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侵華攻入北京，清廷為何反給其頒發勳章？

日軍版畫：騎兵與清兵、拳民戰鬥

文 | 諶旭彬

1901年的9月7日，清廷簽訂《辛丑條約》，史稱「九七國恥」。不過，條約之外，還有著更大的鮮為人知的國恥。

清廷給參與八國聯軍侵華的日軍，共計賞賜了199枚「寶星」

1902年1月16日，出使日本大臣蔡鈞向日本外務省呈遞照會，轉達慈禧太后懿旨，內稱：「上年拳匪變亂，禁門以內，日本兵官嚴飭弁兵，極力保護，……深宮甚為感悅。著蔡鈞轉達日廷外部，傳旨向日皇伸謝，並著查取兵官武弁職務，迅速電復，以便分劃等第，賞給寶星。」略言之，就是要蔡鈞找日本方面索取上一年侵華的日軍軍官名單，以便清廷向他們頒賜「寶星」予以嘉獎。

另據慶親王奕劻致日本外務大臣信函，早在1901年上半年，清廷已主動向日方提出獎賞參與聯軍侵華之役的日軍將官，但日方「師團長來函謙謝，而未將各官銜名開送」。日軍未作回復，或許是覺得此事不可思議。故該年冬，奕劻再次請求日本外務大臣向清廷提供將官名單，以便「奏請皇上，分別給寶星」。

在確認清廷確實有意表彰參與侵華之役的日軍將官後，1902年3月，日方先是給清廷開列了一份90人的名單；4月，又開列了一份以下層軍官為主的109人的名單。後日本駐北京公使內田康哉對名單進行了刪改，最終提供了一份199人的名單。也就是說，清廷給參與侵華的日軍共計賞賜了199枚「寶星」——「寶星」，即清廷自西方引入的勳章，主要用來褒獎對中國友好、有大幫助的外國人（後期也漸漸頒給本國人士）。

日軍版畫：天津機器局戰鬥

如此不顧「國格」表彰侵略者，與日軍的行為有關，更與清廷謀求中日結盟的幻想有關

戰敗國被迫向侵略者低頭，乃常見之事。如《辛丑條約》第一條，要求清廷為在義和團事件中被殺的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立碑，並派遣親王前往德國謝罪。再如慈禧西逃、八國聯軍控制北京城後，滯留城內的某些官員也曾有過向聯軍贈送匾額的舉動。但像清廷這般，幾次三番主動提出給侵略者頒發勳章的行為，卻實在極為罕見。那麼，清廷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清廷對日軍的表彰——「禁門以內，日本兵官嚴飭弁兵，極力保護」，確實有史料可證。時人日記，多有關於日軍紀律和日佔區秩序在聯軍中為最佳的記載。如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里說「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紀律」；惲毓鼎《庚子日記》里說「此次俄、英、德、法、美、日六國分界，日本最安謐」；瑞澂《庚子手札》里說「此次大亂，各處兵官以日本最為講理，不亂殺亂燒，安民保商，處處有道理」；在京的英國人赫德也評價稱「日本軍隊對於維持秩序、組織供應等等遠比其它各國領先」……

另據日軍參謀本部文件披露，北京城被攻陷後，城內大亂，有滯留城中的清廷官員前往日本公使館求助：「有清人攜帶日本國旗，冒死來到公使館內的第五師團司令部，請求面見福島少將。此人是漢軍正白旗的參領，與少將相識已二十餘年，名為申鳥珍，……少將囑咐鳥珍，讓其尋找城內朝中大員，並讓其轉達如下之言：火速迎接慶親王，並打開同各國使臣的交涉之途，否則以今日之狀況曠日持久，則北京終將化為一片焦土。鳥珍深領其意……」宮中滯留的嬪妃、太監、宮女、守兵等，能夠在大亂下活命，也與日軍有關。據吏部主事胡思敬記載：「日本初入城，即分兵防守宮禁，宮中死亡逃逸外，食指尚千人，皆日軍供給之。太后出巡時，珍妃死，瑾妃從，唯惠妃留宮。惠妃者，穆宗妃也。素饒機智，太后甚重之。時宮人無所稟承，共推妃為主妃，保守國璽，約束閹官，並遣使致謝日將柴五郎，措置皆有法度。」日軍當日駐守東華、神武、西華三門，確實曾放出「如同乞食」的禁軍、宦官等二百餘人。

1899年，慶親王奕劻曾得慈禧許可，派人攜帶珍貴禮物及密電碼本赴日，策划過一次「中日結盟」。日方收下了禮物和密電碼本，但對結盟一事態度模糊，既未拒絕，也未響應。庚子年日軍的上述「善意」，顯然讓奕劻再度看到了「中日結盟」的希望，故而又是在他的操作下，有了這場被侵略者向侵略者頒發勳章的鬧劇——理由是侵略者在侵略過程中曾對被侵略者有過「保護」。

圖：日軍在天津城外斬殺拳民

日本政界、輿論界對清廷煽動義和團排外之事評價極低，雖接受勳章，但無意對清廷有更多響應

日方收下了清廷的勳章，但對清廷煽動義和團排外一事，卻評價極低。

如吉野作造回憶：「甲午戰爭勝利後，大多數日本人都懷有輕侮支那之念，但也有一部分人反而痛感到必須預防支那的復仇戰……直到義和團運動，慈禧太后等清朝政要都西逃，支那在整個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才發生了全面逆轉。」《東京日日新聞》則評價義和團是「妨礙國際交通之文明公敵」，應予「討滅」。《國民新聞》則稱：「清國……毫無保護外國人生命財產的誠意，則表明其缺乏自立於文明世界的資格。」山縣有朋也說得很直接：「清國動亂並非成因於一朝一夕，而是由來於政府沒有統治力、國民沒有思國心，已喪失了國家生存之條件。」尾崎行雄對保全中國毫無興趣，認為「支那已從根本上歸於滅亡」，「已亡之國」沒有任何保全的價值。當然，最形象的評價，還要算桂太郎的「蚯蚓論」：

「今之老帝國，恰似下等動物的形體，並沒有一套完整的機關，無論切斷何處，都還能留下幾分生機。將之分為千百份，就是千百份的個體。若使之保持整體狀態，也無非是千百個個體的呆然雜處，中央的統治神經不能支配全體。如象，如鯨，大則大矣，欲殺之亦可也。如蚯蚓斷首尾動，切尾首動……是於象身嫁接了蚯蚓的結構。」

如此，自不難理解，清廷雖不顧國格向侵華日軍頒發勳章，卻也並未得到什麼積極的回應。

日軍版畫：聯軍攻佔皇城戰鬥

注釋

「九七國恥」之說主要盛行於1920年代。如1924年孫中山曾發表《「九七」國恥紀念宣言》，同年，山西、湖南、蘇州等地學校均舉行了「九七」國恥紀念活動。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國政府授勛》，6-2-1，之二。轉引自：孔祥吉，《義和團若干重要史實述考》，收錄於《義和團運動11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同上。戴海斌，《「無主之國」：庚子北京城陷後的失序與重建——以京官動向為中心》，《清史研究》2016年第2期。《明治三十三年清國事變戰史》，《義和團運動文獻資料彙編·日譯文卷》，P355。轉引自：戴海斌《「無主之國」：庚子北京城陷後的失序與重建——以京官動向為中心》。胡思敬，《驢背集》，《叢刊·義和團》第2 冊，P516。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係史新探》，巴蜀書社，2004，P123-124。王美平，《近代日本的義和團運動觀》，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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