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晚清西北邊疆危機與清廷對策

文史 07-25

所謂「邊患」，是中國歷代王朝歷史演進中，中央政權始終面臨的共同挑戰。中國自秦始皇築長城，便形成與中央政權統治腹地相對應的「邊疆」。使聚居於中原的華夏族與周邊的少數民族「夷狄」真正分離開。從而形成「內外」之分，即華夏族（或漢族）聚居於長城以內，少數民族環居於外的民族分布格局，即所謂「內諸夏而外夷狄」者。[]這種格局，決定了歷代王朝必然產生如何處理與邊疆少數民族的關係，從而實現國家統一的問題。因此，邊疆問題，在實質上就是民族問題。探究邊疆問題，找出相應的解決途徑，無疑具有現實意義。晚清時期，西北邊疆出現了不同於歷代的新情況，英、俄等列強企圖染指我國邊疆地區，特別是西北邊疆，加劇了西北邊疆的混亂與紛爭，遂使清政府採取了更加有效的政策，防範、避免了西北邊疆再次出現外向擴散的分裂局面，其經驗教訓足為今人吸取借鑒。

一、清朝西北邊疆問題的歷史回顧

清王朝的西北邊疆問題，在滿洲問鼎中原後，才逐漸顯露出來。所謂西北邊疆，指的是今天的青海、甘肅、新疆、內蒙古西部一帶的廣袤地區，這裡生活著多個少數民族，以厄魯特蒙古、維吾爾等部最為強大。明末清初，蒙古分為三大部分：漠南、漠北以及西北厄魯特蒙古。自努爾哈赤於1583年（明萬曆十一年）起兵創業，迄至皇太極去世，清入關前，歷61年，東北地區最終統一。在此進程中，無論是努爾哈赤還是皇太極，都極力籠絡蒙古各部，採取聯姻和親與軍事打擊相輔相成的政策。從而使漠南蒙古（內蒙）歸順清朝，納入了清朝的版圖。隨即漠北蒙古（外蒙）各部也相繼赴瀋陽朝貢，建立起了滿蒙聯姻的政治隸屬關係。

清軍入關時，漠南蒙古各部一同進軍，為清王朝的統一立下了汗馬功勞。順治時，清王朝傾全力於全國的統一，此時的西北邊疆形勢較為穩定，各少數民族基本與清朝保持著朝貢關係。順治與攝政的多爾袞等繼續皇太極時期確定的懷柔邊疆各民族的政策，對西北厄魯特蒙古、及吐魯番、達賴喇嘛等邊疆少數民族進行了招撫，確立了朝貢關係。康熙即位後，西北邊疆民族與清廷的關係出現了重大轉折。西北地區向為厄魯特蒙古的游牧地區，細分為準噶爾、杜爾伯特、和碩特、土爾扈特四部。準噶爾部的噶爾丹相繼征服了厄魯特蒙古諸部後，便進一步征服了葉爾羌汗國，佔據了南疆各城。噶爾丹的「近攻」計劃奏效，勢力大增。為實現控制青海和碩特蒙古和漠北喀爾喀蒙古，進而統一蒙古各部，建立一個大蒙古帝國，噶爾丹不惜投靠沙俄，發動叛亂，橫行大漠，奪占漠南、漠北蒙古地區，對中央政權構成了直接威脅。噶爾丹曾向清廷公然提出：「聖上君南方，我長北方」，[]企圖與清王朝平分天下。康熙帝力主出兵，平息邊疆紛爭，穩固統治，決定親征噶爾丹。自1690年至1697年，經過三次征討，終於將噶爾丹徹底打敗。噶爾丹於是年閏三月十三日病死，其侄丹濟拉等「攜噶爾丹屍骸及噶爾丹之女鍾齊海，共率三百戶來歸」[]。噶爾丹的勢力冰消瓦解後，在康熙晚年，準噶爾部策妄阿拉布坦又發動叛亂，侵佔西藏，掀起了新的動亂。清軍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出兵平叛，經過激戰，終於消滅全部叛軍。

此時，青海地區的和碩特蒙古逐步侵擾甘肅，並與吳三桂時有往來，且暗中與噶爾丹暗通款曲。康熙帝曾多次警告和碩特蒙古的這種分離行為[]。特別是在解決南明、削平三藩後，清廷又擊敗了噶爾丹，將喀爾喀部納入中央管轄，其對周邊少數民族的駕馭能力明顯增強。

雍正帝即位後，繼續同西北准部的分裂勢力展開鬥爭。雍正元年（1722年），和碩特蒙古首領羅卜藏丹津在青海起兵發動叛亂，8個月後，清軍大破叛軍，恢復了在青海的統治。羅卜藏丹津逃至準噶爾部，為策妄阿拉布坦收留。由於剛剛繼位，雍正忙於鞏固帝位，且財力不足，暫時無暇平定準噶爾部。策妄阿拉布坦雖然遣使求和，但拒不交出羅卜藏丹津，故準噶爾問題始終未能得到徹底解決。至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病死，其長子噶爾丹策零又與清朝對抗。七年（1727年），清軍給予叛軍重創。十一年（1733年），雙方停戰，達成和解。

乾隆時期，西北准部戰事再起。噶爾丹策零死後，其子爭奪汗位的鬥爭引發了內部混戰，大策零敦多布後裔達瓦齊奪取了汗位，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與之發生了衝突，戰敗後，內附清朝。解決西北準噶爾部問題的時機到來。為徹底平定西北動亂，乾隆帝力排眾議，於乾隆二十年（1755年）率軍出征準噶爾部。經伊犁、格登山兩次交鋒，肅清了達瓦齊的勢力。隨後，阿睦爾撒納趁機收編達瓦齊的部眾，率眾叛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阿睦爾撒納戰敗，隻身逃入俄羅斯境內，不久病死。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終於完全平定兩大叛亂勢力，北疆歸於平靜。

南疆此時也陷入了混亂。維吾爾族聚居的「回部」，亦稱「葉爾羌汗國」，分為黑山派與白山派。白山派酋長艾赫邁德之子大、小和卓，即布拉尼敦、霍集占兄弟，在擺脫策妄阿拉布坦的統治，勢力稍長後，便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月發動叛亂，企圖脫離清王朝而自立。乾隆帝毫不遲疑，於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令清軍征討平叛。歷時近兩年，於二十四年（1759年）七月全殲叛軍。霍集占兄弟被處死。回部被徹底平定。經歷了持續近70年的平叛後，西北準噶爾部終於納入清王朝的版圖，天山南北兩路歸於統一。自此，西北邊疆維持了大約200年的和平與安定。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最終形成，清代社會也發展到了創建以來的極盛時期，史稱「康乾盛世」。對此，乾隆帝極為得意：「關門以西，萬有餘里，悉入版圖……以亘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僕，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

二、晚清西北邊疆危機的由來

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經過不斷蠶食，西方列強在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建立了殖民統治，並將其勢力逐步滲入到長江中下游地區，向內地不斷擴展。與此同時，隨著西方列強對亞洲其他國家侵吞的加劇，在中國的邊疆地區，特別是西北邊疆地區，已經出現了他們的身影。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的西北邊疆地區已呈現危機四伏的態勢。民族分裂分子在西北邊疆互相征戰，一片混亂。清王朝為維護國家統一，堅決對西北地區用兵平叛。帝國主義利用民族分裂分子，阻撓甚至干涉清政府的平叛活動。一旦涉及到他們的殖民利益，不惜親自發動軍事侵略，造成了西北地區綿延不絕的動亂。

19世紀上半期，沙俄積極向東進行殖民擴張，企圖侵佔中亞，控制中國的新疆以進入南亞；英國則以印度為基地，陰謀將其勢力滲入新疆，使之成為英國的商品市場與原料產地，並通過新疆為跳板與俄國爭奪中亞。地處西北邊陲的新疆，其地位日見重要，成為英、俄角逐中亞的關鍵。

1851年，太平軍起義金田，席捲江南，西北邊疆地區很快受到波及。陝甘回民反清起義爆發，引起了多米諾骨牌效應，新疆地區的局勢出現了動蕩。各少數民族紛紛發動起義，反抗清王朝的統治，清王朝在新疆的統治行將崩潰，形勢岌岌可危。名目繁多的割據政權紛紛建立，主要有以庫車為中心的熱西丁政權，以烏魯木齊為中心的妥得璘政權及以喀什噶爾為中心的司迪克、金相印政權。一些民族分裂分子以反清為幌子，

大搞民族分裂活動，搜刮民財，彼此征殺，新疆地區重新陷入了一片混亂，新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司迪克、金相印等為收買人心，擴張勢力，派人去迎接流亡中亞的張格爾之子布素魯克回新疆。浩罕軍官阿古柏遂搜羅一批亡命之徒，於同治四年（1865年）「護送」布素魯克侵入新疆，攻佔了喀什噶爾（今喀什地區）。浩罕國原為清王朝在中亞地區的一個藩屬小國，因沙俄在中亞地區的殖民擴張，使其大部領土陷落，僅剩安集延部落。阿古柏侵入南疆後，趕走了司迪克，並挾持布素魯克，掌握了政權。他以武力與分化收買為手段，經過為時兩年多的征戰，控制了南疆地區各主要城市。1867年（同治六年），他囚禁了布素魯克，自立為王，建立了「哲德沙爾國」。其後，又大舉攻戰，吐魯番、烏魯木齊等都落入其手。1870年打敗妥得磷政權後，阿古柏自稱「畢條勒特汗」（「幸運之王」），建立了在新疆的殖民政權。他佔據新疆後，勾結民族分裂分子，投靠沙俄及英國等列強。

奪取新疆是沙俄侵略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1865和1866年，沙俄相繼征服中亞的浩罕與布哈拉兩個王國，佔領浩罕重鎮塔什干，逼近南疆。1867年，沙俄在塔什干設立總督府，建立「俄屬土耳其斯坦」，任命考夫曼為總督。同時，沙俄西西北利亞總督瓦里哈諾夫（Valikhanov）提出「使喀什噶爾成為脫離中國而獨立的受俄國保護的國家」的主張[]，阿古柏對沙俄的擴張有所顧慮，他要求沙俄承認他的「哲德沙爾國」；沙俄則擔心阿古柏會擁兵自重，在中亞建立反俄聯盟，遂決定逼迫阿古柏就範。

沙俄的步步緊逼，促使阿古柏轉而投靠英國，企圖借英以抵禦俄。為防止沙俄勢力南侵印度，英國主張建立以阿古柏政權為主的緩衝地帶，公然要求清政府承認阿古柏政權，但被清廷堅決拒絕。恭親王奕曾明確告訴英國駐華使節威妥瑪說，新疆不同於朝鮮、安南，「它是中國的一部分」，[]奕指出「在平定陝西與甘肅叛黨後，中國政府將繼續鎮壓新疆叛亂」。[]沙俄擔心其在新疆的利益會被英國奪走，便先發制人，於1871年公然出兵伊犁，作為鯨吞新疆的一個橋頭堡。並進一步沿青海、甘肅一帶，進入長城以南。因此對於清政府交涉伊犁的外交照會置之不理。至此，西北邊疆危機已成亟待破解的難題，擺在了清王朝的面前。

三、清政府為解危機而採取的對策

面對西北邊疆的糜爛局面，清政府迅速做出積極應對，以出兵鎮壓陝甘回民起義為契機，乘勢進軍新疆平叛，消滅民族分裂勢力和外來侵略者，以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清王朝首先進行了一次國防戰略的辯論。就「海防」與「塞防」二者孰輕孰重，孰先孰後，進行了多次商討。在半年的時間裡，朝中大臣基本形成了兩大派：「塞防派」與「海防派」。海防派主要以時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李鴻章為首。李鴻章鑒於東南沿海自鴉片戰爭以來，屢次經受西方列強的入侵，且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事件出兵台灣，使其更加堅定了側重東南海疆防衛的海防論。他指出，歷代邊防重點多在西北，國家強弱皆取決於此。如今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新疆即使無戰爭，每年花費兵餉亦達300餘萬兩。失去新疆與中國無損，有之反而受累，故「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妨，則腹心大患愈棘」。[11]他認為，新疆北鄰俄羅斯，西接土耳其、波斯諸國，南面靠近英屬印度。這些國家日漸強大，即便勉強收復新疆，將來也斷難久守，而中國目前的實力也難以做到海防、塞防兼顧，不如命西征新疆的各路軍隊嚴守現佔有的疆界，已出塞及尚未出塞的各路軍，改撤的撤，該停的停，把撤或停的各軍費挪作海防之用。為此他主張暫棄新疆，劃界自守，將塞費挪作海防之用。兩江總督李宗羲、閩浙總督李鶴年、江西巡撫劉坤一、湖廣總督李瀚章等也都均先後上奏闡述重海防的主張，支持李鴻章的觀點。

以左宗棠為首的眾多臣工，則突出強調塞防的重要性。塞防論首見於湖南巡撫王文韶。他把塞防看作是關係國家安危的重中之重。他認為：「海疆之患，不能無因而至，其視成敗以為動靜者，則惟西陲軍務。」他主張海防與塞防都不能輕易放棄，當前應全力於塞防，收復新疆，就是為加強海防而先安定後方。[12]山東巡撫丁寶楨也持相同主張。他將沙俄侵佔新疆看作是中國的「心腹之疾，患近而重」，因此必須加強東北與西北塞防。[13]

當各地督撫的奏摺送到左宗棠手裡後，他上了一份長篇奏摺，系統地闡述自己的觀點。首先，他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場。「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在論證西北邊疆在歷史上和目前的重要戰略地位之後，他批駁了李鴻章「暫棄新疆，劃界自守」的主張，指出：欲絕俄人陰謀，必先平定回部；欲收復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如果不得烏魯木齊，不僅危及陝甘，而且燕晉蒙古「亦將無晏眠之日」。因此，重新疆以保蒙古，保蒙古以衛京師。西北與京師的關係，如臂膀與手指相連，形勢完整，無縫可乘。[14]他還一一剖析了塞防軍費的支絀，強調：「無論烏魯木齊未復，無撤兵之理；即烏魯木齊已復，定議劃地而守，以徵兵作戍兵為固圉計，而成帳防秋，星羅棋布，地可縮而兵不能減，兵既增而餉不能缺，非合東南財賦通融挹注，何以重邊鎮而言內外之防？[15]所以，李鴻章「將塞防費用挪作海防之用」的主張是極為偏執的：「是停兵節餉，于海防未必有益，於邊塞則大有所防，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審處者也。」[16]左宗棠的這份奏摺呈遞後，得到了奕、文祥等人的鼎力支持。收復新疆，南轄回部，北撫蒙古，用以備御英、俄，這才是安邊的「久遠之計」！[17]清廷遂決定全力處理以新疆為關鍵的西北邊疆危機。其具體措施是：

首先，對於西北民族分裂勢力予以堅決的軍事打擊。

清廷命左宗棠在肅清陝甘後，趁勢出兵新疆。光緒元年（1875年），清廷以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左宗棠臨危受命，奏請借外國銀行500萬兩白銀，並在蘭州創辦兵工廠，積極整軍備戰。一切準備就緒後，次年（1876年）春，左宗棠移師肅州（今甘肅酒泉），命劉錦棠為前敵總指揮，帶兵出征，開始了收復新疆之役。僅半年時間，便收復了除伊犁以外的北疆全部地區，阿古柏被迫固守南疆。光緒三年（1877年）三月，收復南疆之役開始。幾天時間便相繼攻克吐魯番、達坂城以及托克遜，打開了進軍南疆的通道。阿古柏已於吐魯番被攻破後，服毒自殺。此後，清軍在廣袤的南疆展開了進攻，一路勢如破竹，於十一月二十日攻下了英吉沙爾。依附阿古柏的白彥虎與阿古柏之子逃至沙俄。自此，除伊犁為沙俄侵佔外，新疆全境收復。阿古柏為首的分裂勢力被肅清。

其次，採用外交手段杜絕外國勢力染指邊疆。

左宗棠收復新疆後，沙俄依然佔據伊犁。清廷要求俄國與左宗棠直接商談，沙俄駐華公使布策卻百般拖延。光緒四年（1878年），清廷派遣崇厚為欽差大臣出使俄國，全權處理對俄交涉。在受到沙俄蒙蔽，於五年（1879年）私自簽訂了《交收伊犁條約》（即《里瓦幾亞條約》）。中國除收回伊犁幾座空城外，喪失了霍爾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領土，俄國在西北地區多處增設領事。伊犁周邊均為沙俄包圍，危害極大。清政府拒絕接受這一條約，於光緒六年（1880年）改派曾紀澤主持談判。曾紀澤將修約的重點放在「力爭分界，酌允通商」，提出六點要求：收回全部伊犁地區，削減通商地點、領事添設地點以及減少免稅特權等等。經艱苦的努力，最終於光緒七年（1881年）1月26日簽訂了《中俄伊犁條約》，收回了大量權益。在新約中，爭回特克斯河流域的2萬多平方公里領土；俄國商人在新疆貿易，由「均不納稅」改為「暫不納稅」；只添設了赴嘉峪關一條商路；增設嘉峪關、吐魯番兩處領事；賠款金額增至900萬盧布。儘管《中俄伊犁條約》也是屈辱的不平等條約，但此條約簽訂，爭回了一些權益，並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中俄在西北地區的邊界，使以英、俄為首的西方列強瘋狂擴張的勢頭得到暫時的遏制。

第三，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管轄，加強西北邊疆與中央政權的聯繫。新疆收復後，為加強統治，清政府一改之前的伯克制、扎薩克制、軍府制等行政體制，以「大一統」的理論指導，實行了行省制度。左宗棠對新疆建省認識極為深刻。一再建議清政府儘早實施。經陝甘總督譚鍾麟及劉錦棠補充、修訂後，終於在光緒十年（1884年），正式建立行省，劉錦棠成為首任甘肅新疆巡撫、魏光燾為布政使。新疆建省，改變了千百年來中央政權對西北地區的統治政策，有效防範了分裂獨立的外向離散風險，其意義十分重大。新疆成為行省，下設道、府、廳、州、縣等行政建制，行政區劃日趨完善，中央政府能夠施行有效的行政管轄。加強了西北邊疆與中央的聯繫，在一定程度上防範了民族分裂勢力與外部勢力相勾結，便利了中原地區文化與邊疆地區的交流、傳播，新疆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最後，加快開發西北邊疆地區，使其經濟社會逐步發展提高。

西北邊疆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西北邊疆是國家重要的屏障。西北邊防的鞏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地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因此。歷代統治者對於西北邊疆的開發十分重視。鴉片戰爭前後，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開發西北的政策。西北部分地區位居邊陲，開發西北，對於加強國防，提高戰略防禦能力，十分有利。但是，由於游牧民族長期聚居西北，經濟十分落後，無力承載邊防所需。只有在西北邊疆發展社會生產，加強其經濟實力，解救困苦民生，集結屯駐軍隊，才能防範外來勢力，鞏固國家統一。左宗棠在進軍西北途中，親眼目睹西北發展的落後，民生困苦，難以保證軍需供應，對清政府安邊治民，鞏固邊防十分不利，進而認識到開發西北對於國家和當地的重要意義。因此，他一面指揮作戰，一面實施開發西北的計劃。在新疆，左宗棠禁種罌粟，倡導種糧植麻，推廣水稻，種桑養蠶等以發展農業。左宗棠在新疆及西北地區大力推行駐軍屯田，興修水利，解決了軍隊戍守的後勤補給；他開設義學，興辦書院，擴大了當地教育普及與傳播；他設立蘭州機器製造局、蘭州毛紡織廠等一批近代工廠，邁出了西北地區工業近代化的第一步，加快了西北開發的步伐。左宗棠對西北邊疆地區的開發，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西北地區社會經濟文化落後的面貌，促進了西北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

四、國家與民族「大一統」牢不可破

揆諸史實，晚清西北邊疆危機之所以能夠迅速化解，與清代統治者「大一統」的理論及其實踐密不可分。「大一統」乃先秦儒家首倡，自秦漢以來，歷代王朝均奉為圭臬，「一統天下」，以長治久安，是統治者最高的政治理想與追求。可以說，「大一統」是左右中國歷史發展的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意識形態。有「大一統」的指導，集政治、文化、經濟、倫理於一身的共同體中國，只有王朝和政權的更迭，絲毫不影響中國自身的存在。「大一統」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條主線，也是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一條法則。[18]

清代則突破歷代「華夷之辨」的傳統，在入關之前便確立了一種新型民族關係。自皇太極即位，便明確表達了他的「滿漢之人，均屬一體」的思想[19]，是為「大一統」思想的雛形。入關之後，順治帝發展了「滿漢一體」，進一步明確提出了新的觀念：「天下一統，滿漢無別」[20]；「滿漢官民，俱為一家」[21]；「方今天下一家，滿漢官民皆朕臣子」[22]；「不分滿漢，一體眷遇。」[23]凡此種種，都是對皇太極思想的繼承發展。

康熙帝即位後，平三藩，復台灣，實現了其祖先從未實現的功業，也繼承和發展了其父順治帝的理念。他明確提出「天下一家」的思想並加以實踐。康熙三十年（1691年），他宣布廢除萬里長城。打破了長久以來分隔「華夷」的文化藩籬。康熙帝曾說：「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也。」[24]他意欲廢除土石長城，築成一道心理、思想的長城。在歷史的長河中，康熙帝第一次打破了「華」、「夷」的民族界限，空前擴大了中國地理的新概念，改變了兩千年民族分離的格局，真正解決了北方少數民族與中原王朝若即若離的關係，徹底降服了橫行大漠幾個世紀的蒙古人，從而將「大一統」的理論發展到了新的高度。清王朝的國家「大一統」已經推進到了長城以外。長城內外真正開始了一體化的進程。

雍正帝則集歷代「大一統」統治思想之大成，明確提出了「中外一家」的理論體系。他認為「夫中外者，地所劃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諸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25]他從理論上對「大一統」做了全面而高度地概括。十分精闢。

乾隆帝則對漢族士大夫的「夷漢」固有觀念，予以了批駁：「以百年內屬蒙古而目之為夷，不但其名不順，蒙古亦心不甘。」繼續發展鞏固「大一統」的成果。而在「大一統」的理論指導下，在西北、北方、東北以及西南邊疆地區，通過實行不同的管理制度，終於將歷代綿延不絕的邊患治理成為國家長治久安的藩籬與屏障，成為清朝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此同時，清王朝在陸路邊疆地區的統一經營活動達到了歷史的頂峰，也達到了時代的極限。空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亦宣告形成。

「大一統」的思想理論一旦形成，必然會對後代產生深遠影響。由「大一統」維繫而形成的多民族國家不會輕易產生外向擴散的離心傾向，即使出現外部勢力干涉與內部分裂勢力相勾結的新情況，西北邊疆的分裂也終將得到妥善解決。儘管受到英、俄等西方列強的染指、干涉，晚清西北邊疆危機開始顯現並擴散，對清王朝的中央集權統治構成了威脅，但在晚清七十年的時間裡，西北地區始終未能從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分離出去。其根本原因，就在於自清初統治者形成並發展起來的「大一統」理論的支撐，這一理論具有使中華民族共同體內各民族產生內向凝聚的向心凝聚力。一旦邊疆地區出現動亂，發生民族分裂的危機，由於其違背各民族的共同意願，損害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必然會遭到大多數民眾的排斥與唾棄。歷史已經向世人表明了這一點。

[] 張立程（1977~ ），山西應縣人，中國計量學院人文社科學院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近現代史所博士後，碩導，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 李紅衛（1966~ ），山西曲沃人，中國計量學院人文社科學院副教授，碩導，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 李治亭：《論邊疆問題與歷代王朝的盛衰》，《東北史地》2009年第6期。

[] [清]溫達等：《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七，康熙四十七年殿刊本。

[] 《清聖祖實錄》卷183，中華書局1985年9月，第956頁。

[] 《清聖祖實錄》卷178，中華書局1985年9月，第910~918頁。

[] 《清高宗實錄》卷599，中華書局1986年2月，第203頁。

[] 阿達爾：《英屬印度的北部邊疆，1865—1895年》，G. J. Alder: British India』s Northern Frontier 1865-1895. A. A study in Imperial policy, 第35頁，1963年倫敦版。

[] 高鴻志：《英國與中國邊疆危機1637-1912》，第150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

[]《英國外交部檔案》F.O. 17/548/57. Wade to F.O, 12, April 1870 轉引自徐中約：《伊犁危機》 Immanuel C. Y. Hsu: The Ili Crisis, 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 1871[1881] 1965年版，第29頁。

[11] 《李文忠公選集·籌議海防摺》，《台灣文獻叢刊》第131種，台灣大通書局2000年，第104頁。

[12] 《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台灣文獻叢刊》第38種，台灣大通書局2000年，第227頁。

[13] 《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台灣文獻叢刊》第38種，台灣大通書局2000年，第257頁。

[14] 《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六，第48頁。

[15] 《復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嶽麓書社2008年，第178頁。

[16] 《復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嶽麓書社2008年，第179頁。

[17] 李雲麟：《西征事略》卷上。

[18] 李治亭：《論清代「大一統」與邊疆民族問題》，《明清論叢》第六輯，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6月。

[19] 《清太宗實錄》卷1丙子，中華書局1985年10月，第26頁。

[20]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馮銓傳》卷245，總第9632頁，中華書局1977年。

[21] 《清世祖實錄》卷15，中華書局1985年8月，第140頁。

[22] 《清世祖實錄》卷43，中華書局1985年8月，第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