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奧巴馬的外交遺產：不做蠢事還是不作為？

「圍繞我接受這一獎項的最深刻的議題，或許就是我是一位正在打兩場戰爭的國家的軍事總指揮了。」2009年12月10日，在奧斯陸接過諾貝爾和平獎時，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這樣說。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選擇把和平獎頒給奧巴馬的理由是，他「在加強國際外交與人民之間合作方面的出眾努力」，包括提倡核不擴散，以及他一手培養起的國際關係「新氣象」，特別是伸向穆斯林世界的橄欖枝。而事實上，奧巴馬只是在那之前發表過有關中東和核擴散問題的演說，雖然令人振奮，但還沒來得及付諸實踐。

有觀點認為，美國外交傳統存在兩大特點：一是兌現大選承諾，與上一任「擰著來」；二是如果上一任很強硬，下一任就會相對溫和。

奧巴馬的外交姿態也印證了這一觀點，似乎正是按照前一屆政府所作所為的對立面來設計構想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來自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教訓——美國的軍事干預會給海外帶來更讓人擔憂的局勢，特別是如果再加上自大與無知的話。

有理由懷疑，諾貝爾委員會只是因為奧巴馬顯示出他不會是另一個小布希就把和平獎頒給了他。在他們宣布獲獎人時，奧巴馬剛剛入主白宮九個月。與其說這是對他工作成績的肯定與褒獎，不如說更是對一位美國總統的鞭策與期許。

那麼，奧巴馬的外交政策原則究竟是什麼呢？在英國《衛報》國際事務主編朱利安·博格（Julian Borger）看來，如果要給奧巴馬的信條加個註腳，那就是「不做蠢事」（Don"t Do Stupid Shit）。

奧巴馬曾在數十次聽取簡報時讓他的官員重複這句話。有報道說，至少在2014年的一次出國訪問場合中，他曾讓白宮記者團齊聲跟著自己逐字復讀，那場面就像小學課堂教學一樣：「所以你們說，我的外交政策是什麼？」「不做蠢事。」

可以肯定的是，在小布希時代過後，這樣一句話確實能讓美國官員獲得共鳴。而作為一個信條，它也取得過成功。

在對待宿敵伊朗時，美國政府不再稱其為「邪惡軸心」或是惡魔的化身，最終促使務實的伊朗在2015年7月與包括中俄在內的大國敲定核協議，接受外界對其核項目設置更嚴厲的限制，以換取制裁的取消。

奧巴馬也要感謝天時與人和。伊朗新總統魯哈尼要比他的前任內賈德好打交道的多。儘管核協議有不足也受到了批評，但它依然絕對稱得上是一代人最重要的外交成就之一。不過，與伊朗走近也讓美國得罪了傳統盟友以色列和沙特，有人因此評價奧巴馬的外交遺產「一塌糊塗」。

在與古巴關係正常化方面，奧巴馬的政策也體現了「不做蠢事」。對古巴半個多世紀的孤立沒能讓美國達到目的，奧巴馬則給這些孤立政策畫上了句號。

奧巴馬對古巴歷史性訪問的影響，未來或許會被人以類似尼克松訪華的同樣方式提及。但被一些人忽視的是，這項成就背後，實際上是奧巴馬在改善美國與拉美國家關係方面做出的更廣泛的努力。

在拉美的左翼民粹主義重新點燃人們對過去「美帝」領導的政變、暗殺小隊和重度干預的回憶時，奧巴馬在剛剛上任100天後就在美洲國家首腦會議上對人們宣布：美國已經變了。

面對不太友好的鄰居時，他握過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的手，會見過尼加拉瓜總統奧爾特加，拜訪過遭暗殺的薩爾瓦多主教羅梅洛的陵墓。他曾提到，導致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上台的政變中有「錯誤」，他也曾公布文件承認，美國捲入過阿根廷的「骯髒戰爭」。訪問古巴首都哈瓦那因此變得水到渠成。

和平獎的「緊箍咒」和「不做蠢事」的信條，給奧巴馬的任期定下了「慎用武力」的基調。2014年，他曾這樣說：「一些曾讓我們付出過最大代價的錯誤，不是因為我們剋制，而是我們急著要進行軍事冒險的意願。」

當然，對恐怖主義除外。2011年5月2日，奧巴馬用這段話驅散了十年來一直縈繞在千百萬美國人心頭的憤怒和失望：「今夜，我要對美國人民和世界報告，美國實施的一次行動殺死了奧薩馬·本·拉登。」

本·拉登的死無疑也是奧巴馬政績中光亮的一筆。這是美國反恐戰爭的一大勝利，也是美國從南亞、中東地區大規模撤軍的前奏。

美國仍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但2008年的一場金融危機也讓其元氣大傷。2001年出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這些都是小布希政府留給奧巴馬的戰爭遺產，也是後者為了把重點放在「亞太再平衡」，要看準時機在中東「解套」的負擔。

在重返亞太的過程中，把中國作為戰略對象的奧巴馬政府繼續交好印度，加強與韓國、日本的聯盟，實現了在澳大利亞和菲律賓駐軍，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也達成了命運尚無定論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但美國增加對亞太的重視和存在讓中美兩個大國的摩擦增加，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歷著「大國崛起的煩惱」。

對美國來說，本世紀以來的歷史教訓似乎很清楚：為了平衡前政府政策的後果，美國該在世界上少做點事了。從邏輯上看，奧巴馬希望在美國保持外交政策傳統目標的同時，夥伴們也能在財政上付出更多、承擔額外的軍事責任、主導外交議題、直面國內政治挑戰。不料，甩掉包袱並不那麼簡單。

2011年12月，奧巴馬宣布伊拉克戰爭結束，但從伊拉克全面撤軍、只保留少數部隊提供支持的決定，卻讓美國丟掉了此前對伊拉克政府來之不易的影響力。隨著國內宗教、部落派系矛盾的激化，局勢一步步失控的伊拉克終於為「伊斯蘭國」的誕生提供了土壤。

2014年12月，奧巴馬宣布阿富汗戰爭結束。然而，為阿富汗撤軍設立時間表，也讓立志捲土重來的塔利班有了自己的算盤。武裝暴力襲擊事件不斷、阿富汗安全部隊傷亡數字飆升、塔利班一度攻佔省會城市昆都士，這些讓奧巴馬政府不得不放棄此前的計劃，暫緩撤軍。

奧巴馬沒意識到，在一些國家，美國影響力的缺失竟會留下足夠恐怖主義滋生壯大的真空，成為那些威脅到美國甚至全球利益與安全的「麻煩」的避風港。

博格認為，在奧巴馬任期的最後，「不做蠢事」的咒語已經變作一個負擔，甚至放大為優柔寡斷和麻痹無力的理由。

不得不說，在從入侵伊拉克的錯誤中得到教訓後，美國人學會了要在聯合國獲得對軍事行動的支持。2010、2011之交，中東爆發「阿拉伯之春」，多國發生民主運動和革命。在新的衝突中，奧巴馬迴避直接對利比亞內戰作出回應，美國同意進行干預，但「要在幕後領導」。

政治強人卡扎菲在內戰中被反對派殺死，但後卡扎菲時代的利比亞走向哪裡？沒有預案的結果是，利比亞至今支離破碎，戰亂不斷。至少在俄羅斯看來，美國的所作所為，還是在濫用聯合國授權尋求利比亞政權更替。

對利比亞的軍事干預讓美俄關係進一步惡化，這也導致在始於2011年的敘利亞衝突問題上，兩個大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上的角力被繫上了死結，由此引發了奧巴馬時代最大的危機。

雖然奧巴馬曾信誓旦旦地說「阿薩德必須下台」，但在面對名目繁多、底細不明的敘利亞反對派時，美國在該幫誰的問題上猶豫不決。對奧巴馬來說更致命的是，雖然他曾定下「紅線」，只要敘利亞政府使用化學武器美國就可以動武，但在「掌握證據」後，他並沒有說到做到。

有觀點認為，奧巴馬對武力的使用慎重而務實，他選擇不在敘利亞動武、不與溫和反對派結盟的決定，避免了美國捲入另一場伊拉克式的戰爭。

但事實也提醒人們，儘管承諾要結束戰爭，奧巴馬卻在至少七個國家發起備受質疑與爭議的「無人機戰爭」（利比亞、伊拉克、敘利亞、巴基斯坦、阿富汗、葉門和索馬利亞）。他對陷入另一個伊拉克的擔憂縮小了戰爭的規模，但也不時彰顯出美國政府缺少對贏下這些戰爭的承諾。

在聯合國的干預、特別是俄羅斯的斡旋下，被指責在國內衝突中使用化學武器的敘利亞銷毀了大多數化武，而阿薩德也摸透了奧巴馬的心思。這時，目標更明確的「阿薩德之友」普京則進入奧巴馬不願全力涉足的真空，給俄羅斯開闢了一片施展拳腳的空間，更佔據了一個撬動中東的支點，並最終主導了敘利亞局勢。

俄羅斯擺脫了因烏克蘭問題而陷入的國際外交困境，重新成為聚光燈下的主角。在吞併克里米亞卻沒見西方有制裁以外更顯決絕的反制措施後，即便美國不斷以實際行動對擔驚受怕的北約東歐盟友表決心，俄羅斯依然表現得越來越有底氣。

在血腥衝突奪去近50萬人生命之際，敘利亞已被視為奧巴馬外交政策遺產中的負資產，正如伊拉克之於小布希。在敘利亞問題上，博格的觀點是，對一位美國總統來說，故意不作為的罪過，與實施犯罪的罪過一樣重。

奧巴馬政府也曾為「不作為」的指控辯護，稱這只是時間問題——比如2015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就把這一策略稱作「戰略耐心」。

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主席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為美國《國家評論》撰文挖苦說，要是把這樣的觀點極端化，那麼俄羅斯就只是一個越發受經濟和人口問題限制其影響力的破落大國，「伊斯蘭國」的野蠻也終將讓其自取滅亡，全球歷史的大幕最終總會歸於正義、秩序、安全和自由——即便美國不努力參與其中，結果也會是這樣。

當然，即便如此，奧巴馬外交政策中的失敗也並不證明政治家就不該「克制與謹慎」。正如小布希政府在伊拉克問題上連連出錯，卻也不能全然批評外交政策中積極進取的一面一樣。

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政治系教授詹姆斯·斯廷森（James Stimson）認為，奧巴馬對穩定國際秩序做出了貢獻，主要成就包括伊朗核協議和對古巴的開放。「我相信奧巴馬會因為伊朗核協議獲得好評，特別是如果未來美國與伊朗的關係不再那麼公開敵對的話。」他在接受界面新聞採訪時說。

蓋洛普發布的最新領導力民調顯示，2015年，全球對美國國際事務領導力的認可度中位數為45%，與2014年持平；不認可度中位數為28%，為奧巴馬擔任總統以來最高，但仍遠低於小布希政府最後兩年任期的表現。

而在對美國人問到對本國政府國際事務領導力的看法時，有38%的人認可奧巴馬政府的表現，61%的人不認可，保持了自2012年以來的連續性。

「我相信他避免美國在敘利亞進行地面干預的做法是明智的，但批評的聲音則說，他和美國在緩解那裡糟糕的混亂局勢方面毫無作為，」在談到這個最富爭議的問題時，斯廷森說，「他從伊拉克學到了教訓，那就是我們的軍事力量可以輕易擊敗其他國家，但我們無法成功佔領那些當地人民不想被佔領的國家。」

「敘利亞局勢可能會更糟，」他說，「我們可能會是五六個參戰方之一，而我們的手上只有令人絕望的一團糟。」

方丹則認為，剋制在外交政策中有時是一項美德，但如果像奧巴馬一樣在這條路上走得太遠，或是已經變成一個僵化的思想體系，就會適得其反。這與過度的政治野心、過度訴諸武力是一樣的道理。

這就如同中國道家講「無為」，「治大國如烹小鮮」，但也講「無為而無不為」一樣。他寫到，隱忍的天性本身沒錯，在一定程度內是健康的，但當政治家和決策者要在變化無常的世界中為國家爭取利益時，這個「度」的極限在哪裡就見仁見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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