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用人管人的非常手腕，99％的人都忽略了！

｜品論｜

曹操用人管人的非常手腕，99%的人都忽略了！

評點三國中三位大佬的用人觀，不喜歡劉備動不動就抹淚表關心的行為，也不喜歡孫權見誰都喊兄長、長輩的做法，相比之下，被稱為「一代梟雄」的曹操，其識人、用人的手段，才最具有借鑒意義，也被世人所稱道。

在群雄逐鹿的東漢末年，曹操發跡稍遲，因而其聲望、實力在初始階段遠不如袁紹、袁術、劉表、公孫瓚等，但最後的贏家卻歸屬曹操。究其原因，曹操用人智慧堪稱超邁群倫，一起走進他的內心世界一探究竟！

早在剷除宦官、匡扶漢室的政爭中，具有強烈政治野心的袁紹與曹操曾經一起討論時局。袁紹的打算是，「若事不輯」，「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曹操則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簡簡單單一句話，看似沒有實際內容，卻道出了曹操不世出的政治謀略——把人才問題看作政治鬥爭中最根本的戰略問題。而後來的許許多多事例都證明，曹操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始終把網羅人才當做比攻城略地更重要的根本之圖，唯才是舉，「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

也正因為這樣，在曹操麾下聚集了漢魏間最龐大最優秀的一支人才隊伍，文有華歆、王朗、王粲、阮瑀、陳琳等，謀有荀彧、郭嘉、毛玠、荀攸、賈詡、許攸、程昱等，武有徐晃、張郃、諸夏、諸曹等，而曹操正是靠這樣一支隊伍才能戰勝對手。

1、求才若渴、唯才是舉

在三國時期，互相攻伐、爭奪政權的進程中，曹操為羅致人才，共發布過三次求賢令，這是同時代的其他人都沒有做過的。

第一次是建安十五年（210年），令曰：「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第二次是建安十九年，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第三次是建安二十二年，令曰：「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陣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網羅人才自然不能靠一紙榜文就能解決，但這三道求賢令顯然也不是在做秀，曹操求賢若渴的心態真是躍然紙上，讓人心動。事實亦復如此。只要有高人來歸，曹操就情不自禁，喜形於色。

如初平二年（191年），荀彧棄紹投操，被操贊為「吾之子房」；又如建安五年，許攸棄紹投操，喜得曹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遠，卿來，吾事濟已！』」

2、集眾智，用眾力，不搞一言堂

漢魏之際，就用人本領而言，實無人能出曹操之右。在專制社會，最怕那些昏君權臣拒諫，搞一言堂，堵死群臣建言之路。曹操對此顯然有所認識，因而在建安十一年曾發出一道《求言令》，旨在敞開言路，鼓勵大家建言獻策。開明的曹操自己不搞一言堂，也堅決反對僚屬的「面從」。

而事實也證明，曹操從漢末群雄中勝出，決不是靠搞一言堂，而是靠廣泛採納諸多謀臣的建議，其中如荀彧、郭嘉、荀攸、賈詡、許攸等在關鍵時刻，都提出過重要建議，貢獻尤著。而每當戰勝克捷、論功行賞時，曹操對於麾下多謀善斷、積極建言獻策的荀彧、郭嘉等謀臣也沒有忘記，而是一再突出「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並給予重獎。

3、用人重大局、講團結

建安元年，劉備為呂布所敗，前來投奔曹操。曹的謀士程昱說：「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如果從把政治上的重要對手消滅於萌芽狀態這一角度考慮，程的想法不無道理。但曹另有一番考慮，他說：「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在漢室陵夷、群雄初起之時，曹操的這一人才大局觀明顯要高人一籌。用人重大局，必然要講團結。作為許下政治集團的核心，曹操常能做到以己度人，且賞功罰過非常嚴明，這對穩定軍心、鞏固內部隊伍而言，其作用不言而喻。

如在官渡之戰後，曹操發現袁紹軍中文書有若干是「許下及軍中人書」，這一發現肯定令他震驚不小，如果處理不當，也必定埋下內亂的種子。但曹操在震驚之餘，非常冷靜也非常果斷地決定「焚之」，並說：「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眾乎？」這一句話，就給那些有問題的同夥吃了定心丸，也把團結問題解決了。

4、用人不拘一格，親仇不避

用親不必說，用仇用降很值得一提。茲以張綉為例，張於建安二年降曹，尋悔、復叛，一度把曹軍打得大敗，曹操本人也為流矢所中，長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死於此役。

這可謂血海深仇，任誰也難咽下這口氣。但到了建安四年，袁紹不聽謀士田豐、沮授等勸阻，率眾十餘萬南向許昌、準備一舉滅曹之時，為袁紹賣命的張綉卻在官渡大戰前夕，復棄紹而降操。

曹操居然能像沒事人一樣，不計前嫌，不僅允降，而且還對張綉加官進爵，封為列侯。這種用人雅量真正難得，充分反映了曹操非凡的政治家氣度。

又如建安九年，曹操在攻破紹軍大本營鄴城之後，「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古之史家有的頗不以曹操此舉為然，「盡哀於逆臣之冢，加恩於饕餮之室，為政之道，於斯躓矣。」從儒家道德角度看，這種批評當然不無道理，但曹操是政治家，不是道學家，他旨在通過這一形式，向時人表明自己在把對手打敗後，仍存一份英雄相惜的惻隱之心。

這對於那些一直在與他作對的對手而言，正好起到一種心靈感化與心理威懾作用，同時也襯托出曹操的政治家氣度。因而，此舉恰恰映襯出曹操對網羅人才問題的思考苦心孤詣，非凡夫俗子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