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中的神秘張之洞

清末名臣張之洞

史料的發現真是讓人驚心動魄，在我研究戊戌變法已達十年之後，閱讀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所藏「張之洞檔案」，不由又有了牖開思進之感受。

很長時間以來，戊戌變法史的研究，以康有為、梁啟超留下的史料為基礎，構建成當前戊戌變法史的基本觀點、敘事結構和大眾認識。儘管也有一些歷史學家對康、梁的一些說法提出了質疑，但畢竟沒有新的大量的史料可供其另闢新途。歷史學家陳寅恪言及戊戌變法的思想源流，稱言：

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咸豐之世，先祖亦應進士舉，居京師。親見圓明園干霄之火，痛哭南歸。其後治軍治民，益知中國舊法之不可不變。後交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極相傾服，許為孤忠閎識。先君亦從郭公論文論學，而郭公者，亦頌美西法，當時士大夫目為漢奸國賊，群欲得殺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據是可知余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陳寅恪集·寒柳堂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167頁。「先祖」，湖南巡撫陳寶箴。「先君」，吏部主事陳三立，曾游張之洞幕，戊戌時隨侍陳寶箴在長沙，對湖南的變法多有作用。）

陳寅恪指出從實際經驗中得知須借重西法改舊法的陳寶箴，與從「今文」經、「公羊」學中推導出「孔子改制」之說的康有為，有著思想淵源的不同。他的這一評論，具有指向性的意義，其基本史實方面當得自於其「先祖」與「先君」。然長久以來，學術界對陳寅恪的這一說法有過許多次引用和讚賞，但一直不能予以證明。這是因為陳寶箴、陳三立父子留下的關於戊戌變法的材料太少。[陳寶箴的部分檔案，現存於上海圖書館，已由許全勝、柳岳梅整理髮表，見《陳寶箴遺文》（上海中山學社：《近代中國》第11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陳寶箴遺文（續）》（上海中山學社：《近代中國》第13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他們又整理髮表了《陳寶箴友朋書札》，分四部分在《歷史文獻》第三至六輯連載（其中第三、四、五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0年4月、2001年1月、2001年8月；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月）。汪叔子、張求會編《陳寶箴集》（中華書局，上冊，2003年，中冊、下冊，2005年），搜集細心，匯錄各說，是重要的史料。]

而與陳寶箴屬同一政治派系的張之洞，卻留下了相當完整的檔案。[與陳寅恪所言陳寶箴、陳三立之思想淵源大體相同，又可見之於張之洞的幕僚辜鴻銘的說法。他稱言，張之洞原本屬於清流，「尚知六經大旨，以維持名教為己任。是以文襄在京曹時，精神學術無非注意於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猶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馬江一敗，天下大局一變，而文襄之宗旨亦一變。其意以為非效西法圖富強無以保中國，無以保中國即無以保名教。雖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歐化也；文襄之圖富強，志不在富強也。蓋欲借富強以保中國，保中國即所以保名教……」（《張文襄幕府紀聞》，黃興濤等譯編：《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上冊，第419頁）從陳寶箴的最初起家而言，屬湘系集團，但他與張之洞的關係至少可以追溯到光緒十二年，張於兩廣總督任上奏調陳寶箴至廣東，委派各種差使。光緒十六年至二十年，陳任湖北按察使，為張之洞的下屬；光緒二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撫，名份上仍是湖廣總督張之洞的下屬。對於這一段經歷，《清史稿·陳寶箴傳》稱：「是時張之洞負盛名，司道咸屏息以伺。寶箴初綰鄂藩，遇事不合，獨與爭無私撓，之洞雖不懌，無如何也。久之，兩人深相結，凡條上新政皆聯銜，而鄂撫譚繼洵反不與。」（《清史稿》，中華書局，1977年，第42冊，第12741頁。「藩」為布政使，陳曾署理湖北布政使）從「張之洞檔案」及兩人留下的文獻來看，相互間電報書信往來甚密，政治見解大體一致，可以認為是屬同一政治派系。]

「張之洞檔案」的主體部分，是張之洞的幕僚許同莘編《張文襄公全集》時所據之原件或抄件，還留有許同莘的許多抄目與批註，上世紀五十年代由張之洞曾孫張遵騮贈送給近代史研究所；另有一些是近代史所圖書館歷年購置、收集而入藏的；總計四百九十二函，內有兩千餘冊及數以千計的散頁。[就我所知，最初系統利用這批檔案的是李細珠教授，見其著《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還需說明的是，除了該部分檔案外，另外還有兩部分材料也很值得注意：一、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圖書館所藏抄本《張文襄公督楚公牘》，共計十七冊，抄本《張之洞電稿》，共計四十七冊。其中《張文襄公督楚公牘》《張之洞電稿》中的「發電」部分，已由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武漢出版社，2008年）收錄；而「來電」部分，因非張之洞本人之作，該全集因體例而未收錄，其中也有一些關於戊戌變法的材料。二、《近代史資料》，第109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發表了東方曉白：《張之洞（湖廣總督府）往來電稿》。據責任編輯劉萍女士告我，這批信件屬私人收藏，「東方曉白」是其筆名，且這批收藏中有價值者皆已發表。我曾試圖聯繫收藏者，以能過目，但未獲成功]其中關於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庚子事變及清末新政的內容相當豐富，然我所感興趣者，是涉及戊戌變法的史料——該類材料的數量雖不很多，但也有數百上千之譜。

儘管從廣義上說，戊戌變法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所包含的內容相當豐富，相關的史料也極多，一輩子都無法讀完；但若從嚴格的政治意義上去分析，戊戌變法大體上就是「百日維新」，是一次時間非常短暫的政治事件。其主要活動在北京、在政治上層，且只有少數人參與其間，絕大多數人置身事外，聞其聲而不知其詳。又由於政變很快發生，相關的人士為了避嫌，當時沒有保留下完整的記錄，事後也沒有沒有詳細的回憶，一些原始史料也可能因此被毀。也就是說，今天能看到的關於戊戌變法的核心史料仍是不充分的。

茅海建，著名近代史學者，以檔案解讀功底見長，對中國近代軍事史、政治史研究頗見功力。著有《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近代的尺度》等。

戊戌變法的主要推動者康有為、梁啟超，政變後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關於戊戌變法的著述，也成為後來研究戊戌變法的重要史料[康、梁在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為：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康有為的《戊戌奏稿》和後來發表的《康南海自編年譜》（又稱《我史》）。康、梁在其他著述中還有許多分散的關於戊戌變法的敘述]。毫無疑問，康、梁是當事人，他們的著述自然有著很高的價值，但他們著述的目的，不是為了探討歷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鬥爭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著諸多作偽。康、梁作為政治活動家，此類行動自有其合理性，但給今日歷史學家留下了疑難，若信之，必有誤，若不信，又從何處去找戊戌變法的可靠史料？

台北中研院院士黃彰健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孔祥吉教授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員陳鳳鳴先生分別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和檔案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發現了大量檔案或當時的抄本，主要是康有為等人當時的奏摺，揭示出康有為等人在《戊戌奏稿》中的作偽，對戊戌變法的研究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我在這裡特彆強調以下學術貢獻：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四，1970年，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康有為戊戌真奏議》，（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料叢刊，1974年；孔祥吉：《戊戌維新運動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年；《救亡圖存的藍圖：康有為變法奏議輯證》，（台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叢書，1998年；《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陳鳳鳴：《康有為戊戌條陳匯錄——故宮藏清光緒二十四年內府抄本〈傑士上書匯錄〉簡介》，《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然而，當此項史料搜尋工作大體完成後，還有沒有新的材料——特別是康、梁一派以外的材料，可用來研究戊戌變法？

正因為如此，當我讀到「張之洞檔案」中關於戊戌變法的大史料，一下子就感受到追尋多年的目標突然出現時那種心動加速、喜出望外，於是，我立即放下了手上的工作，改變研究計劃，專門來閱讀與研究這一批材料。

我在閱讀「張之洞檔案」的過程中，最為突出的感受是，這批史料給今人提供了觀察戊戌變法的新角度：

其一，張之洞、陳寶箴集團是當時清政府內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也是最為主張革新的團體。他們對康有為、梁啟超的看法，對變法的態度，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戊戌變法是體制內的改革，須得到體制內主要政治派系的參加或支持，方有可能得以成功。當人們從「張之洞檔案」中看到張之洞集團以及當時主要政治人物對康、梁所持的排斥乃至敵對態度，似可多維地了解變法全過程的諸多面相，並可大體推測康、梁一派的政治前景。

其二，以往的戊戌變法史研究，經常以康有為、梁啟超的說法為中心；而「張之洞檔案」中這批出自康、梁之外的材料，可以讓研究者站在康、梁之外的立場，來看待這次改革運動。（楊天石教授指出：「多年來，我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思維方式，凡進步人物說的話都可信；凡反面人物說的話都不可信」，「在戊戌政變史的研究和闡述上，我們被康、梁牽著鼻子走的時間已經夠長的了。」《袁世凱〈戊戌紀略〉的真實性及其相關問題》，《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兼聽則明。由此，易於察看到康、梁一派在戊戌變法中所犯的錯誤。

其三，由於這批材料數量較多，準確度較高，許多屬當時的高層秘密，可以細化以往模糊的歷史細節，尤其是歷史關鍵時刻的一些關鍵內容。這有助於我們重建戊戌變法的史實，在準確的史實上展開分析，以能較為客觀地總結戊戌變法的失敗原因。

也就是說，原先的戊戌變法史的研究，主要依靠康有為、梁啟超留下的史料，並進行了多次辨偽識真，建立起當今戊戌變法史實結構的「正面」——儘管這個正面還有許多瑕疵和缺損；那麼，通過「張之洞檔案」的閱讀，又可以看到戊戌變法史實結構的「另面」——儘管這個另面也不那麼完整和清晰。任何事物都是立體的，多維觀察的重要意義，本來是不言而喻的；但對於歷史學家來說，對於閱讀歷史的讀者來說，由於史料的保存多有缺憾，能夠閱讀到歷史的「正面」同時又閱讀到歷史的「另面」的機會並不多。這是我的一種幸運。

我必須說明，我的這本書只提供了戊戌變法的「另面」，讀者若要建立起戊戌變法史的完整認識，當然還要去看看其「正面」。

本文選自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