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書評：從胡適到劉瑜：我對西學東漸的悲觀

本文作者「月呀么」，現居北京，目前已發表了4篇原創文字，至今活躍在豆瓣社區。下載豆瓣App搜索用戶「月呀么」關注Ta。

我寫這篇書評，是因為劉瑜書里對中國歷史和傳統的輕蔑態度激怒了我。當然，激怒我沒有什麼惡果，最多叫我額頭上冒兩顆新鮮痘痘。 我之所以會變成一個長痘痘的憤怒的小鳥，是因為我感到我被騙了。劉瑜是誰？拿個火炬往那一站擺個POSE，當自由女神毫無壓力啊！作為一隻嚮往自由的小鳥，我高興地飛了過去：「啊！啊！你說得太對了！你把我想說而說不出的關於當代中國的想法都說出來了！」然後自由女神說：滾。 於是就長痘痘了。淚。 我曾經說過：中國當代的公共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既無認知亦無認同。我覺得劉瑜就是。 她在《紅旗未曾下過這隻蛋》說： 中國歷史我讀得很少。當然最主要是由於懶散，但隱隱一直還有一層原因，就是中國史的寫法。無論是古代的正史，還是當下的戲說，大多充斥著那種「皇上聽了奸臣的讒言，殺害了忠臣，然後王朝就垮了」的臉譜式歷史觀。我不相信歷史靠「忠」、「奸」二字可以得到解釋，事實上我覺得「忠」、「奸」式歷史觀背後包藏著很壞的政治觀。這種歷史敘事里既缺少「限制權力」的意識，也沒有「個體權利」的位置。所以潛意識裡，我一直認為國史讀得越多，腦子壞得越快，就像一桶牛奶里含有三聚氰胺，喝得越多中毒就越深。逃避讀國史，部分是出於精神上的自我保護。 稍微讀過《左傳》和《史記》的人都會知道，這兩部史書的寫作遠不是忠奸觀所能概括的。奇怪的是她沒怎麼讀史書，卻知道中國正史統統是被忠奸觀左右的——統統是三聚氰胺。 中國歷史都是毒。唯一的解毒藥方是西方自由民主。 她還說中國歷史敘事里沒有「限制權力」的意識，也沒有「個體權利」的位置。這個批判實在太精闢了。我真想把蘇格拉底和馬克思招魂過來搖著他們肩膀問：你這種論述既缺少「仁禮」的意識，也沒有「道法」的位置，也不講鍊氣、導引、內丹修鍊，這種書你也好意思出版啊？ 她指責中國歷史敘事沒有「限制權力」的意識。《春秋》一字褒貶，也許沒有直接限制君權，可春秋筆法所蘊含的，不正是「限制君權」的意識嗎？「禮」以及它附帶的對神明祖宗的敬畏，不正是對君權的直接限制嗎？ 在《成聖又如何》里劉瑜卻說： 他們用「禮」製造了一個巨大的牢籠，這個牢籠不僅僅把民眾，更把自己，甚至把皇帝都給裝了進去。 中國的禮是牢籠，西方的法就是正義，就是解放。中國的禮是限制人性，西方的法就是限制權力，尊重人權。 在《紅旗未曾下過這隻蛋》里她支持那個叫刀爾登的人的話： 講傳統政治中「教化」之功效，他拿歷代農民起義軍的殘暴程度相比，「諷刺的是，古代中國，一直以教化人民為任，何以越教越壞呢？」 我曾經遇到過一位來伯克利訪學的國內名牌大學的教授，他跟大陸大多數學者一樣，跟劉瑜一樣，認為儒家是導致中國古代「黑暗腐朽落後吃人」的根源。我向他提出我對魯迅「儒教吃人論」的不滿，我說：「我認為那些吃人的時間點，恰恰是儒家理念沒有被貫徹的時候。」那位教授說：「那它沒貫徹，那就說明儒家糟糕嘛！」 你看這位教授的邏輯，跟劉瑜和這個刀爾登是一樣的：你的教化沒成功，說明你很糟糕。你儒家說要父慈子孝禮樂昇平，你沒做到，說明你很糟糕。 按照這種邏輯去問：西方民主在非洲推行也有三五十年了，非洲還是一副烏七八糟的樣子，所以西方民主也很糟糕？自由市場經濟在全世界推行上百年了，朝鮮就是不鳥你，所以自由市場經濟也很糟糕？ 我一直以為，「中國歷史封建落後，儒家學說罪惡吃人」這種論調，是五四那撥被熱血沖昏頭腦的革命戰士才有的，一直被貫徹進大陸腦殘的歷史教材里。任何一個能夠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都會對這種官方頒布的歷史教材嗤之以鼻。現在我猛然發現，原來最有話語權力的公共知識分子，跟我們歷史教材精神保持高度一致。 在一篇講曾國藩的文章《成聖又如何》里，劉瑜說： 然而，作為一個政治家，個體「成聖」與否真的有那麼重要嗎？我們真的需要聖人們治理國家嗎？還是，我們只需要一群正常人和一個好的制度而已？「成聖」是儒家這個盒子里的最高境界，但終究只是一個盒子里的最高境界。西人說：Think outside the box. 來翻譯一下： 哇哈哈哈哈曾國藩你個豬頭。你以為你自己在修身養性，其實你就是個關在「禮」的籠子里的豬哇哈哈哈！你再怎麼修身，最多變成儒家這個豬圈裡最胖的那頭豬。要解放！知道嗎？西人教育我們爬出豬圈思考，知道嗎？ 但是這些豬還覺得自己是對的。劉瑜接著寫：但是士大夫們肯定自己是對的。豈止是對的，完全就是大義凜然的。 這句話可以原樣回贈給劉瑜：但是劉瑜們肯定自己是對的。豈止是對的，完全就是大義凜然的。 劉瑜諷刺儒家講教化。但是，她的對美國民主的推廣，何嘗不是一種對中國人的教化呢？無非是用的詞更好聽，叫做「啟蒙」罷了。在序言中她寫： 當然不是說一個更好的制度會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自動」降臨，觀念的變化顯然是必要環節。觀念又怎樣變化？除去經濟社會發展所塑造的土壤，知識的傳播與價值的澄清則依賴於人為的努力……所以所謂啟蒙與其說是教育，不如說是對被蒙蔽理性的擦拭。 而她，劉瑜，就是負責「知識的傳播與價值的澄清」的人為努力，就是那個「擦拭」「被蒙蔽理性」的啟蒙者。 只許西方啟蒙，不許儒家教化。 你會發現這種啟蒙話語從五四一直貫徹到了當代中國。在這種啟蒙話語里，中國社會是落後的，中國歷史是黑暗的，中國傳統是腐朽的，中國人是蒙昧的（理性被蒙蔽的）；能夠把中國社會從「落後」推向「先進」，從「迷信」推向「科學」，從「專制」推向「民主」，並把中國人從「愚昧」推向「解放」的救主，有也只有一個：西方。 歷史被設計成一條曲折但卻通向光明的單向道路。那幽深的陰暗的來處，就是古中國。那文明的光明的去向，就是西方。 一百年前我們講啟蒙，一百年後我們大概還在啟蒙。一百年前我們在西學東漸，一百年後我們大概也還會拚命學習西方。 我並不是說這有什麼錯。我只是感到……感到有一點點悲哀。 *** 一百年前嚴復意譯赫胥黎《天演論》，宣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棒驚醒夢中人。梁啟超激動了，魯迅激動了，胡嗣穈激動了——一激動改名叫胡適——整個中國知識界都驚動了：必須學習西方！ 學習的過程伴隨著審判。胡適揚著實證主義的大旗進來了。而實證精神，據劉瑜說，「大約是中國文化里最缺乏根基的傳統之一」（《告別印象主義》）。在「實證精神」倡議下，堯舜禹，滾；文言，滾；中醫，滾；儒教禮樂天地祖宗，滾滾滾滾。 實證是什麼？劉瑜說：「實證無非就是『推敲』二字，就是多問個『此話怎講』以及『何以見得』。」天哪，你都表達得這麼好了，為什麼會覺得中國文化里沒有實證精神啊？金石學在幹什麼？顏之推在幹什麼？乾嘉學派在幹什麼？閻若璩在幹什麼？孫詒讓在幹什麼？僅僅因為「愚昧落後」的中國士大夫不認得英文，沒有發明「民主」「科學」這麼金光閃閃的東西，所以他們的一切努力，就可以被這樣輕描淡寫一句話被「滾」掉了嗎？ 嚴複寫《天演論》，怕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接受，所以用大量的傳統學術術語來說明西方理論——居然用《周易》和佛家的因果來講進化論，現在聽起來，像東方夜譚。 一百年後的今天，情形完全反了過來：中國知識分子只能通過西方英譯名詞開展對話；儒道本土哲學受到審判，本土語言和本土概念統統被剝奪；概念與標準全部被西方理論界定。劉瑜和西方派的知識分子每說一個「滾」，新儒家學者就要戰戰兢兢、抖抖索索辯解一遍：儒家與自由民主不衝突……儒家也可以憲政……儒家也有人權……儒家也講平等……儒家其實不吃人…… 沒有人權怎麼了？沒有平等怎麼了？我也不見盧梭羅素講仁義，講禮樂，講忠恕呀！我真不明白，是什麼促使中國當代知識分子要求公元前五世紀的先哲必須使用西方十九世紀的啟蒙話語啊？你讀《論語》讀著讀著來了一串：「子曰：君子講人權，不亦說乎？君子講平等，不亦樂乎？既人權又平等，不亦君子乎？」——這不活見鬼了嘛！ 自己本土的文化，受這樣的蔑視，這樣的侮辱。勉強想擠公共話語領域，站在自由女神腳跟前可憐巴巴地求回顧，求平等對話空間。女神回答一個字：「滾。」 一百年前，胡適再鼓吹白話，也要用文言寫《文學改良芻議》；魯迅再鼓吹現代化，也要從中國立場出發。你看魯迅的雜文底下的一大串注釋，總有一半是各種成語典故詩詞。到劉瑜的雜文，如果有人有力氣給她文章里的專有名詞作注，我保證滿噹噹的全是西學術語，簡直沒有一條中國成語典故了（唯一一條「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還是用來批判老子胡說八道的）。 胡適倡導西學，總還要「整理國故」，沒到一鎚子把中國歷史全否定的地步。到劉瑜這裡，中國歷史還沒開口就已經被Out了——因為統統是三聚氰胺。 這段話我將反覆引用：「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歷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 兩個都失墜得差不多了。 白話取代文言，低俗取代高雅，西學取代國學，西體西用取代本國傳承。劉瑜取代胡適。韓寒取代錢鍾書。——你覺得這個是「發展」，是「進步」嗎？ 我明白我明白。我責怪劉瑜不寫文言不用典故，就好像搖著曾國藩：你為什麼不寫英文？為什麼為什麼？ ……可是曾國藩並不是洋人啊。 劉瑜說執著中西之別沒有意義。我不相信。就算你不在乎，美國人也會在乎，否則就不會有薩義德義正嚴詞控訴東方主義，不會有美國國內的種族社群隔離，不會有世界範圍的南北對立。 每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最終都要從各自的文化、國家、種族出發，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啊。 我不知道，要求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對自己本國的傳統，保留一丁點的溫情與敬意，是很過分的事情嗎？如果像我這樣完全對民主政治無感的小屁孩願意花時間讀劉瑜的美國民主，那麼處在話語圈核心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放個屁就可以震動整個知識界的執牛耳者，在參與公眾討論之前，稍微翻一翻中國典籍比如《周易》《禮記》……這樣卑微的心愿，在當今的中國，太過分了嗎？ *** 劉瑜對當代美國的民主實踐描述得太理想，太誘人了。她向我們展現了一台運作精密、無懈可擊的機器。這台機器就是「民主制度」。因為「制度」的完美，即使個別人失職，也不妨礙機器的正常運作。她不斷地強調：不需要精英，不需要聖人；只要制度健全，豬也能治理好國家。 劉瑜引述胡適軼聞。有人引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他回應道：「『為天地立心』是什麼意思？你能給說清楚嗎？你祖父還是個天文學家，以後這種說不清楚意思的東西就不要再說了。」 這句話在另一個場合被另一位德高望眾的中國知識分子詬病。賀衛方老師2007年北大演講《中國冤案》答學生問時，講到體制內與體制外解決冤案的途徑，對比古代中國冤獄與現代西方法學的專業化精神，然後說：「中國古典的儒家學說，說了很多大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一聽感人得不得了，但實際的事他一點都不去做……」 我不覺得是這樣。我覺得他們在做。如果你覺得儒家不講制度建設，那滿滿名物典制的《周官》是什麼東西？ 可是老師這麼簡單的一句話，把從周公旦到諸葛亮到王安石到曾國藩，三千年無數代先祖的努力，統統否定掉了。 就好像劉瑜用「一個盒子里的最高境界」，輕輕巧巧一句話，把由古到今多少聖賢先哲的心血，全都抹殺掉了。 大概還要衝孔子喊一句：Think outside box, dude! 如果他們是在家裡自言自語講的，我絕對沒意見。可是他們當著學生，當著清華、北大兩所掌握中國最核心知識話語權力的高等學府，當著校園內外無數求知若渴的年輕讀者，當著中國一整個下一代。 他們當著中國一整個下一代的面說：我們中國的傳統糟糕透了，拋棄吧。 讓我們全身心地投入西方的懷抱。 同在清華，觀堂先生一定哭死了吧。 啊，他也不過是盒子里的某個境界罷了。 ***體制與人心*** 劉瑜與賀衛方老師在有一點上相同，他們彷彿認為，體制是可以不依賴人而運作的，它可以獨立於人的意志；中國古代所有問題，中國現當代所有問題，統統可以歸結到體制問題。 可是，制度難道不是人建立的嗎？沒有他們這樣的精英來啟蒙，來抬高「觀念的水位」，哪裡來的制度改革呢？退一步說，即使你成為具有這個制度的知識的精英，當一個社會所有人都想賺錢的時候，你是掌權者，你幹嘛不用權力賺錢，而願意把權力分配下去，何必費力氣來建立這個制度呢？中國建立制度，動力何在？ 我始終相信，制度依賴於人心。有什麼樣的人心，就有什麼樣的制度。這是我相信儒家不應該就這樣被一口否決的理由。 我認為劉瑜對美國民主論述，最大的缺陷，在於她無視美國政治中的宗教生活。任何一個有過美國生活經驗的人，都會深深感受到宗教勢力在這個國家的無處不在。我在耶魯時，宿舍後面就是聖瑪麗教堂；離教學樓不遠，有布希結婚的教堂；學校有專門的冥想協會，供給佛教徒的冥想室與供給阿拉伯學生的祈禱室。在伯克利，隨處有教會活動，教會基金，教會組織活躍在校園各個角落，發起和參與周邊的許多反種族歧視、反哈馬斯示威遊行。可以說，基督教與一系列宗教在主動擔負人道主義義務，承擔著給資本主義擦屁股的職責。 對美國政治與宗教關係的理論論述，JSTOR上很多。輸入「美國」、「民主」、「基督教」，38萬多的搜索結果。可是劉瑜的書寫到第三本，從來沒提過信仰。 包括她在哥大的博士論文。毛時代的群眾煽動，假如從宗教信仰的推翻、洗牌與重塑的角度做，也會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題目。可是她執著於群眾路線的機制運作的細節；就像她把民主當成機器來描述一樣，她把專制同樣當成脫離文化、信仰和人心的機器。在這樣的論述里，人心層面的東西都成為機制的一部分，沒有獨立論述的價值。 世間萬事萬物緊密相聯。制度與信仰緊密相聯。 我毫不懷疑，信仰能為制度提供人心。 民主制度在台灣日本韓國如此成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保存了各自的文化傳統，包括宗教信仰。 回過頭看，上世紀初幾次被強行中止的孔教運動，包括康有為張勳袁世凱等的復辟崇孔，將之與西方宗教對比來看，這些運動也許應該被肯定。可如今「孔教」這個詞，被當作「封建專制」的捆綁銷售品，因為長期政治宣傳，已經負面得不能再負面了。 當代中國，幾乎可以說是信仰真空。 最搞笑的是，造成這種局面並不是因為我們淪為殖民地，被殖民者閹割。而是我們在我們本國的知識分子的帶領下，心甘情願，一刀一刀自宮下去。 日本知識分子這樣拚命地批判天皇傳統、神道傳統和佛教傳統嗎？我沒見過。 美國民主如果有它的土壤，第一得是新教；第二，是它的富裕，與經濟上的相對平等（不考慮頂層那1%）。經濟的平等才有實力的平等，實力的平等才有民主協商的可能。一個投行交易員、大學教授、建築工人拿著相近工資的國家（我在紐約投行新入職的同學月薪稅後6萬，耶魯文科院系新入職教授據說稅後6萬，伯克利建築工人2015年平均年薪5.1萬）的民主建設道路，天然要比一個銀行收入可以比產業工人高三倍五倍乃至十幾二十倍的國家容易太多。 農民工保潔員，一個月拿著微薄的工資，走在路上要被人們捂著鼻子繞開。我們家那邊下屬某縣級市的信訪辦，就設在警察局旁邊。信訪辦一個電話，警察局就過來趕人。上訪吧，上訪吧你。 中國古代好歹有衙門前的鳴冤鼓，敲了鼓方圓五里都是見證。如今鼓也沒了，就剩警察。 這樣一個缺乏尊重的社會，這樣一個人心比白眼狼更勢利的社會，你拿什麼貫徹民主的細節。 現在我來回答「為天地立心」是什麼意思。 天地無心，以生者為心。為天地立心，是找到人在天地之間的位置——人不可以高於天地，不可以蔑視天地，而當參與、感激、回饋，以自己成就德性，以個體成就天地萬物的生生不息。 以及，用人心，用這天地之心，為制度找到信仰。 ……你要是又來跟我談實證主義封建倫理，我就真的沒什麼話好說了。 讓儒家參與到現代中國的政治文化建設，首先要做的一點，是我們的知識分子，不該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如此鄙薄。 我說知識分子應該有對本國文化的認同與尊重，並不是說不可以批判。可這裡的批判，應該是自己閱讀、考察、思量以後的獨立批判——而不是輕描淡寫一句話秒殺三千年。何況儒家自身的構成演變太複雜了，宋儒跟漢儒不是一回事，心學跟理學也不是一回事。批判儒家批判傳統，還動不動批評「中國文化」的，拜託指清楚哪個朝代哪個地點哪幾個人好不好？ ——並且應該清醒自知，如今我們所做的所有批判，都戴著一副西方人的眼鏡。 *** 現在再說我喜歡劉瑜會不會很矯情？ 我真的喜歡劉瑜。 劉瑜在06年哥大博士論文序言里說，在讀完Yang Xiguang的Captive Spirits後，「把臉埋在書里，然後哭了。我告訴自己：一定要為他們寫點什麼。」 我非常感動，非常共鳴。 同時也非常悲哀：一個國家的國民，只有離開這個國家，才能了解關於祖國的真相。 前面我這樣激烈地批評劉瑜，絕不是說我不歡迎她。中國永遠不缺以取悅鑽營來圈錢的人，缺的是既有本事取悅讀者，又能同時傳遞有價值的知識與理念的作者。多幾個韓寒一定比多幾個郭敬明好，多幾個劉瑜一定比多幾個暢銷書榜上的雞湯作者好。 中國也不缺訴苦、悲泣、抱怨和謾罵的人，缺的是一邊流淚，一邊還能為改變而反省、思考、規劃藍圖，並願意為理想而付諸努力的人。 劉瑜毫無疑問是的。 寫到這裡，我摸到額頭上那顆痘痘更大了。 因為我好像把我對劉瑜的生的氣，轉移到胡適、魯迅身上，轉移到中國當代簡直整個知識界身上了。 我真想把胡適魯迅從墳里扒出來問：先生，中國學者再也不看中國書，不講中國話了——這是你們想要的中國嗎？ 我我我……我真是有病。神經病才這麼憂國憂民。我洗洗睡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