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個什麼樣的政權？

馮翊按|

清朝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幾乎很少有人會否認，它是具備多族群、多語言等多元特徵的國家。至於它是否帝國、佔據統治地位的滿洲如何看待自身與其他族群特別是漢人的關係，則爭議不斷。

以下文章摘自華盛頓大學歷史系蓋博堅（Prof. R. Kent Guy）於2011年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舉辦的「2011 明清研究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所做的主題演講。蓋博堅從「做為失敗王朝的清朝」「做為近代早期國家的清朝」「新清史」以及「新清史以後的清史」四個方面，對「清朝是什麼樣的政權」的問題做出了解答，他認為，作為近代早期國家的清朝，是一個有能力的政權，它經由縝密的規則和程序施行管治，毫無疑問，它有能力統治這個國家長達將近三個世紀，而這個國家是世界上人口最眾的國家之一。

文章轉自台灣中央研究院明清史研究通訊官方網站，由於篇幅較長，特分為兩篇發布，茲為其一。

全文約5000字，讀完約需8分鐘。

蓋博堅教授

正文|

作者 | 蓋博堅（Prof. R. Kent Guy），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

我最初為華盛頓大學的大學部學生講授清史時，有一堂課我是打算對清朝做一番導論的。我沒有發現到無意中我將「清」人格化了，一直說「清做了這些」或「清做了那些」。直到一位學生悄悄舉手提問：「『清』是什麼啊？」。這問題打斷了我的思緒，因為我無法給她一個現成的答案。最直接的回答或許是「讀你的教科書吧！」但這個答案並未在第一時間湧現。從那時起，我一直反思這個問題，並意識到在我研究清史的這些年頭中——歲月不饒人，轉眼間就過了那麼多年了——有好幾個不同形象的清朝默默影響著西方對清朝的研究，而今天這個場合似乎是一個適於回顧這些形象並予以展望的時機。我當然無法一一細數過去四十年的清史研究成果，也無法預測未來的清史研究將會做些什麼。這次演講難免只是我個人的觀點，由我的研究經驗和閱讀所形構，但我希望能夠藉此機會跟各位分享，也許能夠獲得其各位的共鳴（或者爭論）——今天大家聚首一堂，正是為了思量明清研究的過去與未來。

近年來，我發現，根據學者們對於清朝是何種政權的不同想像，並藉之把我自己對清史研究狀況的理解歸納在不同的範疇，無論對於我的教學或者寫作皆有所助益。簡單地說，我認為有三種範疇：1960 年代後期，當我還是一個初學清史的學生，清朝被認為是一個失敗的王朝；而當我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書時，以「近代早期國家」這觀念理解清朝正流行一時，認為清朝經歷了與同時代歐洲國家一樣的國家建構過程；最近，我們則認為清朝是一個「帝國」；顧名思義，它意味著種種帝國主義與支配、控制與征服。清史作為帝國史這一研究取向就是最近大家所知道的「新清史」了。然而，儘管新清史研究讓我們獲益良多，但如今我們也許該開始想想，「新清史後的清史」是怎樣的光景了。當然，清史中的種種史實並未改變，不過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使用的文獻有所不同。改變了的其實是清史研究中政治與思想的脈絡。

做為失敗王朝的清朝

當我於 1960 年代後期開始接觸清史的時候，清朝除了呈現失敗、腐化以及面對現代世界所表現的無能之外，似乎跟這個世界沒什麼瓜葛。孔子和蒸氣機似乎無法共存於這個世界，而清朝的統治者是在被強迫的情況下才開始面對周遭的世界，在被拖拉、踢打、哀嚎中進入二十世紀。當時的學術研究主題集中在中國與西方的交鋒，以及中國在中西交會中的反應，諸如——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梁啟超嘗試認識身處的新世界、康有為那註定失敗的百日維新、還有象徵著年輕一代拒絕清朝遺緒的 1911 年辛亥革命。清朝在所有這些事件中已顯得微不足道，而除了「宮廷與地方菁英的共治」與朝貢體系等議題外，當時看來，清朝已沒什麼研究意義了。這是因為在那些年裡，定義著中國近代史的是兩個複合因素：普世現代性的預設，以及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所承繼的政治與社會傳統的貧乏感到絕望。

辛亥革命黨人

普世現代性認為所有文化皆會按照類似的現代化進程朝向現代性，這概念是大部分 1950 至 1960 年代初期的美國與西方的學術體系的重要基礎。這個預設能以幾種方式表述；我總是從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同時也是「現代化理論學派」的奠基者 Cyril Black 的理論模式得到啟發。Black 的研究立基於這個事實，即，在現代時期，個人在生活的各個層面上獲得較多的控制權。在政治上，個人在參與式民主中對政府決策有更多影響；科技的發展使得人們更能控制自然界；圖書館與研究機構的增長則助長了人們對學問世界的掌握。擁有更多控制權的現代人也經受著一種心理躁動，這方面可以證之於移民活動的增加、新型態的社會關係以及兩性關係的改變。在許多方面，Black 的定義是來自於一個較我們更有自信的時代：如今，我們並不肯定參與式民主是否真能對政府決策產生更多影響；對於天災，我們更說不上已可以控制。但在 1950 至 1960 年代時，大家都認定所謂的現代化不可能來自於清朝，這事兒也不可能來自中國傳統。它只能從外面引進，歷經只有西方才能傾銷的社會的、政治的以及體制上的創新才可能出現。

如果西方的學者對此主張曾有任何疑惑，他們只需要看看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見便可釋懷了；後者的看法清楚不過：中國想要進入現代世界，就得把傳統完全打破。事實上，二十世紀的清朝鮮少有值得學習之處，而對近世的研究亦多半只有負面的評價。胡適和梁啟超都致力指出過清朝如何延宕了「中國文藝復興」的進程；孟森則議論過清朝的權力如何根植於其開國之初的貪污腐敗與派系鬥爭；而蕭公權，一位我在華盛頓大學極為出色的前輩學者，則認為舊政權統治下的農村中國一無是處。實際上，蕭公權有關中國農村之政治生活的巨著甫出版，哈佛大學的 John K. Fairbank（費正清）便寫了書評，對該書讚賞有加，認為它為清朝的政體敲響了喪鐘。甚至當清代檔案館的館長們考慮應該出版哪些館藏文獻時，最後也將主題集中在有爭議的皇位繼承、寵臣們的興衰、文字獄案，當然，還有十九世紀中國與西方互動的悲哀歷史。對一個起步於 1970 年代的研究生而言，十九世紀已無未經研究的課題，而若要對早先幾個世紀進行研究，則又顯得像僅是一個古玩愛好者的興趣。

做為近代早期國家的清朝

1970 年代伊始，新一代的清史研究者開始探索新的方向。「中國對西方的回應」的典範開始遭受攻擊，愈益清楚地是並非所有近代西方提供給亞洲的東西都被熱切接受，甚至這些東西是否有價值都成問題。更重要的是，學界日益清楚，應該轉向研究在近世中西的交會中中國給予了西方什麼，而非中國拿到些什麼。我的第一本書：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es（皇帝的四庫全書）的構想是嘗試探討鴉片戰爭前知識分子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我讀過俄國史，得到啟迪；俄國史中知識分子與國家有種疏離，他們自我定位為「疏離的知識分子」，這對十九世紀晚期以及二十世紀的俄國政治發展史具有關鍵性的影響，而研究中國，想提出相同的提問。當我向余英時請教這個議題時，他馬上就說：「你何不就研究《四庫全書》？」於是，我就有了博士論文題目。

四庫全書

我的博士論文與最後出版的書很大部份是植基於有關《四庫全書》的檔案，那些檔案已經出版有年，但在我結論中有關查禁制度與文字獄的影響那部分，很大程度是植基於我自己從檔案中新發現的材料。事實上，還原清朝的治理能力而非質疑其能力的研究轉向，是大大地受益於台灣於 1970 年代與北京在 1980 年代陸續開放的檔案文獻，因為這些檔案館中的檔案剛好有助於解答 1980 年代早期青年學者的提問。為了想要得知清朝做為一個政府有何能耐，以及它如何處理人口、社會流動以及經濟成長等問題，我們轉向那些檔案，並從中發現清朝政府究竟是如何運作的詳實細節。毫不意外地，我們發現了我們想要尋找的——一個有能力的政權，它經由縝密的規則和程序施行管治，毫無疑問，它有能力統治這個國家，長達將近三個世紀，而這個國家是世界上人口最眾的國家之一。有關清朝財政以及養廉銀體系、軍機處的運作、穀物貯蓄以及賑災體系（這體系比起世界上最有效率的他國體制毫不遜色），乃至民眾造反所引發的政治與社會變動等相關研究都陸續出現。

稍微看看這些豐碩的研究成果，我們很難不同意 Madeleine Zelin（曾小萍）得出的結論：中國和歐洲他國一樣，是一個掙扎求存的國家，努力發展在這個世界上的財富與力量。的確，將清朝和同時代之世界各國相較，有助於我們具體地理解到清朝面對的行政挑戰與其他國家所面對的很類似。很多這方面的比較，多受益於 Charles Tilly 的重要著作：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西歐民族國家的形成）。該書對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國家在中央集權、財政重組、軍事改革以及人事政策等層面的進程提供了一種非常廣泛的觀察。此書無疑是一個有關國家建構的藍圖，可以（至少似乎可以）用來評估其他國家的政治進程。儘管這部著作是如此的有價值——我和我的同事都有點愧疚，因為在我的檔案夾里的是 Tilly 這本書一個厚厚的複印本——但若將其所述應用於解釋中國，有些問題就會浮現。第一，Tilly 所描述的進程實際上是由戰爭推動的，歐洲國家彼此爭雄的三百年間，歐洲的國家數量由 500 個銳減至 25 個。但在中國卻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當然，十八世紀的中國也有戰爭，規模之大且對國家財政預算造成影響，但並未有產生像在歐洲那樣的推動力。中國沒有出現拿破崙。而中國在十九世紀與西方的戰爭，與其說激發出與西方的競爭，不如說是仿傚：在有關財富和權力的競賽中，西方已獲勝，中國不得不適應一個新的世界。第二個問題是，此般研究方式導致人民角色在清朝歷史上的缺席：政策、意識形態聯袂前進，或彼此競爭，但這些政策與意識型態無論勝利或者失敗，似乎大部分都沒有「人」在扮演提倡或譴責的角色。當然也存在著例外，William Rowe（羅威廉）有關陳宏謀的精彩研究就是一個例外，但他僅研究了一位官員。鄂爾泰 (1677-1745)、劉統勛 (1700-1773) 和他的兒子、接班人劉墉 (1719-1805)（他在十九世紀是如此有影響力）等人的政治觀點又是怎樣的呢？陳宏謀的經驗和其他地方的巡撫比較起來又是怎樣的呢？第三個問題，這也許是最致命的問題。援用 Tilly 的觀點來研究十七和十八世紀的中國難免會有一種無法解釋的弔詭：設若誠如一些研究所暗示的，國家在十八世紀建立得相當健全，安穩無虞，那麼它為何失敗？假若手術是成功的，病患又為何死去？

新清史

正當清史這個研究領域開始思考種種問題之際，一個新的研究方向亦同時成形，之所以如此部分是由於新文獻的開放，另一部分則肇因於學者有了一套新的提問方式。新文獻就是清代檔案館中數量龐大的滿文史料；新提問則集中在清廷中明確為滿人執掌的機構上，特別是這些滿人機構在清帝國南北邊疆的擴張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這個新研究領域的威力是難以否認的：清朝是一個滿族政權：在八旗制度的角色，宮廷的性質，或是十八世紀滿人形象建構的重要性等問題獲得完全理解之前，我們對於清朝的認識都仍是不完整的。此外已然清晰的是：滿人在中國的統治軌跡很難稱得上是一個漢化的過程；滿人自己有一個獨立於清朝之外的歷史。當學者聚焦於清朝中央體制以及軍事機構的研究持續推進的同時，清朝擴張中亞及西南的議題亦得到關注，可惜發展尚未完全。而這些研究出現後，另一種可能浮現，即，清朝政權同時是帝國主義的實行者和鎖定的對象，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作為一個失敗的王朝，或是一個早期近代國家之外，清中國成為一個多語言、多宗教、多族群的帝國，而「新清史」於焉誕生。

木蘭行圍圖。

起初，「新清史」可能更象是個由出版社提出的營銷字眼，而非學術場域內的一個運動，然而當這個新興研究充分展現出不同的意涵時，學界發現使用這一字眼來指涉這些研究有其方便性。對做為一個帝國的清朝新生的興趣，適逢西方的後殖民時刻，當其時，歐美學者正描繪著，或慶賀著帝國在二十世紀的衰微。此時產生了對帝國本質，以及帝國對於被征服者之影響的研究；嘗試將清史研究納入此一典範，也是自然之舉。對很多新清史的學者來說，將清朝的擴張史與歐洲人在美國西部的擴張活動進行比較是有其道理的。新清史研究中最常徵引，而又與中國無涉的著作之一，是由我在華盛頓大學的前同事 Richard White 教授所寫的 The Middle Ground: Indians, Empires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3]這本書是 White 一系列研究論著中的第一本，這個系列作品使他成為當今頂尖的美國西部研究史家之一。然而，從事不同帝國間的比較必須步步為營：他們都一樣嗎？可以確定的是，征服與落敗之常情各處皆然，然而一個當代帝國是否可以做為一個過去帝國的模型，則很難說。當要投射當今中國少數民族的聲音到過去的時候，我們必須冷靜而謹慎。另一個新清史帶出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則類似於現代國家研究所帶出的議題。我們已經知道許多有關「滿族人」的事，但是鮮少對於個別的滿人有所認識。可以推測在征服時期，他們在政治層面上有著某種程度的共識，但沒有多久，可以確定最晚到康熙朝，彼此間差異便浮現，且隨著王朝持續，殊異只有更加擴大。下一步的清代研究應該探究這些差異，以及他們之於清史的意義。最後，儘管在美國已有不少致力於滿文訓練的資源，我們仍在等待這樣一本著作：其研究論證，純從滿文史料提出；甚或當中滿文文獻提供了其他材料無法提供的關鍵視角訊息。這些究竟是這個典範自身的問題，抑或隨著學術研究持續開展便能獲得解決，仍然有待觀察。但我想，發展「新清史以後的清史」，仍有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