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書評︱劉奕：陶淵明的見識

陶淵明

陶淵明辭官

讀書人以見幾有識、察往知來為貴。《易·系詞下》有云：「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云：「君子知微知彰。」不能察識於幾微處，便是《呻吟語》所說「尋行數墨，是頭巾見識」，反之，「能方能圓，能大能小，是聖人見識」。神以知來，能勢逐青雲之上，智以鑒往，亦能獨立不懼，遁世無悶，書才算沒有白讀。

這樣的讀書有識之人，可為陶淵明屈一指。

比如陶淵明最後的辭官，便是頗能體察情勢之舉。彭澤令，他本來「猶望一稔」，即打算干一年，存點錢的，才過了八十天，終於還是辭職了事。這次辭官的理由，《歸去來兮辭序》裡面說是嫁在武昌的妹妹死了，他「情在駿奔」，這當然只是託辭。妹妹已經嫁人，何勞哥哥為了奔喪而辭官呢？《宋書·隱逸傳》的記載則是：「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卻頗透露了一些有意思的信息。「鄉里小人」就是前面提到的督郵。督郵的設置，上承漢制，是郡的屬官，負責巡視監督下面各縣的工作，對官民有問責之權。傳統上常用本地出身寒微的人擔任之，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做的第一個官就是本貫廬江郡的督郵。《資治通鑒》卷四五記載東漢明帝永平七年時，九江太守宗均「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胡三省注釋說：「郡有五部督郵，監屬縣。閉之府內者，恐以司察為功能，侵擾屬縣，適以多事故也。」可見督郵對地方而言，常常會生出許多困擾。而嚴耕望《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總結說：「此輩位輕權重，不免檢校苛煩，故縣長吏常不能容，賢恬者，或解綬去職，激憤者，或鞭之且或殺之者。」只是前人因為督郵辭官、抗命的，總是在被折磨一番後才勃然而拂然。而陶淵明的那位督郵明明剛蒞臨彭澤，賢與不賢、是苛酷還是是寬和尚未可知，陶公怎麼就借口辭官了呢？推測起來，恐怕陶公擔心的主要不是督郵其人，而是他肩負之事。陶淵明做的可不是什麼太平縣令，前一年，桓玄篡位稱帝，上一年，劉裕等北府軍將領起兵討伐，到此時戰火仍未徹底止熄。《晉書·劉毅傳》有記載說彭澤縣所在的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沖。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屬縣凋散，示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止息」。「役調送迎」，那就是拉丁、出役、徵稅、供應軍隊後勤了。《晉書·虞預傳》載預做會稽主簿時上記太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製，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虞預東晉人，可見東晉時會因為軍政事由臨時加設督郵，等於緊急督辦的性質。想來陶公這位督郵多半是臨時派來催督「役調送迎」的。試問陶淵明如何在兵荒馬亂、人口銳減的時候完成這個任務？「性剛才拙」的他有這個能力嗎？他又能無視良心、硬起心腸去做嗎？為之則酷虐於民，不為必自取其辱。與其拜見督郵，領受些不三不四的教命與呵責，何如避而不見，果斷解印綬呢？「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之謂歟？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兩首《答龐參軍》詩

陶淵明自己把捉得住，對朋友、對時局也看得明白。顏延之作《陶徵士誄》，回憶說：「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句句切中顏延之孤傲耿傑的性格。顏氏一生起伏蹉跎，總不外源於獨正之危、至方之閡而已。

對其他朋友也是這樣。陶淵明有一個朋友龐參軍，某次從荊州出使京城建康，路過尋陽，陶公寫詩勸勉云：「勖哉徵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看似好好保重的臨別贈語，其中卻似有莫大意味。這需要考察詩歌的寫作年代和當時政局，前人對此多有誤解，這裡不妨稍為申說。

陶淵明其實有兩首《答龐參軍》詩，一首四言，一首五言。五言詩序云：「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欵然良對，忽成舊遊。俗諺云：『數面成親舊。』況情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所嘆，豈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復為文，本既不豐，復老病繼之。輒依《周禮》往複之義，且為別後相思之資。」詩有云：「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這是說龐參軍和自己做鄰居一年多了，兩人關係不錯，龐應該還寫過贈詩。現在龐參軍要遠行了，陶淵明依依不捨，作了答詩，以為臨別之贈。龐參軍為什麼要離開，去了哪兒，詩中卻沒有交代。幸好有另一首四言的《答龐參軍》，事情才算有了眉目。四言詩序說：「龐為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贈。」詩里言道：「嘉游未斁，誓將離分。送爾於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邈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昔我雲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命，作使上京。豈忘宴安，王事靡寧。」這樣就清楚了，龐參軍是春天的時候去了江陵（江陵是荊州刺史駐節之地），做荊州刺史、衛將軍（簡稱衛軍）的參軍。轉眼到了冬天，他受命使都，路過尋陽，與陶公又有了詩歌酬唱。事情的玄機，正與這位衛將軍有關。

陶淵明晚年，做過衛將軍的有宋初時的王弘和謝晦。清代陶澍認為其人是王弘，兩首《答龐參軍》做於宋少帝景平元年（423）。逯欽立先生則主謝晦說，認為二詩做於詩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後人箋注陶詩，非從陶，即從逯，但仔細考察，恐怕要認為陶、逯皆非，這兩首詩應寫於元嘉二年（425）才對。

駁陶澍之說

陶澍《陶淵明年譜考異》

陶澍的意見影響最大，不妨先鳴鼓而攻之。在《陶淵明年譜考異》中，陶澍說景平元年春，衛將軍、江州刺史王弘命龐參軍出使荊州，去見刺史宜都王劉義隆。到了冬天，龐參軍又轉受劉義隆的命令出使建康。五言詩是龐春天離開尋陽（江州刺史駐節地）時陶淵明所寫，四言就是冬天再見時所作。這首先就與陶詩枘鑿不合。五言詩序說：「欵然良對，忽成舊遊。俗諺云：『數面成親舊。』況情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且為別後相思之資。」詩則云：「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分明是龐參軍轉官他處，兩人即將長相別離的口吻，所以陶淵明才說，您多珍重，不知道下次相逢是何年月了。如果龐僅僅是奉使從尋陽到江陵，兩地相隔不遠，使畢即返，陶詩這樣珍重惜別，未免過分小題大做，把寫詩當成兒戲，太不合乎詩中情境。

再看看歷史記載。王弘於晉安帝義熙十四年（419）至宋武帝永初二年（421）之間為撫軍將軍、江洲刺史，永初三年（422）進號衛將軍，刺史如故，至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八月，進號車騎大將軍，而衛將軍則授予了新任荊州刺史謝晦。據《宋書·百官志》，衛將軍一人，即並世只有一個衛將軍，如果這個衛軍參軍是王弘的僚屬，那麼這兩首詩只能寫於永初三年或景平元年（423）。作為王弘的屬官，龐參軍去荊州的目的是什麼，他怎麼又轉受劉義隆的命令出使建康，這顯然是件非常奇怪的事，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陶澍於是發揮了大膽的想像，加上不小心的論證，給出了一個離奇的解釋。那個時候，有一場政變陰謀正在展開。宋武帝劉裕臨崩前，遺命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人輔佐時年十七歲的長子義符，即少帝。史書載少帝荒淫無度，實在沒有人君之相，徐、傅、謝於是動了廢立的念頭，並在少帝景平二年（424，按：是年八月改元元嘉）發動政變，廢黜並殺害了少帝及其二弟廬陵王義真，迎立劉裕第三子義隆，是為文帝。廢立的事，王弘似乎是與聞的，但也僅僅止於事前知情，並未太多捲入其中。《宋書》的《少帝紀》和《王弘傳》記載說王弘是景平二年夏五月，「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王弘到了京城，政變緊接著就發生了，所以《宋書》說「徐羨之等以廢弒之罪將見誅，弘既非首謀」云云。為什麼要強調王弘不是首謀呢？因為文帝即位不久，即將徐羨之、傅亮、謝晦三人誅戮。如果王弘也是政變的核心人物，何以絲毫不受牽連，反被旋即重用？可見《宋書》關於此事的記載明確且可信。偏偏陶澍不信，他拋開《宋書》《通鑒》，異想天開地提出存在一個政變集團，除了徐、傅、謝三人，王弘、劉義隆也是該集團的核心。陶澍說正是王氏向徐羨之等人推薦立義隆為新帝，又主動與義隆通聲氣。景平元年時，龐參軍是作為信使在尋陽、江陵、建康三地之間往來，事先與義隆、徐、傅等聯絡。如果前述史書記載可信，王弘是五月朝覲才知道政變消息的，他當然不可能春天就派使者四處密謀。假設陶澍之說成立，那身為王弘的使者，龐參軍通使江陵之後，他不回尋陽，將義隆的態度與答覆回報主上，而選擇一直在荊州待到冬天，再作為義隆的使者去京城，這豈不奇哉怪也？

《宋書》

從歷史記載看，王弘不是首謀，劉義隆更是毫不知情。《宋書·王華傳》載劉義隆「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疑不敢下」。《南史·到彥之傳》：「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簒虐，懼，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宋書·王曇首傳》也記載說：「太祖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固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並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台所遣百官眾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數旬。」綜合以上各處記載，劉義隆因為聽說少帝及其仲兄義真被殺，非常憂慮害怕，不敢東下即位，勉強答應後，開始還打算派親信領兵前驅，以防偷襲。東下路上由自己部下的文武官員嚴密護衛，不允許京城派來的人員接近半步。疑慮害怕成這樣，這是事先參與陰謀，準備篡兄自代的行事做法嗎？

陶澍知道與史不合，所以曲為解釋說：「特其事秘，外人莫知，故史不載耳。」這算什麼考證呢？退一萬步，姑且接受這一解釋，也仍然存在扞格之處。廢立帝王是天字一號的大事，必須慎之又慎。那龐參軍一定要是王弘的心腹親信，才可能受命出使江陵。但他並不是劉義隆的部下，怎麼可能又受義隆之命出使建康？如果說龐迅速取得義隆的信任，馬上又變成其親信，此人可謂人傑。王弘元嘉三年即被徵召赴京任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這在東晉、劉宋，是執政大臣的專門職位。而劉義隆更成為著名的宋文帝。試問，同時身為宋文帝及其宰相王弘的心腹親信，參與了篡位秘政，建立了不世之功的人傑，這樣的一個龐某某，居然在所有的史書中不見其蹤影，連個名字都沒留下，這可能嗎？這符合中國的史學傳統嗎？早一千年，有介之推，他和龐參軍比，功勞不若，苦勞過之，他雖然不被封賞，至少名字和事迹還原原本本被史臣記載下來了。義隆、王弘其他的親信都見載於史書，偏偏功勞最大的龐參軍被抹掉了，真比介之推還冤。為了不讓事情顯得太過離奇，我們只能認為陶澍之說是不能成立的。

駁逯欽立之說

逯欽立

陶澍之說不能成立，再來看逯欽立先生的結論。逯先生髮表於1948年《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上的《陶淵明年譜稿》，以及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逯先生校注的《陶淵明集》所附錄的《陶淵明事迹詩文系年》，都把系兩首《答龐參軍》繫於宋文帝元嘉元年。《年譜稿》說：「詩云：大藩有命，作使上京，豈忘宴安，王事靡寧云云，知龐為衛軍，乃事荊州刺史。案宋初以衛軍為荊州者，僅謝晦一人，又《宋書·文帝紀》云：元嘉元年八月癸卯，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謝晦，進號衛將軍，知龐氏此春乃以撫軍參軍，趙（筆者按，應是「赴」）江陵之任，淵明以五言詩送別。至冬則以衛軍參軍，銜命使都，淵明又有四言之贈遺也。」逯先生認為這個衛將軍是荊州刺史謝晦，是對的，但他把時間線搞錯了，除了他引用的《宋書·文帝紀》，還應該再去翻查一下《少帝紀》《謝晦傳》，或者《資治通鑒》。

《宋書·少帝紀》明確記載著，景平二年五月乙酉，謝晦率兵入宮，廢少帝。同書卷四十四《謝晦傳》云：「少帝既廢，司空徐羨之錄詔命，以晦行都督荊湘雝益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撫軍將軍、領諸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為援，慮太祖至或用別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器仗軍資甚盛。太祖即位，加使持節，依本位除授。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尋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進封建平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進封。」整個事件經過是，謝晦五月先在京城參加政變，之後徐羨之擔心劉義隆即位後轉而任用他人，因此委派謝晦到荊州接任刺史，佔據當時最重要的軍事重鎮，內外聯合，以便新帝即位後鞏固權勢。謝晦開始還擔心文帝不答應，後來文帝不但同意了這一任命，還加了他的官爵，由撫軍將軍進號衛將軍，以安定徐、傅、謝等人之心。《資治通鑒》將謝晦的出鎮繫於元嘉元年八月庚子之後，大致可信。這樣，按照逯先生的說法，龐參軍於本年春天赴任荊州，作謝晦的撫軍參軍，冬天轉以衛軍參軍的身份出使。可是春天謝晦還在京城建康準備政變，那時的荊州刺史還是劉義隆，那只可能是去做劉義隆的參軍。可是義隆是將自己的部下都帶到京城的，怎麼可能放著從龍的好機會不幹，又隨著謝晦返回荊州呢？

可以確知的是，龐做的是衛軍參軍，地點是荊州的江陵。再梳理一下時間線索，元嘉元年（424）八月，謝晦赴任荊州，元嘉三年正月，文帝討伐謝晦，龐參軍作為衛軍參軍，春天赴任荊州，冬天出使京城的唯一可能時間只有元嘉二年了。這才是陶淵明兩首《答龐參軍》詩的寫作時間。

逯欽立《陶淵明年譜稿》

另外四言詩「大藩有命」中「大藩」一詞也需要稍加說明。「藩」的本義是籬笆、屏障、護衛，後來有一項常用義是封藩建國和藩屬的封國、屬國。因此陶澍特彆強調了一句：「非宜都不得稱大藩也。」逯欽立先生從而辯稱說：「謝晦鎮江陵，已進封建平郡公，與大藩者亦無不合。」二位都是著眼於劉義隆、謝晦的王侯身份加以申說，其實不必。魏晉以來，因為刺史所轄域廣兵多，又往往久任其地，有一定自主性，也常被以「藩」相稱。如《三國志·蜀書·許靖傳》有云：「張子云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裴松之注說：「子云名津，南陽人，為交州刺史，見《吳志》。」這是稱交州刺史為藩。《晉書·五行志上》載稱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二月，王恭為北藩，八月，庾楷為西藩」。查同書卷九《孝武紀》，太元十五年二月，封王恭為青兗二州刺史，卷八十四《虞楷傳》稱楷「代兄准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這是稱青州兗州刺史為北藩，稱豫州刺史為西藩。又《梁書》卷二十七《明山賓傳》，稱山賓曾「出為持節、督緣淮諸軍事、征遠將軍、北兗州刺史」，後來昭明太子稱「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恆事屢空」云云。這個「大藩」用例再明顯不過，是對刺史的尊稱。陶詩中的「大藩」也就是對荊州刺史的尊稱。荊州刺史在當時的權勢之重，僅次於揚州刺史，在諸刺史之上，稱大藩再合適不過，不必如陶、逯二位那樣節外生枝。

政治的風險：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宋文帝劉義隆

這位姓龐的朋友是在元嘉二年冬天奉命使都的，離宋文帝出兵討伐謝晦已為時不遠了。陶淵明對時局豈能無所洞察？陶澍曾提道：「觀四言末章云：『勖哉徵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此必先生陰察參軍使都，當有異圖，故以慎終保躬勖之。」按照陶澍的密謀政變說，如果連史書都不曾記載的陰謀被陶淵明覺察到了，那陶淵明的政治嗅覺可謂超一流，這顯然不可能。但是陶澍的意見卻提醒我們，陶淵明詩句中可能的確有深意。謝晦的命運堪憂，眼明者自知。《宋書》卷五十七《蔡廓傳》載：「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也。』」蔡廓說，謝晦雖有立新君的大功，但他殺了新君兩個親哥哥，不但功高震主，而且狠毒也震主，更不知謙退，想通過保持軍事威懾的方式鞏固權勢，歷來新君政治上能掌控大局之後，一定會清算先朝舊臣，重用自己的新人，更不要說內外勾結、凌駕於皇權之上的舊臣權臣，那一定是要除之而後快的了。這一點，讀史有識之人不會不明白。而且，東晉士族權勢勝過皇權，晉末孝武帝以來，尤其劉裕掌權之後，打擊士族，伸張皇權的行動，也是彰彰可見的。前車不遠，陶淵明二十多歲時，謝安、謝玄等人雖有淝水之戰的大功，仍然被晉孝武帝壓制、打擊，不久都鬱鬱而終，這是他親眼所見。謝氏家族後來的代表人物謝混又因為支持劉裕的政敵劉毅，而為劉裕所殺，這也是陶淵明親眼所見。陳郡謝氏家族在晉末宋初的政治鬥爭中，作為士族代表，一直備受打擊，謝晦不知韜晦，反而鋒芒畢露，他的命運早已註定。現在龐參軍效力於謝晦，結局將會如何呢？

《大雅·盪》：「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善始善終，從來都是難事。陶公在臨別之際提醒龐參軍「在始思終」、「以保爾躬」，不正是「鮮克有終」之意嗎？君本佳人，與我詩酒相呼，促席道故，娓娓平生，而今要熱衷政治，就該逆料政治的風險。今日意氣洋洋，明日不免失志惶惶，何如我「靜寄東軒，春醪獨撫」呢？龐參軍的結局不可知，一個連名字都傳不下的小官吏，能好到哪裡去呢？五代江為，被殺前吟詩：「街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那是想退已經來不及退的人們最後的嘆息。（文/劉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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