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也是大忽悠：反改革實為騙官職編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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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小學一年級的語文課本裡面，有一篇介紹司馬光幼時砸缸的文章，這就使得這位史學史上的巨人、北宋名臣成了中國讀書人最早認識的歷史名人之一。自然，一年級學生的認識是膚淺的。但是，當你到浩瀚的史料中去遊歷一遍之後，就會發現，他不僅以《資治通鑒》而和司馬遷一起屹立於史學之巔，還因鯁直敢言，清正廉潔而為一代名臣;又由於他和王安石在變法上涇渭分明的立場，針尖對麥芒的爭論，恢復相位後對新法毫不留情的完全廢除，從而給後人留下了孰是孰非、至今也還莫衷一是的爭論。因此，要想深刻地認識司馬光，尤其是正確地認識司馬光，又何嘗是一件易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敢於像他那樣拍著胸口對人說：我司馬光平生所做之事，沒有一件是不可以對人說的!心胸如此坦蕩，行為如此磊落，歷史上能出其右者，是絕不會多的。

一

司馬光，字君實，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出生於陝州夏縣(今陝西夏縣)。當時，他的父親司馬池任光州光縣縣令，大約是為了紀念吧，便給司馬光取了光這一名字。司馬光自小就聰慧過人。還是幼兒時，他和一群小夥伴在庭院中玩耍。古時出於防火的需要，庭院中都要放一些大水缸，時時裝滿水，一旦發生火險時好用。有一個小夥伴太過頑皮，爬到了一口水缸上去，一不小心，掉進去了。這種水缸，一般都有一米二、三高，腹大口小，內外都十分光滑，即便是會游泳的小孩，一旦掉下去，要想從裡面爬出來也是很不容易的。其他的小夥伴們一看見有人掉進缸里去了，都嚇得大哭著跑了。只有幼小的司馬光極其冷靜，搬來一塊石頭奮力朝缸砸去，將缸砸破，把小夥伴救了出來。司馬光砸缸救人的事傳了出去，有人即以此畫為圖畫在京城和洛陽廣為宣傳，立即引起轟動，家喻戶曉，於是，司馬光從幼兒時起，就成了一個大名人了。

司馬光少年老成，六七歲時，就凜然如大人一樣了。聽到人家講《左氏春秋》，十分喜愛。聽人講完，回到家來給家裡人複述，居然是八九不離十。自此，小小年紀便常手不釋卷，無論早晚寒暑，都如饑似渴地讀書。由於年紀小，睡著了不易醒來，司馬光特地用一根圓木頭來做枕頭。圓木頭做的枕頭容易滾動，故而謂之「警枕」。警枕一滾動，司馬光就驚醒了，他醒了即起床讀書。有人問他為什麼要如此勤奮，他說：我先天不如人。別人讀一遍就能記住的，我要讀幾遍才能記住。不知這是否是他有意的謙虛之語。即便事實如此，他這種勤奮的精神，仍值得後來者們學習。大量地閱讀，為他後來的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5歲時，司馬光寫出來的文章，就被當時的人們稱讚為「文辭純渾，有西漢風」。以寫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名動天下的大文豪范仲淹到他家做客，就有意要考一考年幼的司馬光，要他背誦《左傳·周鄭交質》中的一段，並加以解釋。司馬光背完，解釋時說：兩國交往，以信義為本。信義若不是發自內心，交換了人質也不起作用;如果互相寬容並待之以禮，就是沒有人質，也無人能離間兩國間的關係。時居相位的范仲淹聽後，讚嘆不已。

司馬光也不是只會讀書的書獃子。宋仁宗天聖九年，時司馬光12歲，隨父親到四川廣元上任。途經一棧道時，遇一條巨蟒盤在棧道上。走在前面的人都嚇得止步不前。司馬光得知，即持劍上前，一劍刺中蟒尾，巨蟒負痛跌入深澗。

當然，小時的司馬光也決不是十全十美的神童或完童。他5歲時，見有青胡桃便想吃，請姐姐幫他剝皮。姐姐不知剝皮之法，剝了一陣沒剝開，有事便放下走了。一女僕看見，走過來拿起青胡桃往開水中燙了一下，就很容易地將皮剝開了。姐姐回來見青胡桃皮已剝開，很詫異，便問是誰剝開的。年幼的司馬光大約是出於虛榮之故，隨口答說是自己剝開的。像這樣撒個小謊，在今天看來實在算不了件事，然司馬光的父親就不以為這是小事，得知實情後大怒，責問司馬光道：「小子何得漫語?」正是有了這樣嚴格的家教，自小就培養了司馬光正直誠實的性格。自剝青胡桃皮事件之後，司馬光不再說一句謊話，以至到了老年時，別人問他律己以何為重?他回答說：誠。再問從何做起?他回答說：從不說假話做起。他後來在總結自己一生之為人時說，我可以拍著胸口說，我司馬光一生所做的事，沒有一件是不可以對人說的。

二

司馬光入仕極早，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20歲的司馬光就中了進士，這在當時是極為少見的。司馬光步入仕途後，他堅持理想、清正廉潔、鯁直敢言、表裡如一等可貴的性格，就更充分地表現了出來。

司馬光認為，人才、禮治、仁政、信義是治國安邦之本，在守成期間，應通過對綱常倫理的整頓，以利於把人們的思想制約在現有的制度之內。他也並不認為現有的一切都是完美無缺的，但他認為，治理天下就像對待我們所住的房子那樣，哪兒壞了就加以修理，哪兒漏了就要補好，但不到快要倒塌的地步，就千萬不要重新修造，因為重新修造房子，沒有天才的工匠和上好的建築材料是重修不成的。而在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他認為天才的工匠和上好的建築材料這兩者都沒有。在這兩個基本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硬要重新建房，就只能對住在房內的人帶來危害。基於這個政治理念，他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他認為王安石變法，就像條件不具備而硬要重新建房一樣，只會給老百姓帶來災難。他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絕無後來的政治家們擅長的台上握手、台下踢腳的那一套，始終是表裡如一的。儘管他和王安石的私交原本不錯，而且也極推崇王安石的學識。如他在《辭修起居注第四狀》中就說：「為臣空疏何足稱道，比於王安石相去甚遠……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則臣聞命之日，受而不辭。」在變法問題上他和王安石分道揚鑣後，談到王安石時，他仍是稱讚有加，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王安石的變法，客觀上確實有利也有弊，特別是一些基層官員趁機中飽私囊，讓變法走了樣。司馬光是從根本上反對變法，態度激烈而且堅決。反對不成，辭官而去;重掌大權，第一件事就是要廢除所有新法。當青苗法和免役法一時還不能廢去，就耿耿不已，直到此二法最終廢除，新法一樣不剩，才安心離開這人世。不管後人在變法的問題上如何評價他，但他在此問題上表現出的表裡如一、光明磊落的性格，仍是值得稱道的。

他敢於言人之不敢言。宋仁宗無後，因而直到47歲時還未立下太子。朝廷無儲君，這是一大隱患，朝野上下為此都十分擔心。但擔心歸擔心，皇帝無後，皇帝自己就十分惱火了，誰還敢跟皇帝玩哪壺水不開就揭哪壺的把戲呢?因此，一時無人敢對仁宗談立儲的事。後來，還是有一位叫范縝的冒死上疏請立太子，范縝身為諫官，這樣做還可以說是他份內的事。時司馬光跟隨舉薦過他的龐籍作助手遠在山東鄆州，其他京官還未表態，他這小小的地方官更可以裝聾作啞的。但他一聽說范縝上疏，便馬上也上了一道《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勸告宋仁宗「若失時不斷，悔之無及」。這次上疏，宋仁宗根本不理。後來，司馬光當了諫官，又一再懇請立儲。宋仁宗在自己確實無後的情況下，不得已立堂兄濮安懿王趙永讓的13子趙曙為皇太子。立儲兩年後，宋仁宗即去世。假若沒有像司馬光這樣敢言的一些人一再上疏請求立儲，在無儲君的情況下皇帝一旦去世，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有了功勞大家爭，出了問題大家推，這種不良的官場風氣由來已久。司馬光並不這樣，而是勇於承擔責任。龐籍遷知并州，為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司馬光隨之改任并州通判。此地與西夏相接，時西夏雖也經常蠶食宋地，但宋和西夏基本上處於休戰期。司馬光認為不能放鬆警惕，十分關心邊防。并州有個人叫劉邕，寫了十卷《邊議》。司馬光認為有見地而大力推薦。劉在書中提出與西夏斷絕貿易往來，並修建堡壘，司馬光照辦了。這種主動斷絕往來又修築堡壘的做法，顯然是不利於兩國繼續休戰的。這時，一個名叫郭恩的武將酒後帶兵出擊西夏，結果大敗而歸，自殺了。朝廷御使審理此案，龐籍獨自承擔了責任，結果被解除節度使職，貶為知青州事。司馬光回到京師後，連上三道奏本，將事情經過前後全盤托出，說明龐籍本意是為了鞏固國防，但「過聽臣言，以至於此」，並請求「獨罪臣，以至典刑」。表現出了敢作敢當，勇於承擔責任的正直品格。

司馬光當官，絕不沽名釣譽，而是量力而為。當提升他為修起居注時，他以才能不如王安石而婉拒，婉拒不成才勉強赴任。不久，遷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同知諫院，有點類似於現在的紀檢幹部，但比搞紀檢的管得寬。凡朝政得失，任非其人，各衙門事有違失，「皆得諫正」，是個得罪人的差事，一般人都不願意乾的。但司馬光卻欣然赴任。在同知諫院任上5年時間裡，共上疏一百七十餘，可謂恪盡職守。他上疏闡述仁君大德有三，即仁、明、武。所謂仁：即「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所謂明，即「知道義，識安危，別愚賢，辨是非」;所謂武，即「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後來，提升他為知制誥。知制誥就是為皇帝起草詔令，常隨侍於皇帝左右，是一個極榮耀的差事，一般人削尖了腦袋也想乾的。可司馬光又不願意幹了，理由是自己不擅長於文辭。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司馬光高就龍圖閣學士，但仍留任諫職。這時他當諫官已經5年了，想辭職了。他的辭職毫無任何的大道理，毫無一點虛飾，就是直截了當地對皇帝說，他當諫官當了5年了，而自本朝以來，還沒有誰像他當諫官當得這麼久的。他說自己資質愚憨，只知道報效國家，凡事公事公辦，結果得罪了不少人。他擔心他樹敵過多，自己和子孫將來可能無立足之地。因此，他一直盼望著早點兒解除他擔任的諫官職務。像這樣面對最高統治者將內心憂慮全盤托出，毫無掩飾的辭職報告，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

司馬光後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加之他年老，皇帝特准他「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但司馬光不願接受這種優惠待遇。他說「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足見他為官之小心謹慎。由於司馬光正直、敢言，行為處事全出於公心，因而不僅在國內聲譽極高，就是在國外，也極具影響。時遼、夏使臣至，一定要了解司馬光的身體狀況。遼、夏又一再告誡他們的邊關將士：中國只要是司馬光當宰相，就千萬不要生事，挑起邊界糾紛。

三

司馬光雖然不愧一代名臣，但若評價他一生的最高成就，可能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史學上。也就是說，作為史學家的司馬光，成就遠遠高於作為政治家的司馬光。而把司馬光推向史學巔峰的，他的政敵王安石可謂幫了一個大忙。王安石變法，朝中重臣反對者極多。熙寧三年，在老臣韓琦又一次上疏反對變法之後，王安石不得已只好稱病在家並請求辭職。這時，宋神宗欲拜司馬光為樞密副使，主持朝政。司馬光當即提出條件，必須廢除所有新法他才上任。宋神宗是個想有作為的年輕皇帝，沒有答應司馬光的要求，並重新起用王安石。司馬光看到變法一時難以阻擋，只好請求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今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使台，「退居洛陽，專事著史15年」。正是在洛陽這15年中，司馬光最終完成了鴻篇巨製《資治通鑒》，從而得和司馬遷一道屹立於中國史學的最高峰上。

當然，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變法不成而退居洛陽修史，不等於說司馬光完成《資治通鑒》純屬偶然。司馬光雖然一再自謙說自己先天不如人，其實，他是一個天才，而且博學。音樂、律歷、天文、術數，他無所不通，而且都達到了精妙的程度。他對於史籍閱讀極廣，而且有隨讀隨作札記的習慣。26歲那一年，僅讀史札記就寫了30來篇。司馬光決定修史的目的很明確，主要就是為皇帝服務。他說，現有史籍，浩如煙海，就算是一般老百姓空閑時間很多，但也極少有人能將這些史書讀完。皇帝日理萬機，更不可能有時間來讀完這些史書了。因此他決定從戰國的周威烈王時開始，到後周的顯德六年止，「凡關國家之興衰，系眾庶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隹次為編年一書。」由此可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是他修史給皇帝看的目的，是他修史的宗旨。

司馬光能完成《資治通鑒》的編寫工作，是和皇帝的大力支持分不開的。宋英宗時，他從周威烈王始，至秦二世止，寫成《周紀》5卷，《秦紀》3卷，取名《通志》呈送宋英宗，受到宋英宗讚賞，由此正式任命他修史。宋英宗在位時間不長。宋英宗死後，繼位的宋神宗也極愛歷史。宋神宗認為修史是「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因而將司馬光將要編寫的史書正式命名為《資治通鑒》。

只司馬光一人編寫《資治通鑒》這樣的皇皇巨著，力量顯然是不夠的，因此，皇帝特許他找幾名年富力強學識淵博的學者作助手，成立書局專事編寫。照皇帝的意思，這些助手當從館閣的精英中去挑選，但司馬光看重的不是名聲，而是實際的才學。因此，他挑中的第一個人，並非出自館閣，而是時任和川縣(今西安澤縣)縣令的劉恕。劉恕也是一個才子，13歲時就通覽了漢、唐兩朝的典籍，18歲中進士，司馬光挑中他時，他年35歲。第二名劉棻，也不是出自館閣，而是長期擔任州縣官，司馬光挑中他時，他正任國子監直講。第三名叫范祖禹，此人雖然也是進士，但長期追隨司馬光修書而無意仕途。第四名就是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這些人，不僅年富力強，更是當時文史界的精英。司馬光雖然找到了這麼些極有本事的助手，但主要的工作仍然是他自己做的。正如劉恕之子劉羲仲所說：「先人在書局，只類事迹。勒成長篇，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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