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到來前，人生突然改變，事情大概就是這樣

作者簡介：

瓊·狄迪恩（Joan Didion）：美國著名作家、記者，生於 1934 年，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20 世紀 60 年代步入文壇，以出色的小說、劇本、雜文和文學性新聞寫作奠定了在美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主要作品有《向伯利恆跋涉》《最好的狄迪恩》《藍色的夜》等。

2005 年，瓊·狄迪恩憑藉《奇想之年》獲美國國家圖書獎（非虛構類）。 2007 年，她又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基金會為對美國文學具有卓越貢獻的作家頒發的年度獎章。 2013 年，美國政府授予瓊·狄迪恩美國藝術與人文國家獎章。

書籍摘錄：

1

人生突然改變。

人生在一剎那間改變。

你坐下來吃晚飯，你所熟知的生活就此結束。

自憐自哀的問題。

這是我在事發之後寫下的最初幾行文字。微軟Word文檔（「變化札記. doc」）顯示的修改時間是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日晚十一點十一分，不過當時的情況，大約是我打開文檔後，條件反射地在關閉前點了一下保存。整個五月，我沒有修改過這份文檔。自二零零四年一月起，也就是事件發生的一天、兩天，抑或三天後，我寫下這幾行文字，便沒有做過任何改動。

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沒有提筆寫過任何東西。

那一剎那稀鬆平常。

在某個時間點，為了銘記這個事件最令我驚異的部分，我考慮過要添加如下字眼：「那一剎那稀鬆平常。」但我立即明白，「稀鬆平常」這個詞其實全無添加的必要，因為我絕不會忘記：這個詞從未離開我的腦海。正是大事件之前周遭一切稀鬆平常的本質，不斷阻撓著我，令我沒法理解它、接納它、渡過它，乃至不能真心相信事件已然發生。如今我確認這一現象其實是普遍存在著的：遭遇突發災難，我們關注的卻是匪夷所思的事情發生時，周遭的情況是多麼平凡。飛機墜落時湛藍的天空；汽車燃起大火時正在辦理的例行差事；孩子們像往常一樣盪著鞦韆，而響尾蛇鑽出常春藤咬了他們一口。一位精神科護士的丈夫死於高速公路上的一場車禍，我在她的描述中讀到：「他正行駛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開心、成功、健康，然後就沒了。」一九九六年，我採訪過一些人，他們都親歷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檀香山的那個早晨；無一例外，他們對珍珠港事件的講述都以如下措辭開頭：那是個「稀鬆平常的星期日的早晨」。多年以後，當紐約居民回憶起美航第十一次航班和聯航第一七五次航班撞向世貿雙子塔的那個早晨，他們仍然會說「那不過是九月的一個稀鬆平常的日子」。即便是「九一一事件」調查報告，開篇也是這常常帶有預兆性，卻依然令我們瞠目的說辭：「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二，美國東部破曉的天空萬里無雲，空氣溫暖而濕潤。」

「然後——就沒了。」我們在生的懷抱中死去，聖公會教徒在墓地前如是說。後來我意識到，我肯定向最初幾周來到家中的每位賓客一遍遍重述了事件的細節；所有這些親戚朋友都幫忙帶來食物，倒好飲料，在餐桌上擺好餐具，款待午餐或晚餐時家中的諸多來客；所有這些人還幫我收拾餐盤，冷藏剩飯，打開洗碗機，把我們（我還沒法用「我」的概念來想問題）原本空蕩的房子塞得滿滿當當，即便在我去卧室（我們的卧室，這間卧室的沙發上仍然擱著一件特大號毛巾布袍子，是我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從貝弗利山的理查德·卡羅爾商店買回來的）睡覺後都有人留守，並把門關上。在我的記憶中，關於最初幾天乃至幾星期最清晰的印象，是那些我被突如其來的心力交瘁擊垮的瞬間。我不記得跟任何人講過那些細節，但我肯定這麼做了，因為似乎每個人都知道。某個時刻，我想過事情的細節有可能是在他們中間傳開的，但又立即否定了這種可能性：他們對事情來龍去脈的把握都太過精準，不可能出於彼此相傳。那只可能出自於我。

我明白事情只可能出自於我的另一個原因是，聽到的每一個版本，都不包含我當時無法面對的細節，比方說客廳里的那攤血跡，它直到何塞第二天上午回來才被清理乾淨。

何塞。他是我們家的一員。那天（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些時候，他本該飛往拉斯維加斯，卻沒能成行。何塞那天上午一邊哭一邊清理血跡。我把事情告訴他時，他一開始並沒有聽明白。顯然我不是一個理想的講述者，我的版本不僅邏輯混亂，還有很多遺漏，我的言語無法表達當時情景的核心事實（後來當我把事情告訴金塔納時，也同樣詞不達意）。但待到何塞看到血跡，他就明白了。

他那天上午來我家之前，我已經拾起了扔在地上的注射器和心電電極，但我沒法面對那攤血跡。

事情大概是這樣。

現在我提筆寫下這些文字，時間是二零零四年十月四日下午。

九個月零五天前，也就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上九點左右，我同丈夫約翰·格雷戈里·鄧恩在紐約寓所的客廳里剛剛坐下吃晚飯，他當時看上去（後來得到確證）是突發了嚴重的冠心病，這最終令他喪命。我們的獨生女金塔納在過去的五天里一直處於昏迷狀態，住在貝斯以色列醫療中心辛格分院的重症監護病房裡。這家醫院（二零零四年八月停止營業）位於東區大道，是大家熟知的「貝斯以色列北院」或「達可塔斯醫院」。起初我們以為她得了嚴重的流感，在聖誕節一早將她送去急診室，可她的病情卻惡化成了肺炎和敗血性休克。接下來的那段時間，那幾星期乃至幾個月中，我曾經擁有的關於死亡，關於疾病，關於概率和運氣，關於好運與厄運，關於婚姻、子女與記憶，關於喪慟，關於人們直面死亡的事實時採取的應對方式以及無法應對的方式，關於理智的膚淺，以及關於生命本身的任何一個固有的觀念，都被切割得支離破碎。而這些文字是我的一番嘗試，我試著去弄明白這其中的意義。我把畢生都獻給了寫作。作為一名作家，自孩提時起，在我的文字還遠遠沒有化作紙上的鉛字時，我腦中便形成了一種觀念，認為意義本身居於詞語、句子和段落的韻律之中；我還掌握了一種寫作技巧，將我所有的思考和信念隱藏在愈發無法穿透的文字虛飾背後。我的寫作方式是我的存在方式，或者說已經成為了我的存在方式；然而在這本書中，我希望擁有的卻不是詞語及其韻律，而是一間配備有 Avid 數碼剪輯系統的剪輯室。我可以按下一個鍵，便打亂時間的順序，在同一時間裡向你們展示如今來到我跟前的所有記憶畫面，由你們來選擇不同的片段，那些微妙的、不同的表達，那些對同一語句的多種解讀。在這本書中，我只有超越詞語才能找到意義。在這本書中，我需要穿透我的所有思考和信念，即便只是為了我自己。

2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一個星期二。

我們已經去貝斯以色列北院六樓的重症監護病房探望過金塔納。

我們已經回到家中。

我們已經討論過是外出吃晚飯還是在家吃。

我說我待會兒給壁爐生火，我們可以在家吃飯。

我生好火，我開始準備晚飯，我問約翰要不要喝杯酒。

我給他倒了杯蘇格蘭威士忌，拿到客廳里，他正坐在爐火旁的椅子里讀書，那是他慣常的座位。

他讀的是戴維·弗羅姆金《歐洲最後的夏天：是誰發動了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的試讀本。

我做好晚飯，在客廳里擺好餐桌，只有我們兩人在家吃飯時，我們都會坐在這處烤得到爐火的位置。我發現我一直在強調爐火，因為爐火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我在加利福尼亞長大，約翰和我在那裡居住了二十五年，在加利福尼亞我們用爐火給房子供暖。我們甚至在夏夜都會生火，不然霧氣會進來。生火表示我們已經回到家中，我們畫出了一個安全的範圍，我們會平安度過夜晚。我點亮蠟燭。約翰在入座前讓我再給他倒一杯。我倒好遞給他。我們在桌邊坐好。我集中注意力攪拌沙拉。

約翰說著話，然後他停住了。

在他停止說話的前幾秒或前一分鐘里，在某個時刻，他問我給他倒的第二杯酒是不是純麥芽蘇格蘭威士忌。我說不是。我倒的威士忌跟第一杯一樣。「那就好」，他說，「我也說不上來為什麼，但覺得你不會讓我混著喝。」在那幾秒或一分鐘里的另一個時刻，他談論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性，說它決定了二十世紀餘下的整個時期的走向。

我不知道當他停止說話時，我們在討論哪個話題，是蘇格蘭威士忌，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我只記得自己抬頭看時，他舉著左手，人卻耷拉著一動不動。一開始我以為他在開一個一點都不好笑的玩笑，試圖讓這一天的艱難顯得尚且能夠應付。

我記得自己說，別這樣。

可他並沒有回答，我最先想到的是他也許被食物噎住窒息了。我記得自己將他從椅背上架起來，要對他實施海姆立克急救法。我記得他重重地向前傾倒，先是撞上餐桌，然後仆倒在地板上。廚房的電話旁貼著一張卡片，上面有幾個紐約長老會醫院的急救號碼。我把這些電話號碼貼在電話旁，不是因為預計到會發生這樣的狀況。我貼這些號碼，是怕萬一樓里有其他人需要叫救護車。

其他什麼人。

我撥通了其中一個號碼。調度員問他還有沒有呼吸。我說快來救人。醫護人員抵達時，我試圖告訴他們都發生了什麼，可在我說完之前，他們已將約翰躺倒的那部分客廳變成了急救室。其中一位（他們一共三個人，也可能是四個，甚至一小時後我還是搞不清人數）在向醫院報告約翰的心電圖，他們好像已經在傳輸數據了。另一位正在拆注射器的包裝（第一枚還是第二枚，反正後來還用了很多。腎上腺素？利多卡因？普魯卡因胺？這些不知道從哪兒來的名字出現在我的腦海里）。我記得自己說他可能是窒息了。但醫護人員檢查了一下，立即否決了這種可能性：呼吸道是通暢的。他們現在要使用心臟除顫器，試圖恢復約翰的心律。他們也許讓約翰恢復了一拍正常的心跳（也許只是我一廂情願，我們都沉默不語，約翰被震得劇烈跳動了一下），然後心跳又沒了，然後又震了一下。

「他還在顫動」，我記得拿著電話的那位醫護人員這樣說道。

「室顫，」第二天上午，當約翰的心臟病醫生從楠塔基特打來電話時，他這麼解釋道，「他們說的應該是心室顫動。」

他們說的也許是「心室顫動」，也許不是。心房顫動並不會直接引發、也不會必定引發心跳驟停。但心室顫動卻會導致這種後果。也許他們說的就是心室顫動吧。

我記得自己試圖在腦海里釐清接下來都發生了什麼。既然救護小組已經在客廳里了，那麼按照邏輯，下一步就應該去醫院。我突然意識到，救護小組會突然就決定去醫院，而我還準備不足。我手頭可能沒有需要攜帶的東西。我可能會浪費時間，被他們丟在後頭。我找出自己的手提包、一串鑰匙，以及約翰的醫生對他的病史所做的概述。當我回到客廳時，醫護人員正在觀察他們放在地板上的監視器。我看不到監視器的畫面，只好注視著他們的面龐。我記得其中一位匆匆看了另外幾人一眼。當他們決定要走時，一切發生得太過迅速。我跟著他們走向電梯，問能不能跟他們一塊兒走。他們說得先把輪床送下去，我可以搭乘第二輛救護車。其中一位醫護人員陪我一起等電梯上來。待他和我鑽進第二輛救護車時，裝著輪床的那輛救護車已經發動起來從大樓前門開走了。我們那棟樓跟紐約長老會醫院（那個院區原先是紐約醫院）隔了六個穿城街區。我的記憶中既沒有任何救護車的警報聲，也沒有那時的交通狀況。當我們抵達醫院急救中心的入口時，輪床已經被推進了醫院大樓。一位男士在車道上等候。我視線里的其他人都穿著醫護服，他卻沒穿。「這是那位妻子嗎？」他問司機，然後轉頭對我說話。「我是您的社工。」他說。而我猜，在這個時候我就應該知道結局了。

題圖來自：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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