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西方思想年度述評系列之二

天下 01-18

2016西方思想年度述評系列之二

文 | 劉擎

按語：作者自2003年起撰寫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綜述系列。今年開始由《騰訊·大家》獨家首發。鑒於在線閱讀的特點，《2016西方思想年度述評》分為四篇連續發表：（1）裂變時刻的來臨；（2）全球化的斷層線；（3）文化認同的裂痕；（4）民粹主義的威脅。網路版在篇幅上有所刪節，並略去了全部文獻注釋。完整的印刷版將在《學海》雜誌2017年第2期刊出。

第一篇點擊回顧《裂變時刻的來臨》，以下為系列第二篇《全球化的斷層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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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今年的一些重要事件和現象是人們「對全球化深切不安的明顯徵兆」。《金融時報》主編巴伯（Lionel Barber）分析指出，今年有兩個方面的動向值得重視，首先，歐美出現了「一種奉行本土主義、保護主義以及沉湎於文化鄉愁的新型政治」，他稱之為「第四條道路」。其次，西方民主國家對於全球化的幻滅感越來越普遍。他認為，二戰之後的全球化現象由三個階段性趨勢構成：風靡於1980年代里根－撒切爾時期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1994年「烏干達回合談判」驅動的全球貿易自由化，以及中國市場經濟的開放。

這些趨勢的結果是對資本、物資、服務和勞動力逐漸放棄管控，典型體現在歐洲單一市場和單一貨幣的形成，並在2007年夏季走向極致。「在2016年，我們終於看到這個（可以稱其為全球化2.0版的）時期結束了。」

今年是全球化的負面效應集聚爆發的時刻，但現在要為全球化敲響喪鐘或許還為時過早。無論「逆全球化」的趨勢多麼強勁，這仍然只是故事的一半。構成故事另一半的人群及其力量並未退場，並將重新集結。《經濟學人》發表的數據表明，各國認同「全球化力量是好的」這一觀點的人群比例幾乎都高於其反對者，只有在法國雙方的人數幾乎相等，而在亞洲國家和地區支持全球化的人群是壓倒性的多數。

新一波全球化的獨特問題在於造成了一條橫跨國界的斷層線：所有國家內部都同時存在著全球化的受益者與受挫者，也都出現了全球主義價值的支持者與反對者的群體。這意味著國家內部對於全球化的分歧日益嚴重，出現兩極化的趨勢，也意味著任何政治精英以「人民的名義」頑強抵制或強行推進全球化的舉措，實際上只能取悅部分民意而背離另一部分民意，從而將加劇已然嚴峻的民眾分裂與政治極化的困境。

我們可以預見，全球化的進程並不會由此終結，可能在勢均力敵的雙方不斷角力之中以更為曲折的方式展開，也可能在新的妥協中以及更加平衡溫和的方案緩慢推進。

全球化的斷層線現象受到許多學者的關注。今年哈佛大學出版社推出的經濟學新著《全球不平等》（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受到廣泛的關注與好評，被認為是在皮克迪（Thomas Piketty）等學者研究的基礎上獲得的一項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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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與其經濟學新著

作者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是出生在南斯拉夫的美籍經濟學家，曾在世界銀行任職，目前是「盧森堡收入研究中心」紐約辦公室的高級研究員。他的研究著作基於經驗數據提出了一個長時段不平等的解釋模式。

在工業化初期，國家內部的不平等（階層間的不平等）是造成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到了工業化後期，國家間的不平等（地域間的不平等）變得更為突出。而自1988年以來，新一輪全球化縮小了國與國之間的貧富差距，卻加劇了國內基於階層的不平等。

米蘭諾維奇使用了「公民身份租」（citizenship rent）的概念來說明這種變化。用通俗的語言說，在新一輪全球化之前，一個人在全球收入分布中的位置最主要地取決於其公民身份，或者說在哪個國家工作，這遠比做什麼工作重要得多；而在全球化之後，公民身份對收入水平仍然非常重要，但其權重有小幅降低（「公民身份租」有所貶值），而從事的職業類別變得相對重要。

米蘭諾維奇繪製了一張圖表，顯示在1988年之後的30年間全球實際收入的累計增長率。在此期間，全球收入增長率的中位數在25%左右，但各階層的收入增長率出現嚴重分化。處在全球收入分布45-65%水平的人群（他們是全球意義上的中產階級），收入增長率最高（增幅在70%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而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以全球標準來衡量仍然屬於高收入階層，處在全球收入分布的80-95%水平（屬於前五分之一），但他們在這30年間的收入幾乎沒有增長或增幅極低。全球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分布位於99-100%的水平）收入增幅在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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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需要區別「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與「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變化」這兩個概念。在發達國家與貧窮國家之間，至今仍然存在著程度嚴重的收入不平等，但其差距在全球化過程中持續降低（在2000年之後尤其顯著），這主要歸功於一些貧窮國家（中國、印度、印尼和巴西等國）「新興中產階級」的出現，他們提高了這些國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全球（無論富國還是窮國）的精英，都在此過程中獲得了大幅度的收入增長。嚴峻的困境出現於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他們在過去30年間的收入增長基本停滯或非常緩慢，與本國富裕階層以及精英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日益嚴重。

發達國家內部不平等的加劇具有直接的政治影響，在民主體制中往往表達為具有民粹主義傾向的民眾抗議、社會運動以及黨派勢力的興起。福山今年2月在德國柏林的演講中指出，全球化同時造就了贏家和輸家。在美國，受益者是經過高等教育的人群，而教育水準較低的白人工薪階層是其受害者，他們形成了對立的兩個群體。實際上，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工薪階層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他們感到生活變得更為艱難而複雜，成為威權型民粹主義政客的支持者。他後來在《金融時報》發表的文章還指出，美國兩大政黨都未真正幫助那些全球化中的受挫者。共和黨代表著大型跨國公司的利益，支持開放移民和自由貿易的政策，這兩方面都會損害白人工薪階層的實際收入。民主黨則著眼於身份政治問題，在滿足多種身份族群訴求的同時，卻忽視了白人工薪階層的訴求。

全球化對發達國家造成的衝擊，及其引起的反彈對未來前景的影響，成為許多經濟評論家關注的焦點。《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明肖（Wolfgang Munchau）5月發表文章，認為全球化在西方發達國家正陷入失敗，並將引起政治反彈。這些國家未能有效地應對全球化造成的各種經濟衝擊，包括20年來實際平均收入的停滯，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對長期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與此同時，技術進步與全球化的交疊效應更為嚴酷，在過去損害了老一代的工人階層，而如今對中產階級下層的技術工作者也構成了威脅。文章引用經濟數據表明，歐洲國家中對全球化不滿的民眾比例正在上升。這是一種警示信號：「全球化與歐洲一體化，並沒有如其所願，造就一種無人變窮而有人更富的局面。」如果政治家對此無所作為，必將會有民眾自發的政治行動。

《金融時報》副主編及首席經濟評論家沃爾夫（Martin Wolf）9月發表文章也指出，全球化進程有瀕臨崩潰的可能。他同意不平等問題的嚴重性與敏感性，但認為其他因素，尤其是技術更新與產業升級也對就業和收入造成了負面衝擊，不能將一切問題都歸咎於全球化。而全球化進程如果停滯不前或者出現逆轉，也會損害經濟增長並減少全球窮人的發展機遇。我們需要採用不同於以往的內外政策來改善管理機制，推動全球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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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斷層線的影響下，未來的全球化必須做出調整。不同立場的學者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著名左翼經濟學家的皮克迪11月在法國《世界報》發表文章指出，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全球化，並提出另一種全球化的議程。

在他看來，特朗普獲勝主要原因在於美國過去幾十年間積累的經濟不平等與地域間差異的爆發，但特朗普對公司利潤大幅減稅的方案只會加劇這種不平等的趨勢。當前緊迫的問題是「全球化必須在根本上重新定位」（fundamentally re-oriented），使得國際協議能夠回應我們時代面對的重大挑戰——不平等的加劇以及全球氣候變暖。我們需要促進一種以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全球化模式。

他主張調整國際貿易的著眼點，貿易自由化不再是主要焦點，「貿易必須再次成為服務於更高目標的手段，它從來不應當變成除此之外的其他東西」。他建議在貿易協議的制定中必須考慮其財政和環境的影響，通過稅收和司法監督實施限制。皮克迪認為，「現在到了轉變全球化的政治話語的時候了」：貿易是好事，但公平與可持續的發展也要求公共服務系統、基礎建設系統、健康與教育系統，而這些要求本身進而要求一種公平的稅收體系。達不到這些要求，特朗普主義將會大行其道。

著名自由派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曾任美國財政部長和哈佛大學校長）12月初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也提出需要反思全球化的得失並為此「重新定位」。他指出，就統計數據而言，2016年世界經濟與近幾年完全相似，重要的變化在於政治方面。

二戰以來西方大多數政治領導人形成了一種共識，認為減少貿易壁壘將將促進繁榮與和平，而當前廣泛的反全球化運動標誌著這種共識的解體。在非西方國家，土耳其、俄國和印度的領導人呼籲民族自豪感、自身傳統的文化價值和優勢，而貶低開放性與人權的普世價值。民族主義的復興與對全球化的抵抗成為普遍現象，這源自許多人群的一種無力感：他們的生活被自身無法可控的力量所侵擾。在地理意義、文化意義上，也在缺乏共享認同的意義上，人們之間的距離感加劇了。他們對其領導人保護自己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人們的不安全感往往會「招致返祖現象」。

二戰以來70年的世界，儘管存在許多問題與挑戰，但在人類解放、增進繁榮、延長壽命和減少暴力等方面獲得了史無前例的進步，而現在所有這些成就都可能處在危險之中。因此，我們需要改變全球經濟對話的方向，轉向提升「負責任的民族主義」，而不是為其本身談論國際一體化。

首先，讓國際社會介入這種對話的關鍵是全球合作，經濟外交需要聚焦於一種措施，得以使各國政府擴大扶助國內中產階級工人的政策範圍。其次，需要在防止資本收入逃稅方面做出全球努力，從中獲得的收益將有助於對中產階級提供更多的支持。同時，為了防止企業出於躲避更嚴格的勞動與環境保護標準而轉移到別處，需要通過國際對話來建立相關的全球最低標準與協調措施。最後，藩籬與圍牆並不能有效地阻止不合意的人員流動。

對於史無前例的難民潮唯一持久的解決方式是創造條件，得以使人們能夠留在自己的家園。支持難民來源國的建設獲得的全球收益，將會遠大於在接受國內部對難民提供有限的支持。薩默斯認為，2016年的諸多事件將被銘記為一個轉折點：我們要麼從此開始背離全球化，要麼開始對全球化的戰略做出朝向大眾利益的重新定位。而未來幾年的選擇事關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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