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許多想謀一官半職的人，一般不直接送錢

在宋朝，許多想謀一官半職的，一般不直接送錢，而往往通過獻詩，來表達政見，展露才學，博得上司的青睞。

宋真宗時期的夏竦，因為父親死於戰場，被朝廷以撫恤之名，安排出任「三班差使」，一個小武官。夏竦從小博覽群書，還寫得一手好詩，舞文弄墨才是他的夢想，讓他當個小武官，內心別提有多憋屈，他希望朝廷改授文職。為此，他天天守候在宰相李沆下朝必經之地，某天終於等到李沆路過時，他拿出自己的得意之作，獻於馬前。當晚，李沆讀了夏竦的詩作，一句「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讓李沆拍案叫絕。第二天，李沆便向宋真宗推薦，安排夏竦出任丹陽縣（今江蘇丹陽市）主簿。在宰相和皇帝的關注下，夏竦步步高升，最後官至樞密使，位居人臣之極。

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年過六十的范仲淹調任杭州知州。范仲淹是北宋第一次改革「慶曆新政」的領導者，在抵抗西夏入侵中又有勇有謀，功勞卓著，他因此而躋身北宋名臣行列，許多人希望得到他的推薦。杭州任職期間，身邊許多部下，都被他推薦到朝廷，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唯獨對於巡檢蘇麟，不知是忘卻了，還是其他什麼原因，未予推薦。蘇麟幹了多年的巡檢，老得不到提拔，內心不免焦急，非常希望得到范知州的推薦。然而，宋朝士大夫不興送錢送禮和跑官賣官，那會被恥笑，甚至被彈劾。於是，蘇麟獻了一首詩給范知州，委婉地表達了自己的意願，其中，「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一聯，堪稱千古名句，范仲淹眼睛為之一亮，隨即向朝廷，鄭重推薦了蘇麟，蘇麟從此仕途通達。

而北宋詞人周邦彥，他的「敲門磚」更是直接拋向了位居九五至尊的皇帝。年輕的時候，周邦彥學業優異，被安排到太學深造，成為了一名太學生。為了得到皇帝的賞識，周邦彥寫了一篇《汴京賦》，獻給皇帝宋神宗。《汴京賦》洋洋洒洒數千言，歌頌了京城開封的繁華富庶，寫得熱情奔放，大氣磅礴。宋神宗閱後大為感動，驚異於這位年輕太學生的淵博知識和卓越才華，立馬授予周邦彥太學正的官職。太學是北宋神宗改制後的最高學府，其官員包括太學博士、學正、學錄等，周邦彥由太學生到太學正，如同一個北京大學的學生出任北京大學的中層領導，在體制中，前者無品秩，後者有品秩，無異於連升數級。

在宋朝，除了科舉這一通天之途外，通過獻詩改變命運者，並不在少數。比如王禹偁之於畢士安，楊億之於宋太宗，曾鞏之於歐陽修，黃庭堅之於蘇東坡，均是在獻詩博得對方賞識之後而聞名天下，步步高升的。回頭再看如今有些人，無非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授官），既沒有技術含量，也背離了道德法律，手段實在拙劣得很，而最關鍵的是，前者是權錢交易，後者有真才實學。

其實，當時獻詩是眾多文人士大夫之間交往的一種基本方式，即便是借錢討吃之類難以啟齒的事兒，他們也做得文質彬彬，詩情畫意。據宋代《王直方詩話》記載，秦少游任秘書省校勘之職時，由於工資低、待遇差，常常上頓不接下頓。有一次，又揭不開鍋了，想向家境寬裕的戶部尚書錢勰借米，便寫了一首詩送去，詩曰：「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錢尚書讀完詩，馬上給秦少游送來了兩石大米，解了他的燃眉之急。還有個儒生張球，書雖讀得好，但不善經營，時有斷炊，最後不忍聞孩子飢餓的啼哭聲，懷著試試看的心情，向宰相呂夷簡獻了一首詩：「近日廚間乏所供，孩兒啼哭飯籮空，母因低語告兒道，爺有新詩上相公。」呂夷簡當即「以俸百緡遺之」。宋幣，一緡是一千文，百緡則是十萬文，宰相的饋贈的確不菲。

而最為搞笑的是，宋人甚至通過獻詩，策劃謀反。據宋代朱弁《曲洧舊聞》記載，宋仁宗時代，一舉子因屢試不第，憤懣之際，給成都知府獻了一首詩，中有：「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 鼓動成都知州割據一方，與宋朝分庭抗禮。嚇得成都知府趕快把舉子捆綁至京，上章請求宋仁宗治罪。宋仁宗了解後，卻哈哈一笑說：「此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軍，處於遠小郡。」寫反詩的不但沒受到懲罰，反而在皇帝那謀得了官職，可見宋仁宗的仁慈與寬容，宋人筆記中所謂：「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周納）」，倒也不是妄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