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一生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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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凌晨3點半，周有光在北京去世，享年112歲。周有光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就在前一天，周有光先生剛剛過了112歲生日。

與愛因斯坦的聊天

周有光在1935年從日本回國後，靠著經濟學專業知識謀生，他一邊在光華大學教書，一邊在銀行里任職。

這時，周有光認識了章乃器（新中國成立後任糧食部長），兩人都在抗戰前上海的徵信所工作，徵信所是一個銀行間的服務機構，由每家銀行出一個代表組成。周有光代表的是江蘇銀行，而章乃器代表的是浙江銀行。章乃器建議周有光加入救國會小組，1936年11月，「七君子」被捕，周有光才知道，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西安事變後，「七君子」才被釋放出來。抗戰爆發，周有光和章乃器都轉移到了重慶，但是他跟章乃器分手，進入了國民黨政府的農本局工作。農本局是經濟部下屬的一個戰時機構，負責保障後方的糧食與棉花供應。

周有光在重慶的最大收穫，也許是認識了周恩來。周恩來每月都要舉辦小規模的座談會，聚集一二十人，商量國家大事，周有光作為經濟學家，每次都要參加。之後，周有光進入新華銀行工作。新華銀行是當時除了四大國有銀行之外，幾個著名的小銀行之一。抗戰結束，新華銀行派周有光到美國紐約工作。這一步，影響了周有光漫長的後半生。

1938年周有光、張允和夫婦在重慶南溫泉。

周有光在農本局的領導何廉，是一位國際知名的學者。抗戰勝利後，何廉到普林斯頓大學做客座教授。有一天，何廉對他說：「愛因斯坦空閑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願意去嗎？」周有光答：「當然願意。」愛因斯坦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算是何廉的同事。就這樣，周有光做了全世界「最聰明大腦」的陪聊，一共去了兩次。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周有光搞不懂，周有光的經濟和金融，愛因斯坦也沒興趣。兩個人主要是聊報紙上的問題。愛因斯坦完全沒有架子，穿著甚至沒有周有光講究，兩個人聊得開心。愛因斯坦有一句話啟發了周有光：「人的差異在業餘」。一個人到60歲，除吃飯睡覺，實際工作時間不是很多，業餘時間更長，通過業餘時間的學習，一個人完全能成為某一個領域的專門人才。

業餘研究成專業人士

周有光就是靠業餘時間成為語言學家的。他和語言學的緣分，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他給葉籟士主編的《語文》寫稿，並正式用筆名「周有光」。也許，命中注定他要以語言學家周有光這樣的名號進入歷史。

在紐約，和周有光往來最密切的是羅常培和老舍，羅常培是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拓者之一。周有光在紐約銀行界工作的時候，羅常培在耶魯大學講學。有一次，羅常培和老舍到周有光家，羅先生無意間看到書桌上放著一疊手稿，原來那是周有光閑來無事的消遣：用一種速記符號，來記錄幾種不同的中國主要方言。見羅常培來了興緻，周有光又拿出一本講義，那是他為了方便教外國朋友學中文而編的《中文十講》，用英語來解釋中文，沒有一個漢字。羅常培把講義帶走認真閱讀，並用鉛筆詳細做了修改。

另外一個貴人是趙元任，他是周有光的常州老鄉，在美國教書，二戰勝利後，他一度出任全美語言學會的主席。他是美國的名教授，張允和經常去聽他的課，周有光也常去拜訪。趙元任制訂過國語羅馬字，不用中國漢字的符號，而是國際通用的字母。趙元任的方案，從學術角度講是很好的，但不利於推廣，不過他的思想對周有光有很大的影響，後來周有光的漢語拼音方案，借鑒了趙元任的成果。

周有光另一個常州老鄉瞿秋白，是著名的革命家，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他也是一位中文拉丁化運動的鼓吹者，曾寫有《中國拉丁化的字母》。另外，曾翻譯《共產黨宣言》的著名語言學家陳望道先生，也曾在拼音文字研究方面指點過周有光。

這一切，讓業餘搞語言文字研究的周有光，成為事實上的專業人士，而且博採眾家之長。1949年6月3日，周有光回到上海，這時的上海，剛剛解放一周。最初，周有光仍然是做教書和銀行方面的工作，在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任教，並在新華銀行兼職。

195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周有光也受邀參加。散會後，他要馬上趕回上海上課，但吳玉章、胡愈之（分別是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找到他，不讓他回去：中央留你下來，在新成立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從那時起，他就放棄經濟學，轉型做語言文字學家了。

開會三年，漢語拼音有了國際標準

中國現代語言文字改革，可以說是一場漫長的運動。極端的主張是，全面廢除漢字，而改用拉丁字母（比如錢玄同）；更普遍的主張是，慢慢拉丁化，最後用一種拼音字母來代替漢字。1955年的語言文字改革，並沒有採用這樣的主張，而是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對漢字進行簡化，並改豎排為橫排，讓不識字者能夠更好地學習，另一方面，制定規範的漢語拼音方案，不但方便中國人學習，也可以更好地和國際接軌。周有光的貢獻，在於漢語拼音方案的完善和制訂，他擔任拼音方案委員會第一研究室主任。周有光、葉籟士、陳志韋提出了第一個漢語拼音草案，而周有光提出了漢語拼音的三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和口語化。

1979年，國家指派周有光到巴黎，出席國際標準化組織會議（ISO），討論把中國拼音方案作為國際標準。原來中國運動員到外國去打球，姓名到一個國家一個拼法，人家以為是好多人，不是一個人，確實對外國人造成了很大困擾。

這個會開了3年，漢語拼音方案才變成國際標準。其中，美國和英國有一個用了100年的方案，比如Chiang Kai-shek，其實是蔣介石，Mencius就是孟子。美國不願意改，覺得太麻煩了，單是國會圖書館裡的拼音全部改過來，就要花2000萬美元。後來，美國終於答應修改，用了3年時間。但他們的工作，也許做得仍不夠徹底，要不，國內的學者在搞翻譯時，也許就不會有人犯下可笑的錯誤，把Chiang Kai-shek翻譯成常凱申，把Mencius翻譯成孟修斯了。

百歲後，回到青年狀態

周有光與妻子張允和晚年在家中

如果以一個人的退休來開始計算晚年的話，周有光的晚年從85歲才開始。1991年這一年他才離開辦公室，他自稱糊塗，不知哪一年退休。單位人事處送來一個離休證，他一看，早就應該離開了，就正式退休回家了。退休後，周有光大量閱讀、撰寫文化學和歷史學的文章。九十歲到一百歲之間，他出版了文集《百歲新稿》。百歲之後，又出版《朝聞道集》，收錄平日思考心得，大有「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瀟洒。他自嘲是"兩頭真"的學者，年輕的時候一味天真盲從，到了老年又開始探索真理。

晚年的周有光，一直走在時代的前列。1988年4月，日本夏普公司送給他一部WL-1000c中西文電子印表機。周有光用它寫文章、寫信，工作效率提升了5倍。1995年，兒子周曉平又給他買了一部新的GMS-2000中西文文字處理機，周有光就用新的，老的印表機就拿給張允和玩了。互聯網時代，周有光成為了網民。他在網上讀各種有趣的文章，而他作為一個網友也日漸出名。100歲後，周有光甚至使用智能手機上網，不過屏幕太小，需要保姆幫忙。

2005年，百歲的周有光提出了「終身教育，百歲自學」的概念，對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雖然生命的細胞日漸老化，但他的知識仍然在更新。2009年5月，虛歲104歲的周有光寫了一篇文章《全球化時代的世界觀》。

一個月後，他在一篇文章中甚至談到了于丹的走紅，「于丹的《論語心得》請出孔子跟群眾見面，受到熱烈歡迎，使知識饑民吃到一碗文化甜粥，功德無量。關於宣講內容，各有所見，可以從長討論。……根據現代需要，用科學方法，學習和實踐古人的有益教誨。在復興華夏文化的同時，向國際現代文化的康庄大道勇敢前進。這就是當前知識分子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對於丹現象的這種評價，放到今天仍然是新鮮而有見地的。

百歲以後的周有光，徹底走出了語言學家的角色，似乎回到了青年人的狀態，對各種問題都感興趣，同時又以百年功力和百年經歷，加以提煉和訴說，無疑更透徹。

據媒體報道，周有光還注意到了資中筠寫的文章，就委託兒子給資電話，要求見面談一次。資中筠回憶：「去了之後，我才真的知道什麼叫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他和我談了兩個鐘頭，滔滔不絕，他的精神非常好，思路非常清晰，把我很多迷茫和困惑不能說完全、也是部分地解決了。我體會到了什麼叫智慧之光。」

網路時代，大家越來越發現周有光的可愛，比如，他一直關懷一些文壇後輩，也很注意看他們寫的文章。有一次，周有光特地讓兒子周曉平給一位作者打電話，告訴他：「你寫的文章中，其中一處重慶的地名寫錯了一個字。」這通電話令這位作者大感意外。

2014年，95歲的出版家曾彥修出版新書《平生六記》，找周有光題字，周有光揮筆寫就：良知未泯。詼諧的背後，有一代知識人的堅持。就像他的名字一樣，周有光，一生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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