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皇權與相權的博弈

中國有一種電視劇，叫做「神劇」，每年寒暑假各個衛視均會輪番轟炸，霸佔熒屏，而且無論從哪集開始看，都不會覺得突兀，很自然都會跟著劇情看進去，從早年的還珠格、西遊記，到近兩年的甄嬛傳、羋月傳都是這類「神劇」的代表。細看羋月傳和甄嬛傳，會發現一個很重要的不同。羋月傳里的張儀與秦惠文王，君臣之間那是坐而論道，侃侃而談。但是到了甄嬛傳里，年羹堯雖官至撫遠大將軍，封太保、一等公，高官顯爵集於一身，還是雍正爺的大舅哥，但見了雍正也是要跪受筆錄。同為士大夫，群臣之間差別為何如此之大？那麼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滿清，士大夫與君王之禮有著怎樣的變化，皇權與相權又有著怎樣的演變過程，略梳史料，我們窺之一二。

西周到春秋，士大夫夢開始的地方

春秋時期，我們經常能看到這樣的現象，很多士大夫遊走在各國之間，有點像今天的職業經理人，在此國不得志，便遠走他國推銷自己的治國思想。比如孟子，先遊說齊宣王，齊宣王沒有任用他。於是到了魏國，梁惠王不但不聽信他的主張，反而認為他的主張不切實情，遠離實際。孟子周遊列國後最終回到家鄉與萬章等人治學，用自己的餘生著書立說。再比如蘇秦，先是求見周顯王，顯王周圍的群臣不喜歡他，因他在顯王身邊並不得志。之後他去了秦國，遊說秦惠王兼并列國，稱帝而治。秦惠王認為時機不成熟，且秦國剛處死商鞅，討厭說客，未採納他的建議。蘇秦離開秦國，去了趙國，趙國國相奉陽君也不喜歡他，蘇秦又跑到燕國，燕文侯很欣賞他，資助他車馬金帛，前去遊說趙國，後來才有了蘇秦橫縱六國。

從以上舉的幾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先秦時期的群臣之間更多的是一種對等關係。從君臣之禮的角度，君臣之間的舉止性禮節，不僅僅是臣下向君主施行，而且君主也向臣下施用儀制。比如站立禮中，君主向臣下所施行的主要是「揖禮」，即後世所說的「作揖」。在那個時代，無論是禮制，還是史事，都有君向臣「 拜」的記錄，也就是君主向臣下跪拜。《戰國策.秦策三》記載秦昭王懇請范睢幫他，也是「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應允而向秦王「再拜」，「秦王亦再拜」，並對范睢說:「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先秦之前的春秋以及更早的西周時期，皇權與相權更像是一對戀人，君主對士大夫的渴求如關雎中描寫的男女一樣，「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封建制各封國之間君主與士大夫，彼此有更多的可選擇性，這種選擇性帶來了更多的是一種對等關係的長期持續，因此士大夫在先秦時期享受的禮遇達到了頂點。

秦漢至唐宋，皇權與相權的共生博弈

始皇帝統一六國後，建立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君主改稱皇帝，自此，皇權與相權以一種博弈的形式開始了漫長的共生關係。秦漢以來形成了一套嚴謹的宰相管理制度，概括地說，這一制度的本質是皇帝當董事長，宰相當總經理，秦漢的三公九卿到隋唐的三省六部，行政官員都直接聽命於宰相，宰相擁有相對獨立的管理權力和管理體系，客觀上形成了對皇權的有效制約。當然，遇到霸氣的皇帝，宰相也形同虛設。如漢武帝，與他共事的十多位宰相或黜或殺，幾乎沒有一個善終。

為了突出強化皇權與提高皇帝尊威，先秦時期君主禮敬大臣而卑己尊臣的禮儀，在秦漢以後已經從禮制中取消，皇帝只向極個別的大臣行禮，所以在朝儀及其他場合中已見不到像先秦時期的君主那樣，向諸侯、卿大夫、士等各級臣屬先施以揖禮、跪拜臣下的場面了。

當然，皇帝在與「三公」這樣高級領導幹部共議國是的時候，還是很講究禮儀的，這就是明清之人在追述那時的君臣之禮十分羨慕的「古有三公坐論之禮」、大臣與皇帝「坐而論道」。西漢文帝召賈誼在未央殿前談論，文帝聽得著迷，不知不覺以膝行挪動靠近賈誼所坐之席，賈誼也沒什麼特別的反映，顯示出當時君臣「坐而論道」的場景。皇帝與宰相等高級官員共坐議政的禮制，一直延續到唐、五代，其實仍是「大臣見君，列坐殿上」，宰相還有特別的禮遇，「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

在君臣之禮演變過程中，有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據《宋人軼事彙編》記載，宋太祖某一天在朝堂議事，對坐在下面彙報工作的宰相范質說：「老范，你念的什麼我聽不太清，你過來指給我看吧，范質連忙站起來，湊過去指點，等他完事想回到原位時，太祖已偷偷命太監撤去了座位。從此大臣們坐著和皇帝討論國事的歷史就結束了。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太祖把君臣共坐變為君坐臣立這一君臣之禮的重大改變，與其「杯酒釋兵權」一樣做得如此巧妙。從此，君臣促膝而談式的共坐議政，變為君主高坐於御座之上，臣僚站立其下，君臣之間高下分明。即使個別大臣再坐於殿上，則需皇帝特恩賜坐了，當然他們也只敢側身坐上半個座位。

如果問很多中國的文人，假如真的能夠穿越歷史，更願意回到哪個朝代，很多人的回答肯定是北宋。北宋文化繁榮的氣象在中國歷史中達到了一個頂點。於此同時，北宋有一條習慣法就是不殺大臣言事官。這是宋太祖誓約，藏於太廟之中。這讓士大夫更膽大的參與到政治活動中，士大夫不僅僅認為天下是皇帝的，也是士大夫的，從而懷有強烈的責任感，宋代的皇權與士大夫是一種共治天下的均衡格局。

皇權與相權的關係發展到唐宋時期更像是一對夫妻，兩者和諧共存，雖然偶爾同床異夢，但是為了維繫一個平衡的力量格局，彼此需要，相互存依，這種關係雖不及先秦時那般甜蜜，但更多的確定性，使彼此可以保持長時間的和諧共生關係。

明清時期，皇權與相權對等關係的完全瓦解

明朝沿襲了元代臣下向皇帝跪拜的制度。無論品級多高的官員，都要向皇帝跪奏政事。奏完皇帝令起，才能站立起身。皇帝發布聖諭時，百官都要跪著聽。皇帝賞賜大臣，大臣必須在御前跪受賜物，然後五拜叩頭。三拜九叩成為君臣之間常見的禮儀。

明朝由於尊君卑臣的強化，催生了兩大「制度毒瘤」，廷杖制度與詔獄制度。廷杖始於元代，元代中書省長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記載。明代較元代實行得更普遍、更厲害，無論多大的官員，只要皇帝一不高興，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頓，打完了再拖上來，這在唐宋之前是無法想像的。詔獄是皇帝一紙詔書就能讓大臣不經過正常司法程序就進入錦衣衛的大牢，直接拷掠刑訊，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三法司均無權過問。廷杖與詔獄的使用後果就是帶來了畸形化的君臣關係。

清代大體襲明制，在保留內閣的同時，將大學士品秩提至一品，又先後設立南書房與軍機處，作為皇帝的機要秘書處，原來屬於內閣的權力實際上已轉移到軍機處，其完全依附於皇權，即使貴為軍機大臣，也只能跪受筆錄。甚至「奴才」這個稱呼因顯得與皇權親近，也只有滿族官員才能自稱，漢族官員自稱「奴才」是要被官場的同僚恥笑不懂規矩的，相權與皇權發展到清代已經是一種完全不對等的畸形化關係。整個清代前、中葉，在專制皇權的高壓下，儒家出現了明顯的犬儒化趨勢，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明辯義理之道消退，訓詁考據之學盛行，用清代學者王鳴盛自辯的話來說，即所謂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求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

明清時期的皇權與相權之間的關係，更像是暴發戶與被包養的第三者。皇權的不斷膨脹就像是一個突然有了錢的爆發戶，而在高度集權的帝制下，士大夫就像生活來源完全依賴爆發戶的第三者一樣沒有了往日與皇權對抗的底氣，在時間的推移中，這種不對等的畸形化關係一直持續到晚清。

從作揖之禮到坐而論道再到跪受筆錄，從三省六部制到內閣制再到軍機處。從君臣之禮，再到皇權國家的機構設置，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皇權與相權的關係不是鐵板一塊，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封建制度的瓦解，在皇權一家獨大的演變中不斷變化。就像人類經過漫長的演變過程從猿人進化到智人，好不容易站起來。在皇權面前，士大夫又從「站」演化到「跪」。二者一種是生理變化，一種是心理的變化，但都像溫水煮青蛙一樣在不知不覺中演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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