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亦合：慈恩宗對漢傳佛學的特殊貢獻（4）

慈恩宗對漢傳佛學的特殊貢獻（4）

釋亦合

三時義類判教體系

判教起於南北朝，古來判教有一二十家之多，從未形成統一意見，較有影響的為台賢二家。判教是重要的佛學問題，也是催生宗派意識的重要原因。

慈恩宗的判教名為三時判教，三時指佛在《解深密經》中對佛一生所說教義的分類判攝，初時，為對小乘人說阿含說法有人無，是有教。二時，為對發大乘心人說般若以人法皆空為義，是空教。三時，對發一切乘人說瑜伽以唯識無境為義，是中道教。它在範圍上是從部分到整體的遞進，深淺上是不了義到了義的遞進。按慧沼法師的解釋，先後、深淺、半滿等劃分標準不是實質性的，而以「義類」作區分才是實質性的，《解深密經》的分判就是從義類上區分。所謂義類，是佛法義理的類別，並且是在特定主旨上的類別。若單從「義」上分類則有無數義，以此判教會有無限、遺漏和交叉等過失，所以不能作為有效標準，而依義類則可概括為系統協調的幾種義類。概括地說，實質性判教應僅針對佛法中的根本問題，而非枝節問題；應從義類的角度，而非一切義角度；應說明義的內容區別，而非義的形式區別。慈恩宗的三時判教則具備這些條件，諸佛出世只為開示佛之知見，一切教法中根本問題是闡明諸佛聖智所見的諸法實相為何物，這是佛法總的根本義。又因眾生根性的不同，佛開出三類分義，一是對聲聞人說人無法有，即阿含教義，二是對發大乘者說諸法是無，即般若教義，三是對一切乘人說諸法非有非無，即瑜伽教。最後一義也是對根本義的全面解釋，故相對前二義是了義。這三類義都在說明諸法實相這一主旨的內容，其中雖有三時的先後、義理的深淺等區別，都是義類上附屬的形式意義，不是義類的內容，這樣判教看來確是清晰扼要的。慈恩宗的判教學說，除了判教內容不同外，比較特殊的，是它來源於有經典根據的佛說，並在印度佛學史中有對應的基本學派，故其意義格外重要。

印度佛學發展歷史的階段，初期是小乘部派佛學流行，中期大乘中觀思想興起，後期大乘瑜伽思想興起，也與這三時判教的順序相合，這樣在印度佛教後期就有代表三個流派的佛學體系存在，可稱三系佛學。在印度佛教瑜伽行派興盛時期，也是小乘、般若、瑜伽三系佛學的成熟階段，玄奘正逢其時，用十七年的努力，學成和取回三系典籍，並在餘生全力翻譯，將三系的重要作品翻譯出來。

關於判教問題，可參考呂澂的說法：

關於判教，從南北朝以來，一向議論紛歧，莫衷一是。到了慈恩宗，依據《解深密經》給它切實的刊定，乃有三時的說法。這以為佛的一代教化，起初說四諦，其次說無自性，最後說三自性。如此次第和佛滅以後學說開展的步驟很吻合，無妨看做那樣步驟的反映。不過，在隋唐時代已經流行了《華嚴經》，經文明說是佛成道後三七日所出，還在四諦說之前，便和三時次第有了衝突。所以慧沼另作義類區分的解釋，以義理類別作先後，象屬於說四諦一類的教全放在初時，並不拘泥實際的時間，這也就說得通《華嚴》的早出了，三時教判除掉先後次第而外，還有了義不了義的分別。第二時與第三時同說一切法自性清凈的道理，而一不了義，一了義。不了是隱密說，不究竟，了義是顯豁說，究竟（此判到後來引起賢首家的爭執。他們傳說印度另有智光的三時說，以第二時無自性為了義，究竟，而與《深密》立異，就成了性相兩家對峙的根據，但是那樣說法的出處多少有些問題）。另外，慈恩宗的教判也解釋了漸頓的問題。三時雖依漸次而立，但無妨說有頓超。象第三時的《華嚴》《法華》都屬漸頓夾雜。《華嚴》是頓而有漸義，所以說聲聞在座如痴如聾；《法華》亦復如是。這些都以教就機來作漸頓區別，並不限於一時一經，否則就難通了。慈恩宗這樣說法，針對菩提流支不分頓漸的一音教與劉虯的漸次五時教而發，於天台家五時八教的判法未加詳評，當然可以類推得之。

玄奘譯經如果僅是數量巨大、體系完備，就已算是中國譯經史上的獨特貢獻了，那麼玄奘佛學功底特別深厚，就更突出了這份貢獻的份量。掌握大量的系統文本和熟諳梵漢兩種語言固然非常難得，但如果沒有深刻透徹和全面系統的思想把握，也會降低其翻譯的質量，而這些玄奘是都具備的。在玄奘之後雖有眾多受玄奘影響西去求法者，但再也沒有出現玄奘這樣大規模的翻譯或補充，所以說慈恩宗的這次譯經是中國佛教史中唯一一次對印度佛學典籍的系統傳譯，其貢獻是特別重大。

註：

呂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中華書局出版社，1979年8月第一版，第3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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