遣的敕使來問喪；要是四品、五品的話，一般就是刺史派使或者是州縣級官長來慰問；六品以下，等級就更低了。品級還決定了喪事由誰來主持。最高級的官吏去世，由朝廷派人來治喪，叫「護喪使」。而最高等級的葬禮，是皇帝專門下詔給某個官員舉辦的葬禮——唐代叫「詔葬」，宋代叫「敕葬」。這種葬禮的費用，唐代基本上全都是官給，宋代敕葬有等級分別，有些只是名義，但是對高品者還是有特殊待遇。此外的一般官員，只是按品級給予賻贈，品級越低，官給就越少。宋代除了官員本人，還按職務和品級給予親屬死亡的賻贈。雖然對低級官員而言，參加喪事和葬禮的主要是戚屬，但喪事規格也完全由官員品級決定，與喪葬活動有關的參加者也必須與他身份相適。當然，按品級給予詔葬、敕葬的，也包括皇親。對與皇家有血緣關係的親貴，詔葬的規定也很明確。其中森嚴的等級關係，《開元禮》和《喪葬令》完全可以反映。

從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到官場等級的支配在血緣關係之上。例如唐制規定五品以上得立廟，廟數按官品規定不一。本來立廟者應是嫡系的宗子，並且只有宗子一系才有主祭及入廟受祀的權力。但是庶子如果官品達到標準，可以為其父另立別廟，稱為「禰廟」。庶子雖以支庶封官卻按大宗主祭，祭祀時「兄陪於位，以廟由弟立，己不得延神也」，家族祭祀時嫡兄只能陪祭，地位反而低於庶弟。所以甘懷真在《唐代家廟禮制研究》指出中，唐代的嫡子並沒有絕對的政治地位保證。這是典型的官品等級地位超越、支配血緣關係。

在墓中裝飾樂舞壁畫的習俗，是中國古代「事死如事生」喪葬觀念的產物。圖為洛陽孟津縣新發掘的五代墓甬道東壁壁畫。

澎湃新聞：當時是如何形成這樣一種看重等級的社會風氣的呢？

吳麗娛：這有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可能和地域有關。《新唐書?柳沖傳》就說過：「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東南地區的風俗重人物、婚婭，還以親戚、朋友關係作為主導，到了關中、代北地區，就重貴戚、重冠冕了，對門第、品級就更加看重了，這是南北朝以來形成的風氣。唐朝政權沿自北朝，北朝風習對唐朝影響更重。

更重要的是社會結構的變化，這從唐代對官員何者為貴的判斷就可以看出來。唐初官員等級主要由散官或散品決定。閻步克教授說過，魏晉以來逐漸形成的散官，代表官員身份的「品位」。品位與出身關係極大，《唐律疏議》曾規定，「三品為貴，五品為通貴」，貴與通貴都代表身份，大族社會色彩很強。但是，代表官員職事或職務的「職位」也逐漸開始起作用，升遷的途徑要在「清官」、「清望官」的範圍之內，最初仍有很強的世家大族色彩。到了唐代中期以後，使職差遣制發展，代表職務等級的四品、六品作為官位標準出現，漸漸取代三品、五品之說，後來更以升朝官、非升朝官來區別官員的性質待遇。個人地位完全由官職決定，朝廷的種種待遇向官職傾斜，使得官品等級越來越重要。

當然，其他方面的因素還有很多。比如商品經濟和市民社會的逐漸形成。但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大族社會的解體和科舉社會的興起。

澎湃新聞：這種社會結構的變化在禮上是如何反映的呢？

吳麗娛：在我看來，唐代經學和禮制的變化是非常突出的，而且不像很多人所以為的那樣，是從中期開始的，而是從唐初甚至隋初就開始了。我最近讀日本學者喬秀岩的博士論文《義疏學衰亡史論》，他談到義疏學衰亡的時候，認為是隋代的劉焯、劉炫這二劉敗壞了經學的風氣，導致舊的義疏學衰亡。但我覺得還是孔穎達的《五經正義》起到的作用更大，因為《五經正義》被朝廷作為科舉考試的官書，舊的義疏在其中只能反映一鱗半爪，被孔穎達引用的義疏就能留存，沒被引用的慢慢就散佚了，因為考試升遷不用，沒了實用價值，沒人去看。

唐代經學的變化還不單是重視章句訓詁的舊義疏學的衰亡，同時衰亡的還有師徒授受的家學傳統。這種傳統在開元以後就徹底消亡了。《舊唐書?儒學上?蓋文達傳》說刺史竇抗對蓋文達的學問大感驚奇，問他「就誰受學」，在座的劉焯很得意地回答；「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為師首。」意思是如果不介意他實際強於我的話，那麼我就算他的老師吧。竇抗則評價說：「可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也。」這是個典型的例子，可以看出當時仍有重師學門派的風氣，這也是舊義疏學傳播的基礎。等到家學風氣消失，舊義疏學衰亡之後，大家就不再關心師徒授受這層關係了，而是詢問出身：究竟是明經呢，還是進士。這一關注點的變化從新、舊《唐書?儒林傳》就可以看到，它是伴隨著官學的興起和科舉制形成的。其實南北朝就有官學，但南朝是把老師請到官學裡面去講授。唐代舊的義疏學衰亡之後，學生都去太學、國子學、州縣學上課，但老師卻不像過去的大儒那樣知名，個性也不突出。當然，敦煌文書反映還有地方或者寺院辦的學校，但也不是傳授家學。

舊義疏學的衰亡，實際上從隋朝王通做《續六經》就開始了。從書名就能看出，當時的人們對經典已經開始不滿足了，要續寫甚至改寫經典。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魏徵做《類禮》（也叫《次禮記》），到了開元時得到進一步發揮，有人提出改撰《禮記》，並為《類禮》作義疏。而自貞觀至開元、天寶中，也相繼出現了很多經典和註疏的改寫。像鄭玄的一些注釋都被否定，義疏就更不用說了，例如唐玄宗有「御刊定《禮記?月令》」，由李林甫等作注。又有裴光庭等作《續春秋》經傳的動議。《孝經》、《老子》也被以唐玄宗名義作注。所以對經典的學習和研究，各時代不同。魏晉和兩漢有別，南北朝和魏晉不同，各朝代有自己的理和要求，根據與古代相隔時間的遠到了唐代，就是陳寅恪先生說的，要結束南北朝、開啟宋元新局面，或者說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與此有關，唐人一方面開始懷疑前人的解釋是不是經典原意，另一方面要創造符合時代要求的新經典，這樣的改經和對義理的追求就超越了章句義疏學的範疇，而與當朝禮制變化相結合。

還有一個表現，就是對文學的重視開始勝過經學。朝廷以詩賦取士，進士出身也大大超過明經。當然，經學沒有老師傳授就學不下去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經學的基礎是大族社會的培養，是代代相沿的家學，屬於唐人所說「敦厚浮薄，色色有之」中的「敦厚」。以文章詩賦取士的進士科舉卻被目之以浮薄。因為它是以文學創作為基礎，沒有家學和門第作根基。陸揚就說過，唐朝經常形容某些詩人、文士如何天才，對他們的創作表現出無限的崇拜。天才是天賦異秉，只屬於本人，而不來自任何傳授，更無須依託門派——這就體現出了階級的區別和社會取向的變化。整個社會對明經和進士態度分明，曾經有著深厚學術基礎的經學遭到輕視，發展為背誦經文，考試只要帖經就好，哪兒缺個字、缺句話填上去就算了事，經文本身的意思並不用深究，也不用按義疏學的要求解讀章句，明經也就變得不值錢了。反之全社會崇羨進士，力圖向文學、天才去靠攏，所謂「浮薄」倒成了追求目標，這些背後，都是社會整體的變化。

澎湃新聞：前面您談到了經學的變化，那麼禮制上有哪些變化呢？

吳麗娛：就以喪服為例，朝代越往後推移，變化越多，而且是直接改動經典的規定禮條。兩晉時，按照禮制規定，庶出的王子王孫和公侯卿士不能給親生母服三年喪，只能服三個月、九個月。他們實際上經常不遵守這些規定，「庶子為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母服常常亂七八糟，沒有一定之規，這其實是一種無奈的反抗行為，表示對自己出身低微而不能給生母服喪的抗議。到了南朝，雖然逐漸地皇子也被允許「皆申母服」，但是經典的規定仍未見更改。喪葬服制是有象徵意義的，體現著本人的地位以及對親緣關係的態度和立場。到了唐朝，嫡、庶子女為母服三年喪已經被禮、令統一起來。武則天更取消了父在只能為母服一年的規定，母服有了根本性、原則性的變化。

此外，喪服服制改動的範疇越來越擴大，有些禁忌也被打破，如嫂叔之間為了避嫌原本不能互相有喪服。但是貞觀十四年改服制，魏徵等提出嫂叔應該互服小功五月。又如姨舅服，一開始是舅低於姨，僅服緦麻三月，貞觀改舅和姨同為小功五月，到五代兩者都提高到大功九月。這種擴大，其實是對《儀禮》喪服制度的直接修改，表現出時代變化以後服制的興革。唐代中期以後，改動幅度更大。就拿女性服制來說，唐代公婆給兒媳婦服喪，原來給嫡子婦服九月、給庶子婦服五月，貞觀中就提高到了一年和九月。到了宋代，給媳婦的服未變，但給公婆的服制提高為三年。再如古禮女子在室給父母服喪三年，出嫁了給父母和公婆都服一年。但後來給公婆卻增為三年。唐代後期出現這個變化，到宋代以後完全在禮制中得以確立，表明女子須以夫家為重。像這樣體現社會發展的重大改變是很多的。

西安鳳棲原發掘的唐名將郭子儀曾孫墓十鶴圖。

澎湃新聞：這樣說來，唐朝是中國禮制發展的關鍵時期，不僅大規模地改寫經典，而且將很多改動制度化了。

吳麗娛：這恰恰說明原有的大族社會在衰落之中，最終瓦解；與此同時，平民社會在不斷上升，而伴隨著這個社會上升的，是皇權。皇帝擁有獨尊之位，仰仗於皇權仕進的平民官僚則圍繞在皇帝身邊。這與士族社會有所不同。那時的皇帝只是士族一分子，受到的批評和約束比較多。唐高宗以後，對皇帝的批評力度小了很多，原來的貞觀舊臣遭到排斥。而武則天之所以得以上台，也是皇權加強的結果。這說明皇帝不再受到大臣牽制，有權力決定自己家事。我討論《開元禮》的時候，不少內容涉及武則天。這是因為《開元禮》的前身《顯慶禮》，就是秉承高、武的意志而制定的，許多禮條沿襲至《開元禮》。就拿大臣拜皇后的禮儀來說，北朝是有的，但不像唐禮這麼突出。武則天冊命為皇后的同時，就有「大臣拜皇后」的專門儀注。按理來說，應該是宮內和大臣家裡的女性——即內外命婦——前來參拜。結果按照當時的新定禮儀，大臣也要在上朝聽皇帝「臨軒冊命」之後，再集體到皇后成禮的殿門外等候，然後由領銜者代表全體大臣向武則天參拜並表示祝賀。這種臣服形式體現皇后地位的上升，同時也意味皇權的至高無上。拜陵等禮儀的皇后色彩都很重，也與武則天有關。而武則天登基稱帝之後，科舉制在她手裡得到進一步發展，任用了更多寒門子弟，也進一步地破除了大族社會的權威。打壓大族權臣，伸張皇權，都是她必須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回到前面說的喬秀岩的那本書，我為什麼會有不同意見，因為在我看來，一種風氣的轉變，並不會因為一兩個人的個性和行為，真正起到作用的，還是其他的因素。

澎湃新聞：說到皇帝，皇權是您研究禮的核心所在了。

吳麗娛：我們不妨先來看看日本學者的研究。皇帝是他們的一個重大的研究主題，很多人也很重視皇帝禮，如皇帝的即位禮、喪禮等等。因為日本是天皇制國家，日本學者研究天皇制的由來、特性的時候，一定要和中國的皇帝制度做比較。他們想要知道自己的制度是怎麼從中國的制度演變而來的，跟日本的制度之間存在什麼關係。但是他們往往忽視了皇帝禮和國家禮的關係。一般的看法是，皇帝代表國家，皇帝意志即國家意志。但是，從唐朝以後，皇帝禮和國家禮的分別就比較明顯了。其實源頭在古代就有。有個古代禮叫社稷禮，說周天子為大眾立的社叫太社，為自家立的社叫王社；各個小國諸侯給大眾立的社叫國社，給自己立的社叫侯社。百姓只能立大眾性的里社，不能為自己家族立私社。後來朝代開始有公社和私社的分別了。私社也是老百姓自己立的，公社就是州縣這些地方給立的。事實上，漢代就已經有了國家性質的宗廟和皇帝的私廟之別。北朝隋唐，皇帝都有私廟。宗廟不是皇帝個人的，不能想去就去，更不能帶著后妃和太監去。宗廟祭祀是國家重大儀式場合，按照規定，常祀一年五次，還有就是國家舉行宗廟祭祀大典，或者禘祫宗廟合祭。皇帝須與朝廷官員同去，其他時候都不可以去。皇帝想要哀悼自己的祖先，還要另建私廟，常由寺院改建。宋代以後宗廟分為太廟與景靈宮。景靈宮集中了祖先的靈位和畫像，太監后妃都可以被派去祭祀參拜，祖先的忌日大臣也要到景靈宮祭祀，但性質上屬於私廟。

澎湃新聞：這樣區分公私具體有什麼意義？

吳麗娛：在我看來，儒家的禮典是公，國家典禮基本上都用這一套，但私禮則與宗教有極密切的關係。我在文章里寫到，皇帝的三年喪是私。因為按照公制的規定，皇帝應該以日易月，三年喪事，二十七個月，服二十七天就可以了。此外不能再穿喪衣上朝，不然大臣難以自處。內中的主要儀節包括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禫除。這些祭祀時日就需要行禮換衣服，以示喪服越來越輕，所有儀式集中在二十七日里。但是真正的服喪是三年，官員、百姓都按三年喪，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除。那麼皇帝怎麼辦呢？皇帝私下裡也可以行三年喪，也有一年小祥、三年大祥儀式之別。這在前代已有卻不突出，但在宋代變成了嚴格規定、內外有別的兩重喪制。一重是國禮的，行於外朝，儀式上是儒家這一套；另一重是私禮的，行於宮廷之內，道教、佛教規定的七七、百日、一年、三年等也合在一處。本來公私分明，私禮只是皇帝一家一族的事。但是愈是皇權隆重、至高無上，這兩個層面便愈要重疊，弄得公私不分。例如《大唐元陵儀注》它只規定十三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怎樣，就是公禮那一套，但是私禮的記載不明確，大臣需不需要參加，並不清楚。到了宋代，大臣雖不用隨同皇帝行變服除服儀式，卻要在進名「奉慰」後集體前往寺院行香，這說明皇權日益隆重，把私禮儀式加在公禮之上了。

魏徵

澎湃新聞：您這麼一分析，感覺禮制的發展的確能非常鮮明地反映皇權的變化。

吳麗娛：我還可以舉皇帝即位禮為例。從西嶋定生開始，陸續有好些學者都參與討論皇帝二次即位的問題。皇帝剛去世不久由新帝面見大臣，宣布死訊，表示即位，大家舉哀痛哭，這是凶禮的開始。幾天過後，皇帝還要舉辦隆重儀式，正式登基。這就叫二次即位，需要換上吉服。《後漢書?禮志》有漢代皇帝即位的記載，我們從《冊府元龜》等史料中也可了解唐朝皇帝的即位過程。漢代皇帝即位，有一個程序，太尉要先向太子（新皇）跪授傳國玉璽，皇帝即位後，再由中黃門將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給太尉。到了唐代，類似向皇帝進獻冊寶的儀式還在繼續。最重要的一道環節是由領銜的宰相向皇帝上誡辭，告誡皇帝得位不易，需要好好努力，不要辜負祖先。但是日本學者沒有注意到，宋代這兩次即位合到了一起，也不再獻冊寶、上誡辭。我推測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吉禮和凶禮同時舉行，需要先穿喪禮的凶服，再在舉行即位儀式換吉服，之後再換凶服。不但麻煩，禮制上也說不通。另一個原因也即更大的不通是由大臣上誡辭：皇帝至高無上，誰能訓誡？所以到了宋代，二次即位禮不突出了，一些重要程序沒有了，被渲染的大場面也沒有了。即位的過程只有群臣上表請聽政、皇帝見群臣，直至入正殿辦公等內容。

對皇帝而言，除了即位，從政後還有一個重要的禮儀是上尊號，此禮從武則天時期就有。上尊號的儀注很豐富，把非常豪華的場面都搬了過來，但雖有「奉冊寶」，卻無大臣和皇帝間的授受交接，主要用意是歌頌皇帝，突出皇帝如何尊貴。此禮在宋代取代了即位禮帶給皇帝的榮光。

再以《貞觀政要》為例，現在大家都以為此書是表現魏徵怎麼進諫、唐太宗怎麼納諫，這當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貞觀政要》表現了唐太宗如何成為所有大臣圍繞的中心，皇帝地位如何得到突出。其實書中還有南北朝的一些遺痕，大臣能夠比較自由地表達意見，魏徵甚至還可以公開批評皇帝。這些應該都是北朝風習，北周的八部大人制度就給了鮮卑親貴極大的特權。我曾經討論過養老禮，漢代規定養老禮是皇帝給最尊敬的三老、五更準備的，應當在辟雍也就是太學舉行。屆時皇帝不但要親自迎接，而且須為之親袒割肉，敬獻酒食，恭聽其講授學問。北周時養老禮為開國元老、八柱國之一的于謹舉行，甚至有三老南面憑几，皇帝獻食，為之跪設、跪授之說。但隨著朝代推移，這種禮往後就形同虛設了。《開元禮》還有，但到了宋代，記載則完全不一樣了。原來給大臣的那些規格或改變或取消，皇帝的尊嚴被突出了。清朝乾隆帝曾打算恢復養老禮，但是沒有成功。張廷玉為此還作詩將以往關於三老的說法都說成杜撰，末兩句「慮其驚懼謝無當，王導稱曾喻太陽」，用王導謝絕晉元帝要和他一塊坐龍椅的典故，意思說即使皇帝願意，大臣豈敢放肆。這樣觀察中國古代社會禮制的發展，你就會發現，皇權的加強怎樣體現在禮的變化之中，而中古社會如何既與上古有著絕大的分別，本身前後期也是變化極大的。所以，將禮制與社會兩者結合起來，才能對華夏文明的發展有透徹的理解。

（訪談將刊於2016年10月2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標題為《吳麗娛談禮與中古社會》。）

責任編輯：丁雄飛澎湃新聞報料：4009-20-4009 澎湃新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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