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何贏得了甲午的國際輿論？真相卻是這樣

甲午戰爭中，相比於清朝政府對輿論宣傳的漠視與放任，日本主動操縱現代傳媒工具，讓反覆傳播的戰爭謊言深深影響了社會公眾和國際輿論，在不見硝煙的戰場上佔據了優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軍的敗局。

中日甲午]戰爭為19世紀末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戰爭。按中國干支紀年，戰爭爆發的1894年為甲午年，故稱甲午戰爭（日本稱日清戰爭，西方國家稱第一次中日戰爭/Sino-Japanese War）。甲午戰爭以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7月25日豐島海戰的爆發為開端，至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字結束。這場戰爭以中國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告終。中國清朝政府迫於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壓力，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甲午戰爭的結果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則使日本國力更為強大，得以躋身列強。

日本朝野有組織、有計劃地通過新聞媒體，向本國人民灌輸「朝鮮獨立論」「義戰論」「文野之戰論」和對中國的「蔑視論」，以營造國內支持戰爭的輿論氛圍。

反觀清政府在戰爭期間由於對國內輿論的不聞不問，致使輿論到了混亂的程度。戰前，國內報刊上既有主張加強海軍建設，積極備戰的，也有主張希望派特使去努力尋求和平的;既有重複過去那一套痛罵，並宣稱不久將徹底消滅日本的自負言論，也有對戰局悲觀預測的文章。在外國人看來，當時的國內輿論是「無知、自負和可笑的」。清政府在掌握國際輿論動向上更是處處被動。

據日本文獻記載，當時讓英國中央通訊社發表一次有償新聞，日本需付給2000日元;通過路透社發布有償新聞，則每次付給606英鎊。反觀清政府在輿論宣傳策略上卻表現得茫然。戰爭爆發伊始，很多西方媒體向中日兩國同時提交了隨軍採訪申請，然而與日本政府主動邀請記者隨軍採訪不同，清政府在整個戰爭期間不僅不允許國內外記者隨軍採訪，還有兩個西方記者因為錯走到中方陣地，而被砍了頭，引起許多外交風波。與日本外交官爭相撰文進行輿論造勢相比，翻遍甲午戰爭期間所有的《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大報，沒看到一篇中國官方或者個人主動提供給國外公眾閱讀的資料。

清朝國內媒體經常報道的失實，導致國際形象和信譽受損，甚至鬧笑話。如牙山之戰本是中方失敗，而8月16日出版的《點石齋畫報》卻將其描述為中方大勝。之後的平壤之戰，清軍大敗，守將葉志超諱敗報捷，從官方到媒體卻一片喝彩，經國外媒體披露後，成為了國際醜聞，以至於後來當國內報道「旅順大屠殺」時，很多外國人竟然不相信

1894年7月25日，英國商船高升號被日本海軍擊沉。英國朝野震動，國內輿論一致聲討日本對國際公理的踐踏，軍方也要求政府對日軍事報復。危機之下，日本一面與英國政府溝通，避免事態惡化，一面對事實進行剪裁，重新捏造證據，並利用權威專家「解讀」方式扭轉不利輿論。在駐英公使青木周藏的積極公關下，《泰晤士報》於8月3日和6日分別發表了劍橋大學教授韋斯特來克、牛津大學教授胡蘭德的文章，為日本野蠻行徑辯護，認為日艦擊沉高升號是合理的，責任不在日本。這兩個人均為當時英國著名國際法權威，他們的據法替日狡辯，促使原本對日不滿的英國輿論改變了腔調。

日軍攻佔旅順後，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隨軍記者克里曼在1894年12月20日紐約《世界報》刊載了《日軍大屠殺》長篇通訊，一時間國際上掀起了批評日軍野蠻行徑的輿論浪潮。危機之下，日本一邊指責記者的報道是失實的，請美國駐日本的公使到現場調查;一邊說清軍如何殘暴，日軍所處決的不是俘虜或平民而是罪犯。在日本的輿論公關下，最終輿論轉向了對日有利的一面。反觀清政府對待高升號被擊沉、旅順大屠殺等事件，雖然國內的輿論普遍在聲討日軍的暴行，卻僅限於國內的譴責和謾罵，沒有向歐美新聞記者主動提供任何信息，對當時世界主流媒體沒有隻言片語，自恃正義在手，坐等歐美等國對日興兵問罪。結果，眼睜睜看著日本政府運用輿論公關讓許多歐美的媒體，包括那些原本同情中方的媒體倒向了日方。

甲午戰爭已經過去了兩個甲子，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的知識人都在對這場給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等眾多方面帶來巨大衝擊的戰爭進行反思，相關的研究成果數不勝數，這些相關的研究從多個層面為當代中國人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啟示。2014年又恰逢甲午年，當年這場戰爭的三個當事國中國、韓國和日本（雖然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但這場戰爭是由朝鮮問題引發，且成歡驛戰役、平壤戰役等是在朝鮮的國土上進行的，更何況在戰爭爆發後日本強迫朝鮮政府簽訂攻守同盟，向其提供戰爭支援，故韓國應算是這場戰爭的當事國）之間的關係又陷入複雜的緊張之中，中日、韓日之間的外交往來幾陷停頓。一些日本右翼政客甚至不斷發出好戰言論，一時間戰爭烏雲似乎又籠罩在東亞上空。在這種情況下，反思一百多年前的那場戰爭無疑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