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進程中的時間標準化

內容提要：對於全球化的歷史，人們多關注人類活動空間範圍的擴大和聯繫紐帶的加強，說明和詮釋人類從彼此相對孤立的狀態，轉向相互聯繫漸趨密切，並最終發展成為一個整體的過程。但這種關注欠缺一個重要的維度，即世界各地趨向於使用統一的時間體系的過程。事實上，在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人類空間聯繫的逐漸擴大和加強，與人類為建立全球統一的時間體系作不斷的努力是同步進行的。時間的標準化，既是全球化進程的產物，同時也是推動全球化向縱深發展的重要因素。人類的時間是社會文化時間，時間的社會性必然導致人類在全球交往層面上所使用的時間趨同。與全球化一樣，全球時間標準化是一個必然的進程，與這個趨勢的任何抵觸都難免失敗。不過，這不純粹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由於時間又具有政治性，時間趨向統一的過程中充滿了競爭和霸權。到19世紀後期，以格列高利歷和格林威治本初子午線為基礎的全球通用時間體系和時間標準基本形成，體現了英美等西方國家在當時世界上所處的霸權地位。

關 鍵 詞：全球化/時間標準化/格列高利歷/本初子午線/霸權

作者簡介：俞金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洪慶明，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歷史系教授。

對於全球化的歷史，無論是把它限定在最近的三十年，還是將它追溯到五百年前的大航海時代，人們關注的都是人類活動空間範圍的擴大和聯繫紐帶的加強。學者們從交通聯繫、人員和經貿往來、文化交往，乃至物種和疾病的交流傳播，多視角多維度地說明和詮釋人類從彼此相對孤立的狀態，轉向相互聯繫漸趨密切，並最終發展成為一個整體的過程。但在當前的全球史敘述中，欠缺一個重要的維度，即世界各地趨向於使用統一的時間體系的過程，這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①事實上，時空不可分離，人類的一切活動都以相應的時間體系為參考，沒有一個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共享的時間體系，就會給人類在世界範圍內的活動造成種種不便或阻礙，導致全球交往難以順利展開。在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人類空間聯繫的逐漸擴大和加強，與人類為建立全球統一的時間體系作不斷的努力是同步進行的。可以說，時間的標準化，既是全球化進程的產物，同時也是推動全球化向縱深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關於全球化的歷史闡釋，倘若缺乏「時間維度」，難免不夠完整。

本文重在探討自16世紀以來人類時間觀念和計時體系在全球化進程中趨向統一的進程。由於時間的社會性，全球化導致人類在全球交往層面上的時間趨同。與全球化一樣，全球時間標準化是一個必然的和無法抗拒的進程。但這不是一個純粹自然的過程，由於時間的政治性，全球時間標準化的進程中充滿了競爭和霸權。

一、時間的社會性

時間基本上可分為兩類，一是自然時間，如天體運行所造成的周而復始的節律，四季循環和晝夜交替等都是自然形成的時間，霍金的《時間簡史》探討宇宙從大爆炸以來的變化過程，這是自然的時間史；二是社會時間，是人類為了生產和生活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時間，例如「周」作為一個時間度量單位，在不同的社群中「一周」由七日或八日等多少不一的天數所組成，這是與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節律相協調的時間。②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說的時間，通常是指社會時間。

不過，社會時間與自然時間並非截然分離，毋寧說，社會時間是根據自然時間來重新組織和劃分的時間，「年」本來是天體運行所造成的自然的時間度量單位，但不同的文明根據自身的需要，有的選擇了陰曆年，如伊斯蘭曆；有的選擇了陽曆年，如古代瑪雅人；但更多的曆法在遵循月相變化的情況下，又顧及太陽，選擇陰陽合曆，如猶太歷、古希臘歷、高盧歷、中國的曆法，等等。而一年的起始在不同的族群中也多有不同，例如公曆與我國農曆的年，有各自的開端。這說明，「年」是人類根據天體運行周期而建立起來的具有社會和文化特性的時間單位。同樣，地球自轉一周產生由白天和黑夜構成的「一天」，這也是自然形成的時間節律，人類無法改變。但一天從何時開始，這完全由人類決定。猶太人和穆斯林的一日從日落開始。歷史上，古希臘人和巴比倫人也是這樣。但傳統的天文日和航海日是從正午開始的，以便把整個夜晚的觀測都歸入一個日期。到19世紀末期，人類才統一把一天的開始定在午夜。把一天分割為24個小時，更是人類的創造，而這也是在歷史中逐漸形成的。③可見，社會時間是人類在自然時間的基礎上再造的時間。

的確，再造和完善時間體系是人類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事實。我們已知的一些古老文明都形成了一套與自身的條件相適應的時間體系。④在當代世界，即使那些仍處在部落生活階段的原始族群，也有他們獨特的時間體系，例如，人類學家發現，生活在20世紀的非洲努爾人存在著與自身的生存環境和社會條件相適的「生態時間」和「結構時間」。⑤人類有自己的時間體系，這是一種基本的需要，如同人類對空間的需要一樣。空間為人類提供了活動的場所，時間體系則為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提供了秩序，它是協調人們之間相互關係的工具。⑥有了全社會共同遵守的時間規則，人類的生活才有秩序，即使人們從事涉及面比較廣泛、複雜的社會活動，也能有序展開。

不僅每一個社會或文明有自己獨特的時間體系，而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時間體系也會進一步完善。大體上，在農業文明時代，人類的生產活動和生活習慣追隨大自然的節律，主要是適應自然時間，例如，人類根據季節的變化來安排生產活動，日常生活則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規律。在這種社會裡，人們的時間觀念和時間規則比較粗略，對時間作簡單的劃分基本上就能滿足日常的需要，像「分」和「秒」這種細小的時間單位用處不大，「時」(無論是「小時」，還是「時辰」)就可成為分割一天時長的基本的時間度量單位。在中國傳統社會裡，比「時」更小的時間單位是「刻」。⑦但「刻」這個概念與其說是一個普通的時間度量單位，倒不如說，它常常出現在某些特定的時候，用來表示事物變化速度極快的關鍵節點，說明情勢的緊迫或危險，如「即刻」、「此刻」、「頃刻」、「刻不容緩」，等等。「時」與「刻」連用，形成「時刻」、「時時刻刻」等用詞，這同樣意味著事情已處在重要的時間節點了。由此可見，以往的時間劃分雖然比較粗放，但是已能夠適應農業社會的需要。近代以後，工商業發展起來，社會經濟生活變得更加複雜，曾經適用的時間體系現在已顯得不夠精細。此外，交通工具也得到改善，尤其是鐵路開始運行，旅行速度加快，社會交往更加頻繁，人類在日常生活中對時間的精細度及精確度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以前在天文觀測中才用到的「分」、「秒」，到後來就成了人們生活中的常用時間。「分秒必爭」或「爭分奪秒」這些用詞只有在近代的社會生活中才顯示出它們的實際意義。⑧可見，人類的時間觀念和規則是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社會經濟在發展，時間標準和規則就趨於複雜、精細，時間體系也隨之完善，⑨人類的時間本質上是社會文化時間。⑩

然而，時間的社會性決定了以往的任何一種時間體系都有其適用的限度，社會文化共同體的邊界往往就是某一種時間體系的適用範圍。也就是說，時間的社會性受到人類社會交往空間的限制，這在人類的歷史處在分散、孤立發展的時代尤為明顯。那時，人類的生產力還比較低下，人口和貨物的流動較少，文化傳播能力較弱，在相對獨立地存在著的各個社會和文化共同體之間，難以建立較為密切的聯繫。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共同體各自所擁有的時間體系的應用範圍也就止於各個社會或文化共同體的邊界內。歷史上，中東、東亞、南亞、美洲等古老的文明都創造了各自的時間體系，古代的希臘和羅馬人也是如此，這些各不相同的時間體系，其適用範圍與這些文明存在的空間範圍大體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文明之間即使發生偶爾的、不確定的聯繫，也不至於在時間上產生嚴重的問題。

而這也意味著，一旦人類文明分散發展的局面被打破，人類的交往範圍得到進一步擴大，而且交往越來越密切，那麼，來自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群就很難守著各自所熟悉的時間觀念和規則長期維持這樣的交往。例如，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人類就需要有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新的時間規則和標準，(11)否則，時間上的麻煩和不便會給全球性的社會交往造成困難。

的確，全球時間問題甚至在人類夢想進行環球旅行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關於時差和日期差就是這樣。很早就有人預見到，兩個從東西方向分別作環球旅行的人，假如在同一天回到出發地，會產生日期差。向西的旅行者計算的日子會比留在老家的人所計算的日期早一天。而向東作環球旅行的人，他算的日期又會晚一天。到地理大發現時代，西方人環球航行證明，的確存在日期差的問題。(12)帶著各自的曆法和紀年方式參與全球化，也會遇到麻煩。例如簽訂貿易協議，時間的不統一就是個問題。到18世紀中葉，歐洲各國基本上改用格列高利歷了，但信奉東正教的俄國人一直使用儒略曆，兩種曆法的日期誤差多達11天，俄國人與其他歐洲國家的商人簽訂貿易協議就得寫兩個日期。(13)中國在1912年正式改用陽曆，此前則長期使用陰曆，同時還採用干支紀年、年號紀年等多種紀年方式，所以，中國人標註日期就有多種方式。查閱《辛丑條約》，我們會發現，這個喪權辱國的條約有很多涉及時間的條款均進行中西日期對照。這個條約上涉及的時間實際有三種，包括陽曆紀年、年號紀年(光緒二十七年)和干支紀年(辛丑年)。由於年代學家已經把歷史上的中西年代換算出來，我們現在可以方便地確定中國歷史上的某個事件和某個人物與公元紀年的對應關係，否則，我們就不得不經常在中西方多種紀年方式之間來回換算，這當然是一件令人頭痛的事情。

到19世紀，世界市場已經形成，全球聯繫密切，各地之間的交往更加廣泛，捲入交往的人也越來越多。例如，在1851年倫敦博覽會期間，坐火車旅行的人達600多萬，(14)這在當時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海上運輸也更加繁忙，當蒸汽機驅動的輪船取代木質帆船時，海上交通便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但是，在時間尚未實現標準化的情況下，人們的交往愈是快捷方便，遭遇到的問題就愈是突出。

在航海中，航船定位、定向和計算時間的依據是本初子午線。自大航海以來，歐洲各國的航海人各自選擇了適合自己的本初子午線，於是，經過里斯本、巴黎、格林威治、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加的斯、里約熱內盧等地的經線，分別被不同的航海者認作本初子午線，形成了很多條本初子午線並存的局面。據統計，在1884年華盛頓國際子午線大會之前，光是歐洲人的地形圖上標註的本初子午線就多達14條。(15)這就是說，一艘位於海洋某處的船隻，如果依據14條本初子午線分別來表述其方位，人們就可以對這艘船的地理位置給出14個不同的但都準確的答案。這種狀況對於航海中的人們的相互交流和溝通造成極大的混亂。有時，這還隱藏著危險，華盛頓國際子午線大會主席、美國海軍上將羅傑斯曾以自身的職業經歷，講述了在航海中有很多條本初子午線所帶來的種種弊端和危險性。(16)

陸上的時間標準似乎更加複雜。大體上，在歐洲和北美時間標準化之前，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地方標準時間。(17)東西之間的地域越是遼闊，地方性的標準時間就越多，美國(不包括阿拉斯加和夏威夷)跨越的經度至少有57度，那裡的時間標準曾數以百計。19世紀中葉，北美各地的官方時間多達144種。還有一種說法認為，1860年時，美國的地方時間多達300種。(18)單是聖路易斯這個城市就有6種官方的鐵路時間，(19)人們不難想像置身其中而產生的時間混亂。在使用傳統的交通工具出行的年代，人們的旅行速度緩慢，對時差不太敏感。但現代化交通工具可以快速穿越東西，(20)一列以一定速度向西開行很多英里的火車，會顯得比另一輛以同樣的速度向正東開行了同樣里程的火車快，這就出現時差問題，像美國和加拿大，這兩個國家東西向的地域遼闊，火車行進在橫貫東西的大鐵路上，就需要不斷地調整時間。歐洲不僅空間廣大，而且國家眾多，各國都有自己的標準時間，時間體系十分複雜，甚至在一國內部還存在著多種時間體系，如法國，在世界時間標準化之前，那裡至少存在著天文時間、地方時間、巴黎時間和鐵路時間一共4種時間體系。其中，天文時間來自於固定的天體，大約比每一種地方時間晚約4分鐘。而地方時間又有很多種，每個城市根據光陰的刻度得到屬於本地的時間。鐵路使用的是巴黎時間，比格林威治時間早9分21秒。1891年，巴黎時間成為法國的法定時間。而鐵路出於給旅客有更多時間上車的考慮，實際的運行要比巴黎時間晚5分鐘。於是，就出現了火車站內的時鐘要比火車上的時鐘快5分鐘的情況。(21)在德國，鐵路上所用的時間體系也多達5種，在德國的北部和薩克森地區，使用的是柏林時間；在巴伐利亞，使用慕尼黑時間；在符騰堡使用斯圖加特時間；巴登使用的是卡爾斯魯厄時間；而在萊茵河邊的帕拉廷人使用的是路德維希港地方時間。(22)面對如此眾多的時間標準和體系，時間觀念錯亂對陸上長途旅行者來說是常有的事。

人類在時間上所遇到的上述種種問題，從時間社會性這個角度來看，是由於不同地方、不同文化中原有的時間體系不能適應新的社會交往而引起的，這種交往越是廣泛、深入，就越是需要有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新的時間規則或標準，就如「時間閣下」(Time Lord)弗萊明(1827-1915)所說的那樣，人類很久以來都不需要一個公共的、統一的時間體系，但情況在變化，當空間距離逐漸縮小，世界各地成為近鄰，人類就感覺到時間計算方面的不便和麻煩，現代文明要求有一個綜合性的時間體系把時間這一抽象概念具體化。(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