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

《東方歷史評論》編輯部評選出13部作品為「2016年度歷史圖書」。我們在春節假期前後陸續刊登獲獎作品選摘。祝各位讀者新春愉快！

《未竟的往昔》

托尼·朱特（Tony Judt） 著

李嵐 譯

「二戰」之後，法國知識分子在歐洲文化及政治生活中扮演著獨一無二的重要角色，托尼·朱特在這部經典著作中分析了這個知識分子圈最大的衝突：如何回應共產主義的許諾及其背叛；以及在面對斯大林領導下的前蘇聯、共產主義的新東歐及法國本身的偽善時，如何維繫對激進理念的堅持。

朱特向我們展示了，這批處於時代先鋒的知識分子如何在戰後為某些「擺樣子公審」辯護，如何忽視共產主義背後的暴政和恐怖，甚至對民眾宣稱蘇聯式道路是通往解放的必經之路。此外，本書還對當時知識分子間逢場作戲、爭權奪利的情況進行了細緻描繪。其關注的對象不僅包括時髦的「存在主義」代表人物——薩特、加繆和波伏瓦，還涉及到了重要的天主教哲學家、中立的報界人士、文學批評家和詩人等。

雖然按照大致的時間順序來安排結構，但它並不是一部敘述史，它始終以知識分子獨立性這一命題為線索，是一本表達朱特對知識分子角色和責任理解的文集，是一份關於戰後法國知識界的道德狀況的研究報告。

以下文字摘自該書第十章《美國墮落了：歷史視角下的反美主義》。

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並不十分為歐洲人所喜愛，尤其法國人……歐洲人憎恨美國，是因為他們憎恨自己。

——克洛德·羅阿

自從西班牙的第一批傳教士為他們在新世界遇到的「高貴的野蠻人」的身份問題傷透了腦筋以來，歐洲的思想家就對美洲抱有一種複雜的情緒。他們著迷於它的空曠、它的財富、它的白板一塊，在這之上，是一個可被重新書寫的世界，同時，他們又排斥於它原始的簡單、它的新奇、它的十足的現代性。在所有的歐洲人當中，法國人最為激烈地表現出了這種複雜的感情。從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到讓-雅克·塞爾旺-施賴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他們在美洲發現了在他們自己的社會既定的因襲與慣例中所缺乏的活力、開放和千變萬化的可能性。與此同時，其他人因為厭惡它粗淺的文化和追求財富及成功的貪婪而對其嗤之以鼻。幾乎很少有法國文人會像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那樣以一種批判的贊同的眼光，費心研究和分析美國的深層模式和驅動力；但是，他的許多同胞成功了，他們效仿了他在面對美國模型的渴望，而後者預示著模糊不清的未來。

到19世紀中葉，在一些法國圈子當中，美國就已經成了脫離現實、令人不安的同義詞。在基督教社會主義傳統的烏托邦想像的背景下，皮埃爾·比謝（Pierre Buchez）的批判就變得可理解了：「這是根深蒂固的利己主義，邪惡成了慣常和規則，簡言之，這是人類命運的拜金主義。」但是即便悲觀的、哀悼的論調隨處可見，這也是人類歷史唯一一個可能的路徑，美國對於未來的歐洲而言是一個令人沮喪的警告。更為明顯地預言這一點的，是愛德蒙·德·龔古爾（Edmond de Goncourt），他在評論奧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手中改頭換面的巴黎城時不無失落地評論道：「這讓我想到了那些未來的美國的繁華都市。」到該世紀末，這一看法已被寫進了教科書—1904年出版的一本手冊這樣宣稱：「美國正在變成世界的物質中心，歐洲的知識分子和道德中心的地位還能維持多久？」

如是，現代法國對於美國看法的格局在「一戰」前就已經形成了（這離法國文人直接到訪並感受美國還有很長的時間）。美國擁有財富，它將很快能積聚力量。因而，它代表著最新興的世界，它是不羈於傳統與禁忌也並不複雜世故的人類事業。作為對照，歐洲已經「老了」，它的豐富性體現於觀念、遺產、文化和理解。要麼歐洲的未來就是美國（這是對歐洲而言最糟糕的結局），要麼為了維護其精神價值，奮起鬥爭，對抗美國。這些情感在「一戰」中得到了加強，並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一戰」中表現出來的技術和經濟資源令人生畏的毀滅性力量，使得人們對現代性產生了一種呈指數級增長的恐懼感和迫近感。除此之外，現在人們更有理由將現代性同美國對物質資源的壟斷聯繫在一起；在所有的超級大國中，只有美國在戰爭的經歷當中毫髮無損—且國力還得到了加強。對戰爭的得利方的仇視，使美國如今自然就成為激進意識形態和文化悲觀主義的靶子。

然而，「一戰」以後，作為現代性、唯物主義和自利的資產階級的代名詞的「美國」成了更大範圍及更為抽象的懷疑的對象—西方—的同義詞。在這裡，做一下背景介紹是必要的。這怎麼也算不上是歐洲知識分子第一次依據他們自己的世界而塑造出一個可疑的、輕蔑的厭惡對象，並寄希望於某個玄妙的他者。在18世紀，對中國及其器物的迷戀席捲了一些西方國家；到了19世紀，許多英國人、德國人和法國人受到了「東方主義」的吸引，沉浸於對一知半解的位於地中海東面和南面的神秘國度的讚美之中。俄國在那些年中同樣也成了一些西方文人好奇的對象。即便對東方的熱捧並不一定伴隨著對西方遺產的厭棄，但是仍然有一種自然的傾向，即用一種非歐洲的態度來看待歐洲自身。因而19世紀擁護獨裁統治的歷史學家以一種親斯拉夫的態度批判了「腐爛的西方」，並受到了西方傾慕者的追捧。然而，到了1917年，西方的自我仇恨的潮流指向了支配了世界上幾乎所有其他地方的毫無吸引力的並明顯不盡如人意的統治形式和社會秩序。偏好斯拉夫靈魂、中國的藝術或者伊斯蘭的神學是一回事，想像人類的政治未來在紫禁城之內或者蘇丹的一千零一夜之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俄國革命改變了一切。緊隨其後的，是土耳其的世俗化運動、阿拉伯世界和印度民族主義的崛起、日本作為一個地區強國的出現，還有中國即將發生革命的謠言，這暗示著，如果東方蘊含著一種神秘，那麼它代表著未來之謎，並非過去之謎。20世紀的激進分子，即便本身不是共產黨人，也在東方的劇變中看到了一個疲憊停滯的歐洲所不具備的活力和希望。在他的第一部意義深遠的作品中，25歲的安德烈·馬爾羅精準地抓住了時代的情緒，將缺乏優勢的西方同曾經代表異域的東方的希望放在一起比較。超現實主義者們同樣也陷入了一種對西方的衰落（斯賓格勒意義上的）和即將到來的東方的時代的迷狂之中；在馬爾羅的《西方的誘惑》 （La Tentation de l』Occident）一書出版的前一年，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這樣說道：「西方世界，你註定要消亡。我們是歐洲的失敗者……但願東方，和你的可怖，最終都能回應我們的呼喊。」

在20世紀的非政治時期，戰後的那一代迅速沾染了文化激進主義；許多知識分子並不喜好共產主義，他們對東方的興趣很大程度上是理論和美學意義上的。不知是什麼原因，東方總是比西方更有精神，也更有希望；至於究竟是什麼社會和歷史因素造成了東西方的這種差異，仍然是難以琢磨的。30年代末期以及「不服從者」的出現，使得對西方文明的批判變得更加明確，那時起，這個詞就濃縮了西方生活中所有不受歡迎或者令人不安的部分。所有這些批判有其獨特的形式，每一個都比前一個要更加極端、更具政治性。

最初是摩登美國，歷史的原始先驅者。在許多20世紀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早期的小說、散文和電影中，美國有時候是一種隱喻，有時候則是所有錯誤的、對現在不詳的徵兆。在《資產階級思想的消亡》（這個書名可以代表那些年很多人的心聲）一書中，埃馬紐埃爾·貝爾（Emmanuel Berl）將美國勢力及其影響力的興起看作是西方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的衰落的代名詞—「美國在拓展它的疆域，而西方的價值正在走向墳墓」。兩年以前，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出版了一部關於美國的作品，在其中，他以卓別林在《摩登時代》中所描繪的那個樣子來看待美國，所有人都淪為機器，我們的未來都是這副可怕的樣子：「我們西方人中的每一個人必須堅定地抵制美國的一切，從家庭到穿著，到他的靈魂。」

乍一看，這就像是一種簡單的反美主義，貝爾的書似乎也傳達了這一點。但是西格弗里德所暗示的是，我們需要審查我們自己的行為。「美國」就是我們，更確切地說，它是部分的我們，預示著威脅過去的所有東西，它的價值和它的精神。這也許聽上去很保守，但卻清楚地傳達著相反的信息。貝爾很年輕，對他的激進直言不諱。羅貝爾·阿隆（Robert Aron）和 阿爾諾·當迪厄（Arnaud Dandieu）也是，他們1931年出版的作品《美國癌症》（Le Cancer américain）是批判的雙聯畫的一部分；雙聯畫的另一半是同樣發表於1931年的《法蘭西民族的衰落》（Décadence de la nation fran?aise）。這些文章合在一起，不僅批判了生產主義、匿名性和現代性，也呼喚了一場道德的、幾乎是感性的革命，它使得這一代人同國外奉行法西斯主義的同代人如此相似。喬治·迪阿美爾（Georges Duhamel）在1930年發表的《未來生活之景象》（Scènes de la vie future）中，將任何與美國相關的東西都視為特殊性、多樣性和深度的崩壞，而這些都曾是西方文化的魅力和美德所在。失去了它們。西方就失去了它的可取之處，且在最淺顯的意義上，註定要熟透腐爛，迎來革命。

這些作家中的一些人，尤其是羅貝爾·阿隆和阿爾諾·當迪厄，在「工業化」中看到了現代性的特殊的罪惡，因此就在美國的生產技術中看到了摩登世界赤裸裸的寡廉鮮恥的縮影。確實，這能將他們同那些法西斯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區分開來，並將他們更為迅速地同反對革新的政治邊緣派聯繫在一起。法國，同德國或者俄國一樣，都存在著一種親密的關係，它形成於浪漫主義時期，居於反對工業社會與懷念早先的權威和秩序的形式之間。它的對應物，烏托邦社會主義及其體現在世紀末的田園生活者身上的反資本主義的形形色色的產物，向來影響甚微，亦未被廣為接受，且早已完全被紮根於工人的勞工運動的城市社會主義黨派所挫敗。因而，那些將美國看作是現代大生產和技術下苦難的根源的人，不是暗地裡的保守主義者，就是政治上的邊緣分子。但這並不能阻止他們為一個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群體代言。甚至是雷蒙·阿隆，在那些年也引述過伯特蘭·羅素的斷言，即這個時代的偉大使命就在於，反抗工業文明的全人類的鬥爭。

在其他方面顯得不合時宜的角色安托萬·德·聖-埃克絮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卻恰好契合了這樣的背景。儘管他著迷於現代機械，他卻將工業社會看作是巨大的精神空虛的根源，一個讓人類迷失其中的空間，他們的個體性消失在這個時代的主要國家和體系的化整為一的傾向當中。從這個意義上說，德國的納粹主義、蘇維埃的共產主義、（尤其是）美國的資本主義在他看來都是全然相似的，在許多其他人眼中也是如此；穆尼埃神秘的人格主義也從類似的前提出發。他相信，法國已經染上了工業社會的疾病，一種美國癌症，但仍然有希望和生還的跡象。因此，聖-埃克絮佩里仍有意願為其而戰：「我將反對那些試圖將一種風俗強加於他者、一類人凌駕於另一類人、一個人種高於另一個、一種思維方式凌駕於其他所有的思維方式之上的那些人。」同英國人一樣，許多法國人看到他們的國家為了維護這種個體性、這種自主性，面對現代性和極權主義的猛攻在獨自戰鬥。

然而，到了30年代，反美主義又出現了一個更深層次且尤其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版本，它將美國同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因而，它不再以反西方或反工業社會為名號，而是舉起了現代性的替換選項，如今同共產主義聯繫在一起的東方救贖的希望的大旗。既然共產主義如聖-埃克絮佩里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樣，同「美國」一樣都主張一種反個體性和整合化的意識形態和體系，因而那些年它的訴求有著自我限制的特點；因為美國和蘇維埃都強調量產和物質轉化，所以許多進步的知識分子對兩者持同等排斥的態度。但是30年代的蘇維埃共產主義沒有過多地利用反美的情緒和此類的早在10年前就形成的反西方的情感。它不僅代表著未來（對馬克思主義者和許多非馬克思主義者而言），而且它還是自1935年以來維護現狀不受法西斯主義和反動勢力影響的主力軍。並且，1918年之後，它手中又多了一張王牌，蘇聯是國際社會中勞苦大眾的一部分，它同其他許多國家一樣，不管它們曾站在哪一方，也是「一戰」的戰敗國。

對於大多數法國觀察家來說，1918年真正的贏家就是「盎格魯撒克遜人」。背信的外交和原始的財力使得美國和英國成了戰後條約中唯一的曖昧不清的獲利者（當然，英國人不這麼看，他們將美國視為唯一一個獨佔了勝利的經濟收益的國家）。於是，法國首次出現了「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的提法；那是一種國際的掠奪者，而法國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充當某種搖尾乞憐的走狗角色，最糟則成了一個事實上的無產階級國家。那時的左派把所有的資本主義視作是國際性的，所有資本家都是逐利且有罪的。並且，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法國人的扭曲心智將資本主義的罪惡大體上歸於外國人，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在抵抗運動中有許多這樣的人，他們都大聲呼告其想要將法國從國際盎格魯撒克遜資本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決心，即使那個時候，他們正在同聲稱與他們做著同樣事情的通敵者進行一場生死鬥爭。

最後，除了上述的形式以外，兩次世界大戰間存在著一個最初含蓄而又逐漸明晰的反美主義的扭曲的變體，即美國人同猶太人的聯結。這種偏見的根源可以追溯至數十年前：人們有充足的理由將猶太人同歐洲精神中的現代性關聯在一起，猶太人在社會中自由流動，並且能在公共生活中發揮積極和重要的作用，這些都是現代世界的阿基米德出發點—法國大革命的直接產物。 然而，鑒於資本主義和工業或許成了現代性的隱喻，或現代性的立體表徵，歐洲猶太人的解放就是現代的決定性因素，是其開明想法及其體現於現代政府和法律中的合理性所在。因而，那些將猶太人的出場視為現代性最具說服力且最令人困擾的徵兆的人，不僅是有邏輯的，而且也是相當敏銳的。猶太人（同美國人一樣）是無根的，他們僅同他們的生存手段與現狀相關。由於品味和鑒賞力是經年累月的國家和民間文化的產物，猶太人（同美國人一樣）就必然缺少品味和文雅；他們取得財富的方式，打破了物質實力同文化權威之間的關聯，因而（同美國人一樣），他們的購買力和偏好會污染西方文明。

這並非極端的、邊緣化的偏見。愛德華·德拉蒙特（Edouard Drumont）對艾菲爾鐵塔的評價是，「這種現代生活的愚蠢的見證……對猶太實業家而言是一種福音」，很多人已經做出或者將要做出類似的評論。直到1944年，反猶主義在政治分水嶺的兩邊都得到了認同，還有許多這類對猶太人表達了厭惡之情的作家，他們很有可能驚恐於自己的立場會被控帶有偏見，更不用說種族主義或者煽動種族滅絕。參與了德雷福斯事件的紀德並非出於對猶太人的愛。以尖酸的筆調諷刺西班牙內戰中的天主教暴行的喬治·貝爾納諾斯（Georges Bernanos），在幾年之前就寫過一本有影響力的書，在其中，他不僅讚揚了德拉蒙特的思想遺產和影響力，還明確將反猶主義同它值得推崇的雙生子反美主義相提並論。保羅·福雷以及工人國際法國支部中在1937年之後反對萊昂·布魯姆的大部分少數派，從來也未曾掩飾他們潛在的反猶情緒；他們如此放任這種想法的原因就在於這一將反猶主義等同於反資本主義的傳統可至少追溯至普魯東。既然資本主義愈發被視為是美國特有的和最重要的產物，循環就完成了。布魯姆冒著戰爭的危險堅決抵抗希特勒的行為則表達了他作為猶太人對盎格魯撒克遜經濟帝國主義的同情。到1940年的法國，很少有人能將這極端邊緣化的慕尼黑社會主義立場同羅貝爾·巴西拉奇的主張區分開來。是什麼區分了我們和美國？巴西拉奇在一篇戰爭早期寫的文章中這樣問道。答案是三重的：它的偽善（常見的指控）、它的美元和跨國境的猶太人。作為世界上猶太力量的最後堡壘，美國是革命者和反動派、社會主義者和反現代主義者共同的敵人。

儘管戰爭和德佔時期中左派改變了政治術語，維希知識分子繼續以同樣的方式進行論證。因而，維希政權對許多反共和知識分子的最初吸引力還需要同滲透到政權內部的反美和反猶的語言結合在一起進行考量。這也是戴高樂在同貝當政權鬥爭過程中的弱點之一，他過於依賴「盎格魯撒克遜人」了；抵抗者和通敵者都對這一點頗有微詞。在1940年，英國炸掉法國的艦船並棄之而去，現在還安全地呆在他們的海防線之內。繼續鬥爭不僅是投英美之所好，而且在法國左翼抵抗者的眼中，如果解放法國只是為了將其交回導致其失敗的無能的資產階級手中，或更有甚者，交到對其有恩的外國資本的手中，那麼鬥爭就是毫無意義的。

因而，戰爭也許遠不是想像的那樣意味著決裂和分水嶺。反猶主義失去了它的可敬地位，但是在一個複雜的悖論當中，反美主義的情緒卻加重了。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釋這一點：用簡單的話說，對美國的仇視來自它在戰時對法國城市（魯瓦揚、勒阿弗爾）的轟炸，來自它在光復的幾個月內對法國的實際佔領，來自與法國的貧困相對照的美國的富足，來自其戰後對財富和權力的壟斷，也來自其在法國人寧可不加入的西方聯盟中的霸權地位。

法國人，尤其是法國知識分子，患上了一種更為複雜的挫敗和無力的綜合症（英國人也有同感，只是並未如此強烈），他們憤恨被美國人解放的事實，憤恨他們恥辱的戰後地位，尤其憤恨需要畢恭畢敬地感謝美國對法國重建的援助。相形之下，俄國人則是可以被遠遠地崇拜和讚許的對象。1948年，法國的外交陷入了谷底，但是遠在那之前，法國的國際地位的下降就已經顯而易見了。在1946年的冬天，就尋求美國的緊急援助和法國戰爭欠款的削減或償還問題，萊昂·布魯姆去了華盛頓。在1946年5月的《布魯—拜尼斯協定》中我們看到，他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就是降低稅率及其他經濟壁壘，這就導致了法國暴露在比之前更多的美國商品、物資和文化的衝擊之下。緊接著對第四共和國以及抵抗運動的期待的普遍幻滅，這種美式的「入侵」使得美國成了所有這一切的自然的靶子—有很多人都持這種看法—在冷酷的戰後歲月，需要找到一個仇視的對象。

必須為這些新的看法加上一些連續性。儘管對現代的厭惡並未以原有的形式復興，它卻以一種新的形勢延續下來了。30年代的青年作家對近現代德國思想的熱情現在被徹底併入了法國本土的變體當中；居於中心地位的，是海德格爾對「技術文明」的厭惡。雖然法國存在主義哲學並沒有像海德格爾的中歐讀者那樣給予他很多關注，但他思想中的這一維度仍然是隱約在場的。在許多厭惡美國文化和其使人失掉人性的影響的表述中，在對反現代生產和產品的共產主義運動表達的同情中，很明顯有30年代論述的迴響。亞歷山大·科耶夫在垂暮之年沉思著這樣一個主題，人類莫不是飽受想做而又無事可做的慾望的折磨，最終總是會選擇「像美國人那樣生活」。即便是那些反共主義者也持相同的觀感，喬治·貝爾納諾斯在其40年代晚期的許多作品當中，都警告了在東西方地平線上隱約可見的技術專制和機械文明。真正的敵人是「生產主義的精神」本身。

在這個意義上，克洛德·羅阿非常精準地看到了，法國讎視美國，其實是法國自我仇視的升華。包括共產主義者和其他人在內，從戰後至少一直持續到1948年的對生產主義的迷戀，在很多人看來，都意味著不論好壞，法國都背離了它的傳統、它的習俗和它真正的自己。穆尼埃的「人格主義」革命的夢想遭到了威脅，他在1946年寫到，威脅來自包括蘇維埃在內的很多地方，但尤其來自美國。10年之後，其《精神》雜誌社論的繼任者仍然堅定地維護著這一觀點：

我們批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理想化了人，並對其易謬性視而不見，但是一個普通的美國人更盲目。對於一個嘲弄和諷刺西方精神傳統，並使人變成平面化的、被剝奪了卓越和深度的存在的文明，我們還能期待什麼呢？

這並非孤立的評論。貫穿那一時期的始終，《精神》尤其會在其專欄中增加些諷刺美國罐頭文化的內容，這幾乎成了例行公事；對大西洋彼岸更大的精神威脅擺出恩賜態度或者輕蔑姿態能夠緩和對共產主義社會的批評。因而，一篇1952年的社論如此提醒它的讀者：「從一開始，我們就在譴責美國文化從根本上給我們的國家帶來的威脅，一種對歐洲精神和道德內聚力的威脅。」相形之下，蘇維埃的威脅就微不足道了。

這些崗位所傳達出的此類看法也許正是人們所期待的—《精神》的字裡行間透露出的些許令人窒息的道德優越感（《世界報》亦如是，它的編者不喜歡共產主義者，但卻鄙視美國）常常對「美國的生活方式」的魅力擺出一副不接受的態度。類似地，並不出人意料的是，莫里斯·梅洛-龐蒂發現，無論如何，比起美國人，他在理論上同共產黨人有更多的共同點—「總而言之，作為一種全局策略的原則，人們間的互相欣賞和無階級社會要比美國式的成功來得更明確一些」。或許研究弗朗索瓦·莫里亞克的觀點是更有意思的，他從始至終都未被指責有哪怕一點點的親蘇維埃的動機。莫里亞克跟在其之前的蒂埃里·莫尼耶一樣，都認為沒有必要到訪美國就能確定自己的想法—到50年代末期，「美國的生活方式」既陌生又熟悉：「這個國家……比其他任何國家對我而言都要陌生。我從未到過那裡……這麼說的目的是什麼？它所做的不僅僅是拜訪了我們，我們已經因其而改變了。」

這並非莫里亞克倉促下的結論。同戴高樂一樣，他對美國事物的厭惡紮根於他的文化、他的宗教和他對祖國的最重要的東西（及其祖國的衰落）的認識。儘管以他的聰明才智，並不是不能意識到對於戰後歐洲而言，美國在場在戰略上是不可避免的，他也從未表達過與其同僚類似的那種極端的憤恨之情，但他在不止一次的場合中表達過對他們的情緒的同情。在1950年9月，出於某種移情作用，他引述了克洛德·布爾代在《觀察家》上的情感的迸發（眾多類似狀況中的一種）：「法國越來越深陷於動蕩的、意氣用事的，甚至有時候歇斯底里的美國陣營中去了……」「歇斯底里、動蕩、意氣用事」—這是對薩特的宣稱「美國墮落了」的預先呼應，布爾代寫這篇文章的時間實際遠早於羅森堡事件收場之時。莫里亞克的措辭是更為溫和的，但是在認為美國文化中有些失控的、膚淺的和不可靠的部分這個方面，兩者是共通的。

原因之一在於，跟布爾代一樣，莫里亞克越來越關注逐漸迫近的殖民危機。這就使得他對法國政府持一種日益批判的態度，同時對國外的法國評論家的道德立場保持敏感。這個問題在越南時期潰爛流膿，在蘇伊士運河之時達到了最高點。莫里亞克1956年10月這樣寫道，美國人究竟有什麼資格來批判法國的殖民行為？他們在自己的殖民主義問題上竭盡所能，並且為了實現它，除了種族滅絕以外，他們什麼都會去做：「我們墮落到要向這樣一個充滿毀滅性的國家學習經驗的地步了嗎？」跟莫里亞克不同的是，另外一些認同法國的海外殖民的人則提醒了舊有的殖民地落入他人囊中的危險—雅克·蘇斯戴爾（Jacques Soustelle）擔心，一個獨立的阿爾及利亞會落入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或者是美國人之手，也有可能政權在這三者間迅速更迭。這一認為去殖民化是大國之間零和博弈的遊戲、法國人的失利就是美國人的得利的看法，在當時是極為普遍的。

因而，1956年知識分子興趣從共產主義到反殖民主義的轉移，仍然是出於反西方和反美的動機。只是，當早年的反美情緒變身成為更抽象的和更形而上的高雅文化或人類狀況的構想時，如今的西方則背負了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具體和顯而易見的失敗的罪名。在這些問題上，法國知識分子中間存在著很大的共識。艾田蒲，一個毫不留情地批判其奉行進步主義的同僚的混亂思維的評論家，不僅同意他們關於美國的看法，即美國代表了一種沒有價值的文明，它的最高成就不超出《讀者文摘》之外，而且，他還警告美國人不要專橫地向法國人提供關於如何生活的建議。在人們普遍憂慮迫近的核戰爭之時，他建議道，「比起承諾一個過於完美的，甚至是永恆的寧靜」，美國人倒應該反觀自身的罪惡。單單是黑人的境遇這一項就足以剝奪美國在道德或處世之道上提供建議的資格。他雖然不如穆尼埃或者布里耶神父（the Abbé Boulier）走得那樣遠，生怕譴責共產主義就會正中帝國主義下懷，但他確實支持他們的主張，即只有那些「雙手清白」的人才有資格暢所欲言。

這個關於問心無愧的問題在那個10年當中困擾了許多人。在戰後初期的那些年，令人惱怒的是，美國人看上去無憂無慮，並沒有受到歐洲複雜和矛盾的過往的困擾。穆尼埃認為，正是這種問心無愧的心態和技術資源的結合才構成了美國佔領世界的最強大的驅動力，因而，當薩特和其他人不無歡欣地將他們的時間和雜誌都投入到展示美國人的手如何骯髒的時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阿瑟·庫斯勒抗議說，一個人不需要純潔無瑕才能去關注和譴責那些犯下更大罪惡的他者，只是他的主張在那些年很少有共鳴者。滲透美國的非正義和一攬子打包並輸出國外的馬歇爾計劃為批評他的那些人找到了一個將視角投向別處的非正義的借口。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它對戰後西歐的控制產生了一種扭曲的預設，即美國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納粹的繼承人。按照這個思路，不僅所有進步思想者都義不容辭地將火力對準美國人，甚至是想要成為後者同盟的那些人也會發覺自己正處於一個微妙的境地。

法國共產黨人極為敏銳地利用了這一時機。同他們的義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及其他地方的同志一樣，他們自我宣稱是未能完成使命、屈服於外國和法西斯控制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繼承人。如今，他們把關於政黨、階級和民族的政治語言融成了一種語彙，最初使用它來反抗德國人，並進一步將其開發成為對抗新的統治者及其當地的合作者的工具，在本質上，這種語彙並未發生變化。因而，那些在抵抗運動時期並無大的作為的知識分子和非共產黨的政治人物從這種語彙中求得了安慰。乍看之下，這種同納粹德國之間的類比並不十分可信，但它實際上暗含著某種邏輯。對於朱利安·班達那種對德國充滿憎惡的人來說，即便是希特勒的倒台也並不意味著勝利。德國的理念也許早已在其他方面成功了。在戰後的那些年，仇恨和害怕的對象不再是萊茵河對岸的德國，而是自覺且有意地振興其在舊德國的半壁江山，並且為了反對和阻止蘇聯的革命野心的美國政府。

1948年以前，這些感覺都是緘默的。戰後格局未定，許多法國的中間及左翼政客都在尋求得到美英的幫助以徹底瓦解德國，蘇聯人和美國人仍然在不友好和缺乏成效的氛圍中繼續磋商。但是一旦區隔確定，馬歇爾計劃便得到了通過，美國復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計劃就變成了現實，法國想要保持中立的夢想破滅了，美元同德國馬克之間的自由兌換使得馬克在很多市場上成了通用貨幣。如今，共產黨人能坦率地宣布舊的和新的佔領者之間的共同之處。法國再一次成為「被佔領的國家」，美國文化和資本的影響跟三四十年代的納粹那樣無處不在且有害無益，因而所有真正的法國人的任務就是要「抵抗」。這種類比有其豐厚的土壤。《精神》《觀察家》，尤其是《基督教見證》，在1948年至1953年持續扮演了敵視美國的一切的角色；經濟援助、柏林空投、北約、朝鮮戰爭，對於歐洲的國防軍的提議以及德國的重新崛起不單單是被看作是政治的或者軍事的錯誤，亦非美國想要拓展並保護其經濟影響力的證據。遠甚於此的是，人們寫下並談論的，都是關於美國動機的確證—想要佔領和侮辱歐洲，尤其法國。

通過一種有趣的變換，一些人將法國的現代化看作是一個騙局；如果世界上最現代的國家—美國成了新的佔領者，任何法國本土居民對改變經濟現狀或者重建經濟和政治生活的努力都只會對美國人有利。因而，依據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說，孟戴斯·弗朗斯和「孟戴斯主義」只是為了從一個技術統治論的層面來「促進」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他們只是傀儡。反觀其回憶錄，她仍然是從一個60年代早期的制高點位置來宣布這一點的，「這僅僅是一個裝扮起來的右派」。至於法國參與的歐洲重建，「歐洲神話」不復存在，它無非是一個恢復聯邦德國的力量以制衡蘇聯在民主德國的合法權威和影響力的美國策略。事到如今，光復運動的失敗被年代錯置地完全歸咎於華盛頓。一個受盡屈辱且筋疲力盡的法國好不容易才擺脫了一個佔領者，卻又更加徹底地落入另一個更具破壞性的佔領者手中，因而，一種精神抵抗就在道德上對每一個人提出了義不容辭的要求。

知識分子中間派是最常持這種反美主張的這一點也許值得一提。1953年的一次民意測驗顯示，法國人口當中高學歷的那部分人也同樣最可能對美國持批判態度，這一結果或許在意料之中，但是仍然值得深究。畢竟，經濟問題和政治的不確定性是普遍的，美國的權力和特權無論對消息最不靈通的工人，還是對最富經驗的學者和記者而言，都是顯而易見的。那些年美國的陰影無處不在。沒有什麼領域能像電影業那樣到處充斥著美國入侵的證據，這也是批評家常常會引證的對象。在維希政權時期，自「一戰」以來，法國電影總會在第一時間佔據國內市場，而美國和其他外國的娛樂行業是被大規模禁止的。但是自1946年開始，美國電影的進口（包括許多三流的公司在戰時製作的電影）迅速增加：在那年的前6個月中，就有36部美國電影在法國上映；到了1947年的相同時段，影片的數量達到了338部。在未來的幾十年中，美國製作的電影佔據了影片總量的50%，觀影率保持在43%左右。這些電影中的大多數都沒什麼可取之處（美國30年代的影片要明顯好得多），並且許多都是相當平庸和缺乏深度的。它們並未直接宣揚民族主義或者反共主義，它們僅僅是對美國現代生活當中最無趣一面的直截了當的反映。

儘管如此，麗塔·海華絲（Rita Hayworth）、可口可樂和出手闊綽的美國大兵這一固定搭配套餐看上去並沒有過多地扭曲法國民眾對美國的觀感以及它同法國的關係。仇視被美國人解放和「佔領」的同一批法國公眾到1948年已經相當清楚，美國的援助對於法國國家復興而言至關重要。但這並未使得美國變得廣受歡迎：儘管到1950年，美國已經成了大多數民眾心目中最的國家，但這伴隨著最高的負面評價，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對它的反感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包括德國。然而除了那些年輕的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以外，法國人在總體上壓倒性地贊同美國，即便他們害怕和厭惡它的經濟實力，並且反對它的一些外交政策，比如扶持一個新興的聯邦德國。到1953年，受訪的人當中有61%「贊同」美國，只有8%的人表達了「反感」，5%的人「不信任」，以及1%的人「仇視」。因而，值得指出的是，共產黨選區中有相當可觀的人並未明顯地厭惡華盛頓—而所有受訪人群中只有10%更偏好一種法國—蘇維埃聯盟。

這個問題比任何其他問題都具有代表性，知識分子共同體已經同國家的其他群體割裂開來了。這一點是有其邏輯的。法國與美國的最顯著也最持久的不同在於，知識分子在美國公共生活中的作用。相較於他們的法國同行，美國的知識分子在其文化當中處於邊緣地位。出於很多原因，美國知識分子很難對民眾的看法造成什麼影響，更不用提公共政策了。因而就歐洲和法國對知識分子及其角色的認知問題，美國的經驗有害且不適用（如今仍然如此）。如果「美國」代表了未來，那麼它就指向了這樣一個社會，知識分子的作用，不論是其真正的角色還是自我界定的那種，都將極大地縮減。蘇聯代表了一個知識分子、藝術家和科學發揮重要作用、扮演令人尊敬的角色的社會，和它比起來，這種差距就會特別顯著。在這個方面如在其他方面一樣，蘇聯似乎是更。反對美國及其生活方式因而就成了歐洲知識分子進步性質的自利行為，也是一個為了理想的西方而對抗來自大洋彼岸的異己版本的防禦性舉動。如果就是西方的未來，那麼東方是更可欲的，它提供了一種取代技術的價值，取代孤立的承諾，取代滿足和成功的希望和鬥爭。於是，某些東歐的審判秀特彆強調的這些主題如今就成了對他們有利的論據。

法國知識分子在美國議題上顯然的邊緣地位在那時並不成為一個問題。許多知識分子竟都對他們自己狹小的文化圈子和社會圈子以外的觀點（以及生活）知之甚少。當他們尋求工人的支持之時，他們找到了共產黨人。當他們尋找他們觀點的回應及其影響力之時，他們發現大量的雜誌關注他們並且只關注了他們。雖然他們通常並未意識到這一點，巴黎的知識分子圈子，比照倫敦或者紐約，幾乎是同民眾分離和隔絕開來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法國知識分子將這種自身的邊緣性看作是榮耀的徽章。有時，同早年的薩特一樣，他們將這種孤立當作是自我撕裂的美德；後來，同樣是同薩特一道，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承諾當中失掉了他們的特性。然而，即便是後一個狀況，承諾本身就是一個行動，它的目的是克服知識分子生活的存在境遇，使得那種寂寞的、邊緣化的狀況成為知識分子經歷的中心議題。

自從知識分子意識到自身的存在，上述這些特徵就顯露出來了。將現代知識分子同他們的空想的、放蕩不羈的、為德雷福斯辯護的以及不合作的前輩區分開來的是如下這一點：鑒於後者幾乎總是樂於現狀，戰後知識分子在他們的反美主義以及其他問題的態度上，不再依靠他們自身的判斷。如今已經沒法再說，「現代」在審美意義上是令人不快或者在精神層面上是沒有價值的。從某種可論證和「客觀」的意義上，這種說法也變成錯誤和失當的了。評價它的正式標準是，它給大眾帶來的或者將要帶來的是好處還是害處，但從中沒法推出大眾對美國事務的熱情程度，因而就出現了一個障礙。取代大多數人的位置的，是靠不住且互相矛盾的概念—一個被假設具有實在性的前後一貫的工人階級；以他們的名義，在其他方面奉行自我剋制的知識分子才得以做出判斷。對於人來說，美國是一個威脅。對於工人群體而言，西方的價值是一種偽善。含蓄地以的利益為旗號，進步和進步的立場就是可被識別且可被追隨的。為了這個天堂般的比揚古（Billancourt），我們如今必須把我們的注意力投向那裡。