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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西方思想年度述評系列之四

2016西方思想年度述評系列之四



文 | 劉擎

按語:作者自2003年起撰寫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綜述系列。今年開始由《騰訊·大家》獨家首發。鑒於在線閱讀的特點,《2016西方思想年度述評》分為四篇連續發表:(1)裂變時刻的來臨;(2)全球化的斷層線;(3)文化認同的裂痕;(4)民粹主義的威脅。網路版在篇幅上有所刪節,並略去了全部文獻注釋。完整的印刷版將在《學海》雜誌2017年第2期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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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的政治評論中,「民粹主義」(populism)或許是使用頻度最高的術語。英國獨立黨;領導人法拉奇(Nigel Farage),美國當選總統的特朗普,法國「民族陣線」主席勒龐(Marine Le Pen),匈牙利總理歐爾班(Orbán Viktor),以及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他們似乎呈現出某種「家族相似」特點:強硬而富有煽動力,鼓吹極端的理念和政策,宣稱代表底層民眾,訴諸他們被漠視的利益和被壓抑的憤怒,發誓要根本改變腐敗或無能的建制派精英們所造就的黑暗現狀,並許諾帶給民眾一個嶄新的光明未來。


民粹主義似乎是一個現成的概念,用來概括這些新興政治勢力的特徵。今年學術界和媒體湧現出大量關於民粹主義的歷史、理論與實踐的論述。澳大利亞的《對話》雜誌彙集了18位著名政治學家(包括中國學者俞可平)的簡要觀點;《外交事務》在年末刊出「民粹主義的力量」專輯;同時,至少有三部相關專著作正逢其時地面世。關注的焦點議題包括:如何理解民粹主義的興起?民粹主義與民主究竟是什麼關係?它本身是一種民主形態或病症,還是對民主的威脅?它會導向法西斯主義嗎?應該如何應對民粹主義政治勢力的蔓延?

然而,民粹主義的概念相當複雜,也容易被濫用。早在半個世紀前,倫敦經濟學院為此召開過學術研討會,與會者們一致同意,民粹主義這個術語雖然有用,但涵義太過模糊以至於無法形成某種單一的定義。這種狀況幾乎延續至今,但今年出版的《什麼是民粹主義》(What is Populism)一書對於這一概念的澄清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格外引人注目。作者繆勒(Jan-Werner Muller)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理論教授,也是活躍於歐美思想界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先後在《衛報》、《波士頓評論》和《倫敦書評》等報刊發表文章,對民粹主義的辨析並針對當下政治現象的闡釋都具有敏銳而深邃的見解。

2016西方思想年度述評系列之四



繆勒與其新作《什麼是民粹主義》


繆勒反對時下對民粹主義一詞過度寬泛地使用。民粹主義可能表現為反建制、敵視精英、憤怒、非理性、不負責任、仇富、排外……但所有這些都不是其獨有的特徵。繆勒認為,民粹主義的「界定性特徵」(defining feature)不是反對精英,而是對「人民」代表性的壟斷:民粹主義者們宣稱,他們而且只有他們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這種對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壟斷才是民粹主義的獨特之處。訴諸人民的意志意味著信奉「人民主權」原則,因此民粹主義與民主政治具有令人迷惑的相似性,也總是如影隨形。

繆勒認為,民粹主義是代議制民主「永恆的影子」,但它必須通過抹殺現代社會的多元性才可能維持其對代表性的壟斷,因此必須壓制和排斥部分民眾的意志和利益,從而反諷地陷入它所指控的那種精英政治罪行(壓制與排斥)。在根本上,反多元主義(anti-pluralism)的結構性特徵使民粹主義不僅是反自由的,最終也是反民主的。


在一個複雜多元的現代民主社會中,絕不存在單一的政治意志,更不用說單一的政治觀點了。這是所有歐美社會的政治現實。英國脫歐公投中有48%的投票者選擇留在歐盟,美國總統大選中,柯林頓獲得超出特朗普286萬張大眾選票,歐爾班在匈牙利策劃公投「抵制布魯塞爾在移民問題上發號施令」,但投票人數未達到一半,實際上失去了法定效力。


但所有這些事實都不妨礙他們聲稱代表全體人民。法拉奇宣稱,英國公投的結果是「真正的人民的勝利」,這意味著反對脫歐的公民算不上「純正的英國人」;特朗普也曾在競選集會中宣稱「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人民的聯合一體,因為其他人毫無意義」。


顯然,民粹主義者需要製造一個神話:世上存在一個真正的「人民」群體,一個同質性的、永遠正直的人民,全體人民可以通過一個聲音表達心聲,而民粹主義者自己就是這個聲音,是人民獨一無二的道德的代表。


民粹主義會對民主政治帶來兩個直接有害的後果。首先,民粹主義者將指控其他所有的政治競爭者為非法,這不是在指政策上的分歧(這種分歧本身是民主政治的要點所在),而是將政治對手妖魔化,「揭露」他們的人格扭曲或道德腐敗。美國一名極右翼電台的節目主持人(特朗普的狂熱支持者,且收到特朗普本人的電話致謝)在網站上發布消息說,柯林頓和奧巴馬真的都是從地獄中上來的人,「如果走近他們,你會聞到地獄的硫磺氣味」。第二,更為重要的是,民粹主義者否認多元主義,堅持將公民之間的分歧轉化為「人民與非人民的對抗」,主張將那些異己人群——不支持他們或者不認同他們「人民」觀念的那些人——排除在「真正的人民」之外。(繆勒早年曾發表過研究施米特的專著,可以想見他對民粹主義反多元主義的敏感性來自他對施米特「同質化人民」的批判性研究。)

繆勒針對許多關於對民粹主義的流行誤解展開批判分析。


首先,民粹主義據說更具有直接民主的傾向,會使政治更貼近民眾。但繆勒認為,民粹主義者並不反對代議制民主,只要他們自己是那個代表,他們也可以不反對精英,只要精英是他們所定義的「人民」的代言人。他們呼籲要讓「人民自己發出聲音」,但完全不關心廣泛的民主參與,他們熱衷於是政治和道德的斷言,而不是開放的、自下而上的公民辯論。他們製造民意的方式是在(直接或間接的)民主程序之外來定義人民。


第二,有大量研究表明,右翼民粹主義的支持者與其社會經濟狀況並不直接相關。特朗普的支持者並非低收入人群,美國大多數經濟狀況最差(年收入不足5萬美元)的人群在總統大選中投票給柯林頓。將民粹主義的支持者群體與現代化的失敗者相聯繫缺乏真正的經驗證據基礎。實際上,特朗普的成功之處在於,使許多白人(仍然佔美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相信自己的地位已經變的像是受壓迫的少數族群,從而將「白人身份運動」與「美國人民」關聯起來。


第三,許多自由派分析家認為,民粹主義政客一旦上台執政就會自我瓦解,因為他們沒有真正可行的政策。在他們看來,民粹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抗議政治,而抗議者無法統治,因為在邏輯上人們不能抗議自己。繆勒認為,這是一種自我安慰的錯覺。民粹主義執政並不必定落入自相矛盾。執政的民粹主義者當然會面臨種種失敗,但他們總是可以將所有失敗都歸咎於那些「反人民的精英」的破壞,這就是民粹主義者往往偏愛陰謀論的原因之一。人民必須永遠正確,一切失敗都是敵人的陰謀所致,而國內或國外的敵人總是取之不盡的。

實際上,在俄國、土耳其、匈牙利和波蘭等國,民粹主義政客已經成為執政者。當政的民粹主義者非常注重控制非政府力量。打壓民間批評意見當然不僅限於民粹主義政府,但公民社會中存在反對力量的事實,會對民粹主義政客造成特殊的「象徵性難題」:這會瓦解他們所宣稱的獨一無二的代表性。因此,他們竭力需要「證明」所謂的公民社會根本不是公民社會,證明任何民間的反對都與「真正的人民」毫無關係。


這就是為什麼普京、歐爾班和波蘭的「法律與正義黨」(PiS)總是試圖將異議組織「鑒定」為受外來勢力操縱或者本身就是外國間諜。為了製造統一的人民,那些抵制代表性壟斷的人群必須被禁聲或被名譽掃地,或者促使他們離開自己的國家,將他們從「純粹的人民」中剝離出去(近幾年來,大約有10%的波蘭人、5%的匈牙利人移居國外)。由此,民粹主義政客不僅造就了自己的國家,而且造就了他們一直以其之名發言的同質化的人民,民粹主義因此可以成為某種「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在此存在著一個悲劇性的反諷:當權的民粹主義者恰恰犯下了他們所指控的精英犯下的那種政治罪:排斥公民和篡奪國家,他們最終會做出所謂建制派的行徑,只不過更帶有合理化辯護或更自覺的意識。因此,以為「大眾反叛」的民粹主義領袖有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種深刻的幻覺,民粹主義者不過是另一種類型的精英,他們試圖藉助政治純粹性的集體幻象來掌控權力。


那麼,應當如何應對民粹主義勢力的蔓延?繆勒認為,我們首先需要防止對民粹主義一詞的濫用。不應當將美國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國的科爾賓(Jeremy Corbyn)、希臘左翼聯盟(Syriza)和西班牙左翼政黨「我們能」(Podemos)與特朗普、法拉奇和埃爾多安混同為一個類別,統稱為民粹主義。因為只有後者才宣稱自己是「真正的人民」的唯一代表,而前者承認社會的政治多元性,並在此基礎上試圖重塑社會民主。第二,應該認清民粹主義者們對民主的威脅,而不是誇大他們對精英權力有益的矯正作用。但同時需要在政治上與他們接觸,而且不是用民粹主義的方式(排斥和妖魔化)來對待民粹主義者。第三,需要將民粹主義政客與其支持者區別開來。民粹主義者虛構了「真正的人民」及其「統一的意志」,但他們觸及的政治問題並非完全虛構:西方國家日益嚴重的不平等,以及許多公民被排除在政治進程之外,這些都不是杜撰的問題。


那些支持他們的民眾也並非只是受到煽動蠱惑,陷入非理性的情緒爆發。理性與情緒的分野本來並不那麼涇渭分明,情緒當然可以出自理由,這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接受所有這些理由,但宣稱所有民粹主義的支持者都只是被「憤怒驅使」,那將永遠無法對他們的理由展開真正嚴肅的討論。


最後,必須直面「我們時代特有的真實衝突」,主要不是所謂「精英對峙人民」的衝突,而是更為開放的倡導者與某種封閉的支持者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包含著切實的利益關切,應當讓貿易協議等政策轉向更有利於工薪階層,由此贏得選民的支持,這當然是抵制民粹主義戰略的一部分。但繆勒告誡說,利益之戰並不是一切,「自由主義者也必須踏入身份政治的危險領地」,必須打破民粹主義編造的「純粹的人民」的幻象,並塑造一種「更有吸引力的、最終是多元主義的英國性和美國性的概念」。

2016西方思想年度述評系列之四



當地時間2016年12月8日,美國侯任總統特朗普舉行答謝集會,CFP供圖


民粹主義將造成什麼樣的後果?繆勒認為,至少會讓一個國家浪費多年時間和機會,就如貝盧斯科尼在義大利的情況。而在美國,可能意味著毫無保留的裙帶資本主義以及破壞權力制衡機制的企圖,而最壞的情況是,美國發生「政體變更」(regime change)。美國難道會發生「顏色革命」嗎?《金融時報》的主編巴伯(Lionel Barber)抱有同樣的憂慮。他認為美國兩百多年來一直是多元主義、寬容和法治等民主價值的標誌,而在2016年陷入了一場高風險的政治賭博,其結果難以預料。特朗普的立場是英國脫歐者更極端的鏡像,要求不惜代價地遵從他言稱的「人民的意志」,而任何反對意見——無論是來自媒體、反對派還是司法機構——都有被定性為「人民公敵」的風險,「這不只是民粹主義的猖獗,這是對政治本身的否定」。


那麼,民粹主義會滑向法西斯主義嗎?政治理論家伯曼(Sheri Berman)教授在《外交事務》發表的文章認為,民粹主義不是法西斯主義,但有可能成為其溫床。她分析指出,法西斯主義與民粹主義都是極端主義,兩者具有相似性,但彼此的差異更為明顯:「目前的極端主義者宣稱,他們並不要拋棄而是要改善民主,他們批判當代民主運轉不良,但並沒有提出另闢蹊徑的方案,而只是給出含混的許諾:要使政府更強有力、更有效率和更負責任。」


另外,兩者的歷史背景也相當不同。但她認為,匈牙利和土耳其的民粹主義更加危險,在那裡民主政治的根基不深。而在具有長期民主傳統的英美,民粹主義很難轉變為法西斯主義。因此就其特徵而言,對目前右翼極端主義者更恰當的定性是民粹主義而不是法西斯主義,他們固然是反自由的,卻未必能夠反民主的,這兩者的區別並非無足輕重。如果民粹主義者上台執政,民主機制的持續存在將會通過下一輪選舉將他們淘汰出局。「讓國家從其錯誤中恢復,這是民主政治最大的優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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